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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进入9月，又有3名局级以上官员向纪委监委“主动投案”，包括河北邯郸原市委书记高宏志、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史长友、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
其中，高宏志、文国栋的投案有些“出人意料”。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30日下午，高宏志还“不打招呼、不设路线，轻车简从深入部分市直单位暗访检查”，9月2日主动投案;文国栋则是今年7月刚升任副省长，9月主动投案。
事实上，从年初至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经陆续公布一批官员主动投案的消息。什么力量影响着这些官员的决定？主动投案的官员，最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
一
“我觉得我跑不掉了，寝食难安，连做梦都是纪委找我谈话。”
2019年6月19日清早，四川省遂宁市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建培到市纪委监委投案，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牟利、先后34次收受他人所送现金122.5万元的问题。
张建培称，走进市纪委监委大门那一刻，自己“如释重负”。
浙江省丽水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钟建安也有类似感受。2019年7月，听闻丽水市纪委监委对自己展开调查，钟建安迅速退还部分钱款并准备串供。然而，随着关键涉案人员相继被谈话调查，他愈发坐卧不宁。
毕竟，钟建安曾受朋友之托做有偿中介，谈成一次“买卖”就收受100万元好处费;为企业违规行为“打招呼”，事成后收下盛有50万元的“红酒”;企业主“出资300万元给我‘跑官’，就是希望我职务升迁之后能对他的企业多点关照”……
重压之下，钟建安求神拜佛、算命卜卦。感到“快撑不住”时，他最终决定投案。在忏悔录里，他形容投案之后的状态：“犹如抽丝剥茧般直捣心灵深处，心情好像从来没有如此平静过。”
也有官员在退休后主动投案。
比如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投案时已经退休15年。退休前，他与当地商人孙某某合力开办房地产企业，孙某某出资3000万元，陈建设持股15%;在职及退休后3年间，陈建设在原管辖区多家企业兼职取酬，税后金额共计230余万元。
即便在外人看来“平安落地”，陈建设却心下难安。
“我感觉组织已掌握了我的违纪违法事实，当时想了两条路，第一是逃往国外，但看过媒体报道，已有许多‘百名红通’人员被陆续追回，说明这条路已走不通;第二就是主动投案，与其组织找上门，不如主动向组织交代，坦白从宽，争取从轻处理。”陈建设说。
二
2018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主动投案”消息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手机上看到这条消息时，安徽省凤阳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成龙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半个月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铁“主动投案”的消息让他明白，“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8月20日，史成龙主动投案。
艾文礼投案后一个月内，全国各地有数名局级干部主动投案。2018年8月2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题为《切勿错失机会尽快投案自首》的评论，称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之下，“自首效应”正在形成，迷途知返才能重归正道。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谁都懂。但梳理中纪委的通报可以发现，不少官员在面对组织审查时依然负隅顽抗，有的联合串供、转移赃款、伪造证据，有的愤而打击报复举报人，还有的案发前“模拟情景”、研究对策。
一些问题干部后来坦言，脑中曾多次闪现主动投案的念头，甚至在纪委门口徘徊过好几回，就是缺少“临门一脚”的勇气。
要让这些干部“主动来、如实说、彻底退”，不仅需要严格依据法纪、事实这两个“定量”，还需要充分考虑态度这个“变量”，两方面结合、做好问题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
三
说到底，高压反腐的强力震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感召，是促使问题官员迈出主动投案“临门一脚”的重要因素。在处理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主动投案时，突出“主动投案”情节与“从宽处理”结果，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
比如，在对艾文礼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使用“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的表述，检察机关中亦提出对其予以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最终，法院判处艾文礼有期徒刑8年。
如今，将“主动投案”情节与“从宽处理”结果在通报中突出，已成为常态。而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理念下，主动投案渐成趋势。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有10357人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5人、省管干部119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这样一则案例：
陶红、陈亚东、张建培、王衡等人相继被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判决。判决书显示，王衡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陶红、陈亚东两人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10年6个月。
“4人几乎同时涉案，如今处境却截然不同。张建培、王衡主动投案，得到从宽处理，原本三年以上的刑期减少到了两年半;陶红、陈亚东负隅顽抗，拒不如实交代问题，却也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当地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强烈的反差，就是要让问题干部明白——
“主动与不主动，结果大不一样”。
其中，高宏志、文国栋的投案有些“出人意料”。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30日下午，高宏志还“不打招呼、不设路线，轻车简从深入部分市直单位暗访检查”，9月2日主动投案;文国栋则是今年7月刚升任副省长，9月主动投案。
事实上，从年初至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已经陆续公布一批官员主动投案的消息。什么力量影响着这些官员的决定？主动投案的官员，最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
一
“我觉得我跑不掉了，寝食难安，连做梦都是纪委找我谈话。”
2019年6月19日清早，四川省遂宁市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建培到市纪委监委投案，交代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牟利、先后34次收受他人所送现金122.5万元的问题。
张建培称，走进市纪委监委大门那一刻，自己“如释重负”。
浙江省丽水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钟建安也有类似感受。2019年7月，听闻丽水市纪委监委对自己展开调查，钟建安迅速退还部分钱款并准备串供。然而，随着关键涉案人员相继被谈话调查，他愈发坐卧不宁。
毕竟，钟建安曾受朋友之托做有偿中介，谈成一次“买卖”就收受100万元好处费;为企业违规行为“打招呼”，事成后收下盛有50万元的“红酒”;企业主“出资300万元给我‘跑官’，就是希望我职务升迁之后能对他的企业多点关照”……
重压之下，钟建安求神拜佛、算命卜卦。感到“快撑不住”时，他最终决定投案。在忏悔录里，他形容投案之后的状态：“犹如抽丝剥茧般直捣心灵深处，心情好像从来没有如此平静过。”
也有官员在退休后主动投案。
比如绍兴市政协原副主席陈建设，投案时已经退休15年。退休前，他与当地商人孙某某合力开办房地产企业，孙某某出资3000万元，陈建设持股15%;在职及退休后3年间，陈建设在原管辖区多家企业兼职取酬，税后金额共计230余万元。
即便在外人看来“平安落地”，陈建设却心下难安。
“我感觉组织已掌握了我的违纪违法事实，当时想了两条路，第一是逃往国外，但看过媒体报道，已有许多‘百名红通’人员被陆续追回，说明这条路已走不通;第二就是主动投案，与其组织找上门，不如主动向组织交代，坦白从宽，争取从轻处理。”陈建设说。
二
2018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主动投案”消息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手机上看到这条消息时，安徽省凤阳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史成龙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半个月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铁“主动投案”的消息让他明白，“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8月20日，史成龙主动投案。
艾文礼投案后一个月内，全国各地有数名局级干部主动投案。2018年8月2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题为《切勿错失机会尽快投案自首》的评论，称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之下，“自首效应”正在形成，迷途知返才能重归正道。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谁都懂。但梳理中纪委的通报可以发现，不少官员在面对组织审查时依然负隅顽抗，有的联合串供、转移赃款、伪造证据，有的愤而打击报复举报人，还有的案发前“模拟情景”、研究对策。
一些问题干部后来坦言，脑中曾多次闪现主动投案的念头，甚至在纪委门口徘徊过好几回，就是缺少“临门一脚”的勇气。
要让这些干部“主动来、如实说、彻底退”，不仅需要严格依据法纪、事实这两个“定量”，还需要充分考虑态度这个“变量”，两方面结合、做好问题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
三
说到底，高压反腐的强力震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感召，是促使问题官员迈出主动投案“临门一脚”的重要因素。在处理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主动投案时，突出“主动投案”情节与“从宽处理”结果，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
比如，在对艾文礼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首次使用“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的表述，检察机关中亦提出对其予以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最终，法院判处艾文礼有期徒刑8年。
如今，将“主动投案”情节与“从宽处理”结果在通报中突出，已成为常态。而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理念下，主动投案渐成趋势。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有10357人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5人、省管干部119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这样一则案例：
陶红、陈亚东、张建培、王衡等人相继被四川省遂寧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判决。判决书显示，王衡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自首，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陶红、陈亚东两人则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10年6个月。
“4人几乎同时涉案，如今处境却截然不同。张建培、王衡主动投案，得到从宽处理，原本三年以上的刑期减少到了两年半;陶红、陈亚东负隅顽抗，拒不如实交代问题，却也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当地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强烈的反差，就是要让问题干部明白——
“主动与不主动，结果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