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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一代华人的摄影家阮义忠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对于他来说，自己对摄影是有信仰与使命的。就在九月底，“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即将截稿，借此阮义忠先生也讲述起了他创办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年少成名的阮义忠正受到当代文化潮流、存在主义、法国新小说、欧美观念艺术以及前卫敲打乐曲的激烈影响，一心想要脱离农家子弟的生长背景，认为要现代就必须反叛传统，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和泥土味——只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的兴趣，对别人漠不关心……但是，照相机就像一面镜子，从四十多年前拿起它的那天开始，他不禁质问自己：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而那时的阮义忠看到了伴随自己成长的怨恨，而自己无法在怨恨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创作题材，他发现了要肯定的意义。“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那怨忿的纠结。”他说。
随着《人与土地》《北埔》《八尺门》和《四季》等系列作品持续多年的跟进拍摄，阮义忠在人性最真诚、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他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的善良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努力地生活着。他们大多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乡下人，一切教育来自劳动，来自土地。这令他重新敬畏的沉默与宽容的土地，不觉间使他真心拥抱曾被视为可耻包袱的成长经验……后来每当回忆至此，阮义忠先生都会感激道：“摄影增加了我生命的宽度。”
法国声誉卓著的摄影家尚·杜杰德先生在观看阮义忠作品时发出感叹：“尽管文化不同，摄影借着深邃的影像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疆界，只有人。”这位对阮义忠有知遇之恩、曾深刻地影响和启发过他的摄影前辈，也助推了阮义忠创办了影响一代华人摄影家的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而这十几二十年，其译著及个人出版也开始对新一代摄影青年产生着影响。因缘成熟，阮义忠在大陆开始了他一城一地的工作坊。
“在数码影像、激光输出铺天盖地的当下，仍然能有教授暗房手艺的机会，深觉自己太幸运了！”在谈及创办工作坊的初衷时，阮义忠先生这么说道。从2013年开始，阮义忠频繁穿梭于台湾与大陆问，他在台湾及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开设工作坊，也因此他与内地学员接触频密。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这激发了他潜藏已久的想法：为华人摄影设立一个奖项。因如今观念性、艺术性的摄影表现均享有多个奖项的激励，而纪实摄影及长期关心某个主题的深入工作方式，却少受关照。
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
“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阮义忠说。他决定成立的摄影人文奖，也正是期望能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一些平衡。
这次比赛的筹备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其间遇到过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奖励人文摄影的想法始自于三年前在大陆各大城市开工作坊时。最初的想法很单纯，由每班学员彼此互选出一位优秀而值得鼓励的学员，将学费退给他当奖金，但发现效果不彰，且有料想不到的情况产生，因此做了几届后便不再继续。设立奖项的工作庞大而繁琐，目前投入帮忙的朋友与学生们都是志愿者，我非常感激他们，相信大家的理想与热情会借由这个奖项的平台燃得更旺、传得更广。
摄影人文奖的筹备会是2016年3月在苏州开的，成员包括帮助我在大陆顺利开工作坊的杭州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傅拥军、成都7788文化的何明，还有难得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摄影家吕楠、《生活》月刊的助理出版人夏楠、苏州光影旅行的总监蒋理，以及北京佩宝公司的总经理贺瑁以及其他热心的学生们。
比赛的奖金来自哪里呢？
两三年来，我开设的十六班摄影工作坊有些结余，另外便是我的作品被收藏的所得。资源有限，但用来让摄影奖启动应该是够的。一切从简，用最质朴的方式进行，未来如果能有外界赞助，便能把奖项的范围做得大一点，让受益的人多一点。
您对“人文精神”在摄影中体现，都有哪些评判标准？
并非纪实才叫人文，任何摄影手法，只要表达出对生存环境的珍视、对人间事物的关怀，都是富于人文精神的。在我写的“摄影人文奖设立宗旨”有比较详细的交代。简单来说，我希望得奖的作品，无论是专家或一般百姓，看到便会受到触动，感受到影像所传出来的生命厚度与情感温度。
评委皆为重量级人物，您在选择评委时有怎样的考虑？
一座奖项的高度依赖获奖者的作品优秀度，评审环节至为关键。我希望邀请在摄影界乃至于文化界有贡献跟公信力的先生女士，衷心盼望，透过他们的专业与热诚，那些被忽略的、被低估的将得到应有的肯定，那些被遗忘的将重现天日。于是，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评审的黄金组合，试着邀请，没想到每个人都毫不犹疑地答应了。非常感谢他们！
您既是摄影家，又是摄影评论家、教育家，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转变的？
对我来说，不做则已，要做就要用全部的生命热诚去拥抱。做任何事我都会想方设法把它做到最好，与更多人分享。从摄影转到评论、教育、出版，都是顺着直觉和因缘，有任何能力、资源就把它们全部使出来。我是佛教徒，相信只要怀着无私的心念做善良的事，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这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同一个磁场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共同成就一些事情。
非常赞同老师说的数码时代，人们不够珍惜快门与缘分的观点，但手机摄影确实已经成为更新更便捷的拍照方式，您怎么看待手机摄影与人文关怀的关系？
我并不反对数码或手机摄影，我的儿子阮玺就是用手机拍照，还出过影集，作品将于今年6月到8月在苏州诚品书店展出。传统摄影使用胶卷，每按一次快门都是成本，拿相机的人会比较谨慎、用心，全神贯注于镜头前的人事物。用这样的态度拍照，手机摄影当然也能拍出好作品。工具不是问题，态度才是。
个人最近是否有在筹划新作品？
拍照四十年，有太多的底片还没整理、放大。对我来说，没发表过的都算新作品。除了把已经出版过的《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十个摄影主题重新放大，为七十岁出摄影全集做准备，也把办《摄影家》杂志时周游列国、未发表过的摄影作品一一整理、放大。已出版的有《想念亚美尼亚》和《日本，1982》，已经整理好、放大好，等待出版与展览的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墨西哥梦未醒》《出摩洛哥记》《欧罗巴反光》《亚细亚四城》和《法兰西思想起》等等。我工作起来很专注，达到的效率有时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年少成名的阮义忠正受到当代文化潮流、存在主义、法国新小说、欧美观念艺术以及前卫敲打乐曲的激烈影响，一心想要脱离农家子弟的生长背景，认为要现代就必须反叛传统，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和泥土味——只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的兴趣，对别人漠不关心……但是，照相机就像一面镜子，从四十多年前拿起它的那天开始，他不禁质问自己：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而那时的阮义忠看到了伴随自己成长的怨恨，而自己无法在怨恨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创作题材，他发现了要肯定的意义。“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那怨忿的纠结。”他说。
随着《人与土地》《北埔》《八尺门》和《四季》等系列作品持续多年的跟进拍摄，阮义忠在人性最真诚、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他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的善良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努力地生活着。他们大多是没念过什么书的乡下人，一切教育来自劳动，来自土地。这令他重新敬畏的沉默与宽容的土地，不觉间使他真心拥抱曾被视为可耻包袱的成长经验……后来每当回忆至此，阮义忠先生都会感激道：“摄影增加了我生命的宽度。”
法国声誉卓著的摄影家尚·杜杰德先生在观看阮义忠作品时发出感叹：“尽管文化不同，摄影借着深邃的影像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疆界，只有人。”这位对阮义忠有知遇之恩、曾深刻地影响和启发过他的摄影前辈，也助推了阮义忠创办了影响一代华人摄影家的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而这十几二十年，其译著及个人出版也开始对新一代摄影青年产生着影响。因缘成熟，阮义忠在大陆开始了他一城一地的工作坊。
“在数码影像、激光输出铺天盖地的当下，仍然能有教授暗房手艺的机会，深觉自己太幸运了！”在谈及创办工作坊的初衷时，阮义忠先生这么说道。从2013年开始，阮义忠频繁穿梭于台湾与大陆问，他在台湾及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开设工作坊，也因此他与内地学员接触频密。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摄影表现严重偏向观念性，人文精神逐渐稀薄。这激发了他潜藏已久的想法：为华人摄影设立一个奖项。因如今观念性、艺术性的摄影表现均享有多个奖项的激励，而纪实摄影及长期关心某个主题的深入工作方式，却少受关照。
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
“我与摄影，早已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关系，而是我对它有信仰、有使命，希望透过摄影来传达一些理念，但这还不足够，我也应该在有生之年为它多尽一分力。”阮义忠说。他决定成立的摄影人文奖，也正是期望能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一些平衡。
这次比赛的筹备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其间遇到过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奖励人文摄影的想法始自于三年前在大陆各大城市开工作坊时。最初的想法很单纯，由每班学员彼此互选出一位优秀而值得鼓励的学员，将学费退给他当奖金，但发现效果不彰，且有料想不到的情况产生，因此做了几届后便不再继续。设立奖项的工作庞大而繁琐，目前投入帮忙的朋友与学生们都是志愿者，我非常感激他们，相信大家的理想与热情会借由这个奖项的平台燃得更旺、传得更广。
摄影人文奖的筹备会是2016年3月在苏州开的，成员包括帮助我在大陆顺利开工作坊的杭州都市快报摄影部主任傅拥军、成都7788文化的何明，还有难得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摄影家吕楠、《生活》月刊的助理出版人夏楠、苏州光影旅行的总监蒋理，以及北京佩宝公司的总经理贺瑁以及其他热心的学生们。
比赛的奖金来自哪里呢？
两三年来，我开设的十六班摄影工作坊有些结余，另外便是我的作品被收藏的所得。资源有限，但用来让摄影奖启动应该是够的。一切从简，用最质朴的方式进行，未来如果能有外界赞助，便能把奖项的范围做得大一点，让受益的人多一点。
您对“人文精神”在摄影中体现，都有哪些评判标准？
并非纪实才叫人文，任何摄影手法，只要表达出对生存环境的珍视、对人间事物的关怀，都是富于人文精神的。在我写的“摄影人文奖设立宗旨”有比较详细的交代。简单来说，我希望得奖的作品，无论是专家或一般百姓，看到便会受到触动，感受到影像所传出来的生命厚度与情感温度。
评委皆为重量级人物，您在选择评委时有怎样的考虑？
一座奖项的高度依赖获奖者的作品优秀度，评审环节至为关键。我希望邀请在摄影界乃至于文化界有贡献跟公信力的先生女士，衷心盼望，透过他们的专业与热诚，那些被忽略的、被低估的将得到应有的肯定，那些被遗忘的将重现天日。于是，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评审的黄金组合，试着邀请，没想到每个人都毫不犹疑地答应了。非常感谢他们！
您既是摄影家，又是摄影评论家、教育家，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转变的？
对我来说，不做则已，要做就要用全部的生命热诚去拥抱。做任何事我都会想方设法把它做到最好，与更多人分享。从摄影转到评论、教育、出版，都是顺着直觉和因缘，有任何能力、资源就把它们全部使出来。我是佛教徒，相信只要怀着无私的心念做善良的事，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这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同一个磁场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共同成就一些事情。
非常赞同老师说的数码时代，人们不够珍惜快门与缘分的观点，但手机摄影确实已经成为更新更便捷的拍照方式，您怎么看待手机摄影与人文关怀的关系？
我并不反对数码或手机摄影，我的儿子阮玺就是用手机拍照，还出过影集，作品将于今年6月到8月在苏州诚品书店展出。传统摄影使用胶卷，每按一次快门都是成本，拿相机的人会比较谨慎、用心，全神贯注于镜头前的人事物。用这样的态度拍照，手机摄影当然也能拍出好作品。工具不是问题，态度才是。
个人最近是否有在筹划新作品？
拍照四十年，有太多的底片还没整理、放大。对我来说，没发表过的都算新作品。除了把已经出版过的《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十个摄影主题重新放大，为七十岁出摄影全集做准备，也把办《摄影家》杂志时周游列国、未发表过的摄影作品一一整理、放大。已出版的有《想念亚美尼亚》和《日本，1982》，已经整理好、放大好，等待出版与展览的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墨西哥梦未醒》《出摩洛哥记》《欧罗巴反光》《亚细亚四城》和《法兰西思想起》等等。我工作起来很专注，达到的效率有时连我自己都吓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