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爱好者》四十年了，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回想当年的人和事，还是非常留恋的。我于1982年进入杂志编辑部，1995年底离开，前后共有十四个年头。曾经共事过的编辑包括姚方正、柴本尧、王亚平、王晨湖和李章，还有当时客串过编辑工作的樊愉（后来接任编辑部副主编），以及美术编辑郑磊——唯一的女士。其中王亚平、王晨湖、李章与我一起工作的时间最长，故事也最多。
　　我进入杂志编辑部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1985年出版社进行机构改革，姚方正、柴本尧离开了杂志编辑部，此后便一直由我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后来几年中王亚平、王晨湖、李章相继进来，于是就进入了我们“四条汉子”的时代。

　　我从小接触的是中国民间音乐，后来读了音乐学院，也算是科班出身吧。我在编发稿件时更多地着眼于西方古典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这一块。王亚平有着深厚的家学，他的父亲王毓麟先生就职于上海音乐家协会，在上海的音乐圈内有很多熟人，凭着这些人脉，王亚平经常能弄到一些好的稿件。王晨湖是著名的词作家，全国各地的朋友特别多，记得他曾带我去北京上门拜访过词坛泰斗乔羽先生，也曾在北京与著名词曲作家付林先生共进午餐。王晨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组织过多次社里及全国的活动。李章有着深厚的音乐文学修养，每次出差都会撰写一篇生动的文章。凭借他夫人王安忆在文学圈的人脉，他还给杂志开了另一片天地——音乐与人生（即“音乐与我”栏目）。他联系的作者，都是当代的大人物，有白桦、莫言等大作家，有孙道临、新凤霞等名演员，有华君武、陈丹青等画家。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辛丰年，前后近二十年间为《音乐爱好者》杂志撰写了五六十篇文章，最后李章为他结集出版了《辛丰年音乐笔记》一书，现已收录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辛丰年音乐文集》中。
　　我们四人性格各异。我这人比较直爽，说话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还喜欢与领导较劲。王亚平和我兴趣相投，喜欢看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并对当时的流行音乐比较关注，那段时间还一起创办了《歌迷》杂志。我们喜欢在棋枰上厮杀一番，互有输赢，水平也就半斤八两吧。王晨湖与人交流反应奇快，经常会口出妙言。记得那次在太仓会议期间，几位北方来的朋友和他喝酒，他先是让大家“干”，等大家干了，他却把酒一放说道：“干，甘拜下风！”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二王”在编辑部烟抽得厉害，加上我也不时呼应一两支，小小的房间就如庙堂般香火缭绕了。就是苦了不抽烟的李章，虽然那时没有公共场所禁烟一说，但是回想起来总是觉得对不住他呀。

　　我们四人在一起合作的那段时间组织过多次活动，如1988年的全国音乐教师培训班，有来自全国各地近三十位音乐教师参加了培训。我们举办了两届“全国音乐报刊编辑工作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天南地北近二十家地方音乐报刊的主编或编辑，从京津冀到云贵川，从陕甘鲁豫到苏浙湘赣。我们还多次组织出版社的员工外出活动，先后去过扬州、绍兴、宁波等地。记得那次在绍兴，音乐社的老主任萧黄一时高兴多喝了一口绍兴黄酒，结果在拍摄合影时禁不住倒了下去，把大家吓得不轻，幸好并无大碍。
　　市场经济一度影响了杂志的生存，为了拉点广告，有时我们不免要低声下气地去“求人”。记得一次经朋友介绍，我与李章去一家企业和老板吃饭、唱歌。我们扯着嗓子吼了半天，最后也没有弄到一分钱，回家的路上李章的自行车又坏了，风雨之中只能推着回家，想想真怨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已经改革开放，经济有所发展，但大多数职工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我们大的广告拉不到，只能找些乡下小企业给他们做些宣传，而他们也没什么钱，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农产品。那几年每逢过年，我都要和王晨湖一起去苏北一家口琴厂弄些鸡鸭鱼肉来分给社里职工。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交通不便，去一次苏北往往要一整天的时间，第二天回到社里有时要到深夜。社里职工会耐心等候我们，烧好开水，我们到了以后把活的鸡鸭都分好，死去的立即开膛破肚洗干净再带回家，此时往往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还有些活动本来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但社里领导也会让我们几个参与甚至负责。如1993年起举办的历届全国吉他夏令营，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吉他之友》丛刊主办的活动，由于此刊仅一个人在编，因此每次活动都要让我们一起去帮忙。我曾先后四次以秘书长的身份参与活动的组织工作，由此也结识了一批全国各地吉他界的朋友。在我已经离开杂志编辑岗位后的1997年，全国第八届运动会将要在上海舉办，领导又让我和“二王”一起负责会歌的征集工作。
　　我于2003年离开上海音乐出版社，调至上海音乐学院，但仍与编辑部的几位前同事保持联系。记得那年秋天在四川音乐学院举办的成都国际现代音乐节期间，正巧我与王亚平、李章都去了，音乐节结束后，我们相约一起去了乐山和峨眉山。后来有一次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四人一起相约聚了一次餐。如今大家都老了，我希望有机会与三位多多相聚，再“干”一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