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有一组古代玉圭，上面饰有凸起的勾连兽面纹、人面纹、鹰鸟纹，作品应属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人首，玉鹰同这类玉器上的纹饰有相似之处，但作为装饰的独立图案并未出现。
　　清代的乾隆皇帝对这一组玉圭是非常喜爱的，在上成刻了诗，还刻上了“古希天子”等自己喜爱的印章。这组玉器便成了国宝级的藏品。
　　对于收藏此玉圭，乾隆还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对这组玉圭进行仿制，其二是考证题诗。宫廷制造了一批带有千字文序号和“乾隆年制”款的玉器，目前已知的最大序号不超过二百，其中有多件仿古玉圭玉器，或为白玉，或为绿玉，或为青白玉，阴刻图案者少，阳文图案者多。如“故宫藏玉”所录“元字三号”为碧玉制品。所录“洪字七号”为白玉作品，一面为具象的人面纹、一面为抽象的勾连兽面纹，纹饰的下方还有一组复杂的变形兽面纹。不知为何，这些作品所仿的原型，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圭，但仿品多近似斧形，下窄而上阔，对于这些作品有学者称其为斧，有学者乃称其为圭。作品窄端有孔，若人面、兽面纹放正，侧斧的刀向上。
　　在带有千字文序号玉器之外，还有一些这类玉圭的改制品。其中精品不多，近年，发现的一件由旧玉器改制的仿古兽面纹玉圭，应是这类玉器中的精品，作品为旧玉改制，原作品为龙山文化或齐家文化的玉器，圭的表面保留着旧玉器的皮壳，刃和顶部也是旧器物的原作。玉已风华受沁，褪去原有玉色，带有蠕虫状黑色斑，这种玉料及旧色，在我国西部早期玉器中是常见的。这件玉器的两侧及两面略有改动，侧面的改动使其形状更规则，表面的则仅有平磨，使其更光润。这类玉器在陕西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前部有刃，中部呈细腰状，有学者称其为璋，还有学者称这种细长方形，顶部薄而方的玉器为圭。
　　这件玉圭的两面都刻有凸起的仿古花纹。按照古代玉圭的摆放方式，刃部向上时，图案为正。有人面纹的一面是圭的正面，图案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其下有一排旋转的涡纹和弦纹，在向下是人首图案，人首为环形眼，嘴中呲出獠牙，同新石器时代玉圭相比，这些图案有了很大的变形。作品背面饰有凸起线条组成的兽面纹，上部的纹饰同山东日照发现的龙山文化玉圭花纹相似，由勾连线条组成，眼部形状明显，其它部位则抽象变形。图案之下以二方连续的涡纹为界，再其下又是一组兽面图案，兽面图案的额部有较大的夸张变形，从圭两面花纹图案的结构来看，图案为仿新石器玉器图案风格，从加工技法上看，图案加工为明清时期玉器加工技法。
　　圭的正面刻有乾隆题诗：　“虞帝协时日，周王相土年，德维拟君子，度呈藉真仙，人是赵延吉，乐尚惭颖川，量盈雪同色，呈瑞谢家篇”，“乾隆丙子春日御题”，并刻有“古希天子”“太上皇帝”印。圭的背面又刻乾隆再题的玉圭诗：　“弗盈周尺盈今尺，总觉犹输寸所长，宝鼎仙人泳李白，襄城县令拟刘方，辉辉不露截肪质，沏沕全藏寝土光，偶抚直方别有契，问谁佳句称斯量”“癸巳新正上澣再题”诗的上下还有“八徵耄念”“嘉庆敬承”之印，再题诗与首题诗相距约7年，乾隆对玉圭一直念念不忘。在乾隆的御制诗集上，两首诗的题目皆为咏玉尺，可知，乾隆并未将这类玉圭定名为圭，而是形象地称其为“尺”，乾隆曾在上部隆起圭顶的条形玉上题诗，称其为“圭”，可知乾隆认为玉圭是上部凸起圭顶的片状器。在台北故宫所藏长度较短，刃部较宽的玉圭上乾隆又题诗“对之如对鞠躬如”。所谓鞠躬如乃孔子执圭的样子，又可知乾隆还将长度与宽度比例较小，近似乎斧的圭成为圭，而这种长条玉圭，乾隆称其为玉尺。
　　现存清代宫廷玉器中，带有乾隆题诗的古玉有很多，乾隆对古玉的咏题多见于琮、璧、圭等礼器，诗中多见对古玉圭的品鉴，一诗见于多器的情况亦有所见，台北故宫藏有多件刻有乾隆诗句的带有花纹的古玉圭，北京故宫藏有多件带有乾隆题诗的无花纹玉圭，而这种由旧玉器修改而成，大体保留了旧器风格的，加琢了这类仿古花纹的玉圭并不多见，带有乾隆题诗的仿古花纹旧玉圭就更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