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进入“第四次徘徊情绪”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风险口上。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论调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我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只要处理得当,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绪”
一是警惕“极左”,也防止“极右”。任何极端或激进的想法都会阻碍中国的前进,这是过去中国冲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经验。然而,目前牵引中国民众徘徊情绪,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两股相当严重的激进主义思潮:极左派与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前者对当下的分配不公极其不满,对富人致富没有辩证的认识,对当前改革的复杂性理解不足,极力鼓动中国要再现毛泽东那样的历史强人,回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文革才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产生一些“愤青”、“愤老”,强化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后者则以批判当下政治体制为主要目的,鼓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呼吁全盘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陈当下制度不可扭转的致命缺陷。它们构勒了一个虚无的“中国民主”国家幻象,将中国当下问题全部简化为“只要全民选举就能解决”的错误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动一些思想过于单纯的青年。尽管两股激进思潮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由于激进主义思潮本身对社会成员行为具备相当的鼓动力,中国主流社会必须加以警惕,并适时地在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
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当民众陷入困惑与犹豫、举旗不定时,“摸着石头过河”、拿实践中的经验再用于实践,推动了广大群众成功摆脱旧有思想的枷锁。要让第四次徘徊情绪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断地向国民传递中国复杂性的信息。中国是大国,13亿人口是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财富构成与发展不均衡相当于一个美国、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复杂状态,中国30多年现代化进程相当于把西方300多年现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艰难和伟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护,需要全体国民的坚定与自信。中国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织盘错的社会关系,使推动中国改革与变化的难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轻的发达国家,这应该成为民众认识中国国情的共识。
然而,当下一些人乐于“媚利益”、“媚掌声”,将舆论变得娱乐化、极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以耐心与踏实的心态看待国家发展的艰辛,反而以各种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像当初鼓励商品打假那样立法,鼓励当下的舆论打假行为,尤其要鼓励一些有识之士在互联网领域的辟谣,对严重的造谣者采取法律严惩等措施。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让社会理性声音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惩治谣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而是要让事实越辩越明,让真实景象导入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
三是鼓励官员、知识分子、民众讲真话。无论在哪个时代,中国都不乏讲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制度中具备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不断在徘徊中坚定信念的基础。现在流行于公共空间的新闻舆论,几乎都患上了“负面消息综合症”。这种病症起源于“坏新闻才是好新闻”的西方新闻理论。然而,中国新闻从业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闻理论是西方两党制或双党制相互博弈的产物,媒体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如果硬搬到中国就会产生舆论的失衡,造成“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假象。
过去30多年,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梦”的实现与追求都毫不逊色。要让全体国民充满希望,而不是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关键就在于在主流舆论中令人信服地还原中国真实的、客观的与积极的繁荣景象。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將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作者为环球时报编委、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
中国进入“第四次徘徊情绪”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风险口上。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论调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我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只要处理得当,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绪”
一是警惕“极左”,也防止“极右”。任何极端或激进的想法都会阻碍中国的前进,这是过去中国冲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经验。然而,目前牵引中国民众徘徊情绪,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两股相当严重的激进主义思潮:极左派与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前者对当下的分配不公极其不满,对富人致富没有辩证的认识,对当前改革的复杂性理解不足,极力鼓动中国要再现毛泽东那样的历史强人,回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文革才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产生一些“愤青”、“愤老”,强化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后者则以批判当下政治体制为主要目的,鼓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呼吁全盘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陈当下制度不可扭转的致命缺陷。它们构勒了一个虚无的“中国民主”国家幻象,将中国当下问题全部简化为“只要全民选举就能解决”的错误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动一些思想过于单纯的青年。尽管两股激进思潮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由于激进主义思潮本身对社会成员行为具备相当的鼓动力,中国主流社会必须加以警惕,并适时地在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
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当民众陷入困惑与犹豫、举旗不定时,“摸着石头过河”、拿实践中的经验再用于实践,推动了广大群众成功摆脱旧有思想的枷锁。要让第四次徘徊情绪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断地向国民传递中国复杂性的信息。中国是大国,13亿人口是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财富构成与发展不均衡相当于一个美国、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复杂状态,中国30多年现代化进程相当于把西方300多年现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艰难和伟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护,需要全体国民的坚定与自信。中国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织盘错的社会关系,使推动中国改革与变化的难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轻的发达国家,这应该成为民众认识中国国情的共识。
然而,当下一些人乐于“媚利益”、“媚掌声”,将舆论变得娱乐化、极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以耐心与踏实的心态看待国家发展的艰辛,反而以各种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像当初鼓励商品打假那样立法,鼓励当下的舆论打假行为,尤其要鼓励一些有识之士在互联网领域的辟谣,对严重的造谣者采取法律严惩等措施。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让社会理性声音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惩治谣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而是要让事实越辩越明,让真实景象导入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
三是鼓励官员、知识分子、民众讲真话。无论在哪个时代,中国都不乏讲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制度中具备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不断在徘徊中坚定信念的基础。现在流行于公共空间的新闻舆论,几乎都患上了“负面消息综合症”。这种病症起源于“坏新闻才是好新闻”的西方新闻理论。然而,中国新闻从业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闻理论是西方两党制或双党制相互博弈的产物,媒体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如果硬搬到中国就会产生舆论的失衡,造成“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假象。
过去30多年,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梦”的实现与追求都毫不逊色。要让全体国民充满希望,而不是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关键就在于在主流舆论中令人信服地还原中国真实的、客观的与积极的繁荣景象。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將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作者为环球时报编委、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