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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进入“第四次徘徊情绪”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风险口上。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论调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我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只要处理得当，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绪”
一是警惕“极左”，也防止“极右”。任何极端或激进的想法都会阻碍中国的前进，这是过去中国冲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经验。然而，目前牵引中国民众徘徊情绪，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两股相当严重的激进主义思潮：极左派与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前者对当下的分配不公极其不满，对富人致富没有辩证的认识，对当前改革的复杂性理解不足，极力鼓动中国要再现毛泽东那样的历史强人，回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文革才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产生一些“愤青”、“愤老”，强化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后者则以批判当下政治体制为主要目的，鼓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呼吁全盘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陈当下制度不可扭转的致命缺陷。它们构勒了一个虚无的“中国民主”国家幻象，将中国当下问题全部简化为“只要全民选举就能解决”的错误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动一些思想过于单纯的青年。尽管两股激进思潮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由于激进主义思潮本身对社会成员行为具备相当的鼓动力，中国主流社会必须加以警惕，并适时地在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
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当民众陷入困惑与犹豫、举旗不定时，“摸着石头过河”、拿实践中的经验再用于实践，推动了广大群众成功摆脱旧有思想的枷锁。要让第四次徘徊情绪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断地向国民传递中国复杂性的信息。中国是大国，13亿人口是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财富构成与发展不均衡相当于一个美国、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复杂状态，中国30多年现代化进程相当于把西方300多年现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艰难和伟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护，需要全体国民的坚定与自信。中国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织盘错的社会关系，使推动中国改革与变化的难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轻的发达国家，这应该成为民众认识中国国情的共识。
然而，当下一些人乐于“媚利益”、“媚掌声”，将舆论变得娱乐化、极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以耐心与踏实的心态看待国家发展的艰辛，反而以各种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像当初鼓励商品打假那样立法，鼓励当下的舆论打假行为，尤其要鼓励一些有识之士在互联网领域的辟谣，对严重的造谣者采取法律严惩等措施。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让社会理性声音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惩治谣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而是要让事实越辩越明，让真实景象导入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
三是鼓励官员、知识分子、民众讲真话。无论在哪个时代，中国都不乏讲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制度中具备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不断在徘徊中坚定信念的基础。现在流行于公共空间的新闻舆论，几乎都患上了“负面消息综合症”。这种病症起源于“坏新闻才是好新闻”的西方新闻理论。然而，中国新闻从业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闻理论是西方两党制或双党制相互博弈的产物，媒体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如果硬搬到中国就会产生舆论的失衡，造成“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假象。
过去30多年，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梦”的实现与追求都毫不逊色。要让全体国民充满希望，而不是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关键就在于在主流舆论中令人信服地还原中国真实的、客观的与积极的繁荣景象。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將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作者为环球时报编委、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
中国进入“第四次徘徊情绪”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风险口上。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论调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我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只要处理得当，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绪”
一是警惕“极左”，也防止“极右”。任何极端或激进的想法都会阻碍中国的前进，这是过去中国冲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经验。然而，目前牵引中国民众徘徊情绪，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两股相当严重的激进主义思潮：极左派与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前者对当下的分配不公极其不满，对富人致富没有辩证的认识，对当前改革的复杂性理解不足，极力鼓动中国要再现毛泽东那样的历史强人，回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文革才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产生一些“愤青”、“愤老”，强化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后者则以批判当下政治体制为主要目的，鼓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呼吁全盘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陈当下制度不可扭转的致命缺陷。它们构勒了一个虚无的“中国民主”国家幻象，将中国当下问题全部简化为“只要全民选举就能解决”的错误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动一些思想过于单纯的青年。尽管两股激进思潮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由于激进主义思潮本身对社会成员行为具备相当的鼓动力，中国主流社会必须加以警惕，并适时地在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
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当民众陷入困惑与犹豫、举旗不定时，“摸着石头过河”、拿实践中的经验再用于实践，推动了广大群众成功摆脱旧有思想的枷锁。要让第四次徘徊情绪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断地向国民传递中国复杂性的信息。中国是大国，13亿人口是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财富构成与发展不均衡相当于一个美国、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复杂状态，中国30多年现代化进程相当于把西方300多年现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艰难和伟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护，需要全体国民的坚定与自信。中国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织盘错的社会关系，使推动中国改革与变化的难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轻的发达国家，这应该成为民众认识中国国情的共识。
然而，当下一些人乐于“媚利益”、“媚掌声”，将舆论变得娱乐化、极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以耐心与踏实的心态看待国家发展的艰辛，反而以各种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像当初鼓励商品打假那样立法，鼓励当下的舆论打假行为，尤其要鼓励一些有识之士在互联网领域的辟谣，对严重的造谣者采取法律严惩等措施。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让社会理性声音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惩治谣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而是要让事实越辩越明，让真实景象导入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
三是鼓励官员、知识分子、民众讲真话。无论在哪个时代，中国都不乏讲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制度中具备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不断在徘徊中坚定信念的基础。现在流行于公共空间的新闻舆论，几乎都患上了“负面消息综合症”。这种病症起源于“坏新闻才是好新闻”的西方新闻理论。然而，中国新闻从业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闻理论是西方两党制或双党制相互博弈的产物，媒体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如果硬搬到中国就会产生舆论的失衡，造成“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假象。
过去30多年，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梦”的实现与追求都毫不逊色。要让全体国民充满希望，而不是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关键就在于在主流舆论中令人信服地还原中国真实的、客观的与积极的繁荣景象。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將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作者为环球时报编委、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