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此刻本应相聚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但是，在因疫情延期之后，东京奥运会只能在7月23日又一次迎来倒计时一周年。
　　同一天，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81例，创该国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366例，同样创最高纪录。
　　疫情阴影下，人们已无心庆祝这一节点。东京奥组委在国立竞技场举行简单的仪式，仅对少数媒体和工作人员开放。这与一年前第一次倒计时一周年时的盛大仪式形成鲜明反差。
　　东京奥组委并非不用心。在主体育场发布的视频中，日本游泳运动员池江璃花子讲述了自己不幸罹患白血病，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战胜病魔的故事。由此，她也成为奥运会能够战胜疫情成功举行的象征。

东京奥运会：问题远比答案多

　　刚满20岁的池江璃花子表达了对东京奥运会将在明年如期举行的信心：“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我衷心希望生活能够尽快恢复平静。体育带给人们勇气和团结的力量……我相信一年后，希望的火炬能够照亮这块场地。”
　　然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悲观看法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共同社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23.9%的日本人支持举办奥运会，36.4%认为奥运会应再度推迟，33.7%直言本届赛事应被取消。这与2013年日本申奥时70%的支持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摆在东京奥运会面前的问题远比答案多。
　　在国际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东京奥运会是空场举行，还是允许观众入场？是否对观众限流？如果有观众，是只有日本人，还是可以有外国人？运动员是否需要隔离？届时能否研发出疫苗？大家是否都同意接种疫苗？运动员如何在人员密集的奥运村保持健康？成千上万名奥运相关的幕后工作者，比如志愿者、工作人员、官员、教练、记者，又如何远离病毒……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坦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筹办一届奥运会。我们不得不为这届赛事准备多种应对方案。我们需要全盘考虑什么将发生，什么可能发生。”
　　但有些是已经明确的。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就简化办奥达成一致，本届赛事将不会有宏大场面。其次，虽然正在尽可能简化，但作为奥运会核心的体育赛事和运动员，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达喀尔青奥会：被遗忘的角落

　　在东京奥运会占据媒体焦点的大背景下，2022年达喀尔青奥会推迟到2026年举行，并未引发很大关注。这原本应是奥林匹克赛事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

　　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推迟举行达喀尔青奥会可以让国际奥委会、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各国际体育单项协会组织有更多的时间制订接下来的计划，同时，塞内加尔方面也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完成筹办工作。
　　巴赫表示：“如果达喀尔青奥会如期举办，那么从明年开始，3年的时间内会有5届奥林匹克赛事连续举行——2021年东京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2022达喀尔青奥会，2024江原道冬青奥会以及2024巴黎奥运会。对于国际奥委会、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各单项协会来说，工作压力太大了。”
　　推迟4年举行达喀尔青奥会，无疑是国际奥委会、塞内加尔赛事组委会以及相关各方从奥林匹克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做出的选择，更有前瞻性。但对一些年轻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他们错过了一生中唯一的青奥会。尽管这非常遗憾，但是面对当前这种不可抗力，还是应该积极看待，更加刻苦地训练，争取有朝一日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自创办以来，青奥会的存废之争从未停息。尽管其积极意义有目共睹，但也存在诸多挑战与不足。比如保持一定的赛事规模与控制成本之间的矛盾，再比如竞技元素越来越突出与逐渐忽视教育功能的矛盾。
　　如今，受疫情影响，在影响力、商业价值等方面无法与奥运会媲美的情况下，青奥会将走向何方，又要如何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整体改革？

体育和奥运：需要守候的绿洲

　　今年4月，巴赫在以《奥运会与新冠病毒》为题致信奥林匹克运动时，列举了后新冠病毒世界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社会将尽量像危机前那样继续发展，但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第二种是社会和国家更多地受到利己主义的驱动;第三种是更加团结和更多的国际合作。
　　他表示，无论哪种情况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对体育和整个社会产生根本影响。奥运会作为一项独特的体育、文化和社会活动，应当超出任何政治或其他分歧。
　　在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史上首次线上全会中，巴赫也直言不讳：“体育和奥运会面临着被政治化的风险……在某些人的心中，过去的幽灵正在罪恶地抬头。由于政治背景或国籍而导致的抵制和歧视再次成为真正的危险。”
　　40年前，为抗议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发起抵制1980年夏季奥运会，导致只有80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赴会，是自1956年以来最少国家（地区）參加的一届奥运会。4年后，苏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发起了一场报复性的抵制活动，导致某些体育项目的参赛范围缩减。
　　巴赫曾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击剑金牌，但当他在4年之后踌躇满志，想去卫冕时，他所在的联邦德国却参与了抵制1980年奥运会。年轻的巴赫通过各种渠道发声，但当时要让运动员的真实声音被听到、被采纳，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美国赛艇运动员阿妮塔。德弗朗茨在1976年奥运会夺得铜牌后，本也有望4年之后在莫斯科冲击金牌，但美国抵制那届奥运会，剥夺了她的奥运梦。即便她为争取参赛而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
　　40年后，让这种抵制活动绝不应该再发生在未来的运动员身上，已成为驱使巴赫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动力。德弗朗茨也在7月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在当前这一历史关头，两位曾与抵制奥运作战的领导人又一次携手并肩。
　　在不知道这条隧道将要走多久的时候，人们期待奥运圣火能在隧道尽头成为一盏明灯。在巴赫和德弗朗茨的领导下，正处在隧道中的奥林匹克负重前行。
　　责编 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