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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诺贝尔物理奖被授予三名天体物理学家：保穆特（S.Perlmutter）、施密特（B.P.Schmidt）和里斯（A.G.Riess），以表彰他们发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从而证实暗能量的存在。这个消息刚一公布，就有好几个人撰文为暗物质的发现者著名天文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抱不平，认为暗物质的意义并不亚于暗能量，薇拉·鲁宾不应成为诺贝尔奖的遗珠。
薇拉生于一九二八年。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对天上的星星情有独钟。她卧室的窗户朝向正北，在夜里，她经常不睡觉，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凝望着夜空，一看就是数小时。她把流星的轨迹、星星的位置默记下来，第二天起床后绘制到笔记本上。日复一日的观察让她发现星星的位置随着季节在不断重复变化，整个星空都在动！她觉得看星星比睡觉有趣多了。
薇拉能在天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与父母从小对她的“纵容”大概也很有关系。她的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就是在父亲的协助下用一组邮购来的镜片和硬纸板自制的。其观测效果大概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毕竟拉近了星星与她之间的距离。有一次她利用这架自制的望远镜拍摄夜晚划过天空的流星，妈妈帮她把底片送去冲印，照相馆的师傅提醒说这张底片是坏的，印出来就是一片黑加一条白道。她的妈妈却坚持要印——只为了不让女儿失望。薇拉十四五岁时开始去华盛顿参加业余天文学爱好者俱乐部每月一次的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每次都会陪同前往。
据薇拉自己说，她在上中学时就已决定将来要以天文学为职业。不过她的一些老师却不看好她能在科学领域有什么远大前程，有位老师在她毕业时甚至说“除了科学，你干什么都能干得不错”。这些老师的看法似乎对她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中学毕业后，薇拉进入著名女校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现已改为男女混收）学习，她是那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天文专业的学生。薇拉在瓦瑟学院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毕业时的第一志愿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读天文学。然而她的申请却泥牛入海，连封回信也没收到。事后方知普林斯顿的天文专业那时根本不招收女生（这个规矩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改变）。后来大概是由于她丈夫在康奈尔大学物理系读博士的原因，薇拉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邀请，最终选择进入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天文专业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康奈尔的天文专业规模很小，没几位教授，开的课也不多。所以除了天文，她也选了不少物理方面的课，这使她有机会师从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获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物理奖）、贝特（Hans Bethe，1906-2005，获一九六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等顶尖的物理学大师。
在薇拉开始考虑硕士论文题目时，她丈夫给了她一篇大爆炸宇宙论的奠基人之一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86）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转动的宇宙》。该文引起薇拉很大的兴趣，她决定以宇宙中物质转动的特性为研究课题。整个宇宙实在太大，有点无从下手，她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星系的转动特性上。她收集了一百零八个星系的数据，首先将宇宙膨胀的效应扣除掉，然后把它们的运动方式绘制在一个球面上，希望能从中发现星系中物质运动速度分布的某些规律。这些研究工作为她日后推断出暗物质的存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薇拉的学路历程可说是一波三折。她在一九五零年完成硕士论文并定在六月进行答辩，然而没想到答辩之前一个星期，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费曼突然从康奈尔大学跳槽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不知是因为贵人多忘事还是根本没把一个硕士生的答辩当回事，反正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不辞而别了。薇拉只好把答辩推迟到十月，以便另找人顶替费曼的位置。这一耽搁把她搞得十分狼狈，因为那时她已怀孕，预产期恰恰就是十月底。答辩委员会的另一成员肖（W.R. Shaw，1904-1995）为人处事的方式似乎也颇成问题，他阅读了薇拉的论文后，认为论文比较粗糙，但又说可以拿到同年十二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上去宣读，同时还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鉴于薇拉的孩子刚刚出生，可由他顶替她去哈弗福德，条件竟是论文只能以他一人的名义宣读——也就是没薇拉的份儿。这样的要求实在太过无理，薇拉一口拒绝了，说“我自己能去”。去哈弗福德对薇拉来说并不容易，她既无汽车也不会开车，只好求父亲送她一趟。康奈尔大学坐落在纽约上州的大山里，那时的公路也远不如现在好，顶风冒雪开夜车到哈弗福德实属不易，更何况车里还有一个婴儿！薇拉的父亲多年后回忆那段旅程，认为是他这辈子干的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薇拉总算按时到了哈弗福德，宣读了论文。可结果却十分令人沮丧，许多与会者对她的数据和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其中不少是她这个初出茅庐的硕士生难以回答的。若不是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Martin Schwarzschild，1912-1997）站出来解围，她差点下不了台。总之一句话，几乎没人相信她的分析和结论。她后来将论文先后寄给《天文期刊》和《天文物理期刊》，均被退了稿。
薇拉一九五一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同年夏天她丈夫获得博士学位并决定去约翰·霍普金斯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他选择那里主要是考虑到薇拉可以有较多的机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而在不远的将来能圆她的天文学家之梦。离开康奈尔之后，薇拉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应该说那段生活还是很安逸的。但是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成为天文学家的梦想还是不时令她寝食难安。即使是在当家庭主妇的日子里，她也一直订阅《天文物理期刊》。每当收到新一期的《天文物理期刊》，都能让她兴奋、快乐半天。带孩子去游戏场时，也经常拿上一本《天文物理期刊》。然而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她已经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又怀了第二个，继续学业的决心可真不好下。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伽莫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伽莫夫询问了一些与她的硕士论文有关的研究工作，并说在即将进行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准备用到她的研究成果。这个电话最终促成薇拉下决心重返校园。经过与伽莫夫协调，乔治城大学同意接受她为伽莫夫的博士研究生（伽莫夫并非乔治城大学的教授）。由于乔治城大学大部分的天文学课程是由校外的专家、学者讲授的，她需要修的课全都是在晚间六点开始。为了支持薇拉完成学业，全家人都被动员起来。在一次访谈中薇拉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丈夫五点钟离开办公室，开两英里车到华盛顿接上我母亲，她会带上她自己和我父亲的晚餐。五点半我喂完孩子，他们的车也正好到。母亲下车，在家照顾孩子。我带着给丈夫的三明治上车。我丈夫再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上课时，他则先在车里吃完三明治，然后去图书馆看书、工作，等我下课。我父亲下班后直接去我家，和母亲一起吃晚餐。”她的博士学位实在读得很辛苦。其一，她没能申请到奖、助学金（原因是“有更需要的人”），因而不得不自付相当昂贵的学费。其二，整个白天她都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只有中午当孩子们午睡时可以读一小时的书。真正能集中精力写论文的时间是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超负荷的运转常常搞得她精疲力竭。其三，伽莫夫是那种提出的想法常常令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天才，不论在物理学界还是在天文学界都属于观念超前的非主流。他的个人形象也颇为乱七八糟，经常在会议上打瞌睡，醒来后又问些人家已经讲过的问题；他还嗜酒，做报告时往往满身酒气。他给薇拉的论文题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挑战性，当然也就不易完成。尽管客观条件不甚理想，薇拉却仅用了两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她的博士论文《星云分布在空间中的涨落》发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这次天文学界的反应比哈弗福德会议上还糟——完全无人问津。
薇拉生于一九二八年。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对天上的星星情有独钟。她卧室的窗户朝向正北，在夜里，她经常不睡觉，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凝望着夜空，一看就是数小时。她把流星的轨迹、星星的位置默记下来，第二天起床后绘制到笔记本上。日复一日的观察让她发现星星的位置随着季节在不断重复变化，整个星空都在动！她觉得看星星比睡觉有趣多了。
薇拉能在天文学上成就一番事业，与父母从小对她的“纵容”大概也很有关系。她的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就是在父亲的协助下用一组邮购来的镜片和硬纸板自制的。其观测效果大概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毕竟拉近了星星与她之间的距离。有一次她利用这架自制的望远镜拍摄夜晚划过天空的流星，妈妈帮她把底片送去冲印，照相馆的师傅提醒说这张底片是坏的，印出来就是一片黑加一条白道。她的妈妈却坚持要印——只为了不让女儿失望。薇拉十四五岁时开始去华盛顿参加业余天文学爱好者俱乐部每月一次的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每次都会陪同前往。
据薇拉自己说，她在上中学时就已决定将来要以天文学为职业。不过她的一些老师却不看好她能在科学领域有什么远大前程，有位老师在她毕业时甚至说“除了科学，你干什么都能干得不错”。这些老师的看法似乎对她并没产生多大影响。中学毕业后，薇拉进入著名女校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现已改为男女混收）学习，她是那届毕业生中唯一一个天文专业的学生。薇拉在瓦瑟学院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毕业时的第一志愿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读天文学。然而她的申请却泥牛入海，连封回信也没收到。事后方知普林斯顿的天文专业那时根本不招收女生（这个规矩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改变）。后来大概是由于她丈夫在康奈尔大学物理系读博士的原因，薇拉谢绝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邀请，最终选择进入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天文专业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康奈尔的天文专业规模很小，没几位教授，开的课也不多。所以除了天文，她也选了不少物理方面的课，这使她有机会师从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获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物理奖）、贝特（Hans Bethe，1906-2005，获一九六七年诺贝尔物理奖）等顶尖的物理学大师。
在薇拉开始考虑硕士论文题目时，她丈夫给了她一篇大爆炸宇宙论的奠基人之一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86）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转动的宇宙》。该文引起薇拉很大的兴趣，她决定以宇宙中物质转动的特性为研究课题。整个宇宙实在太大，有点无从下手，她于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星系的转动特性上。她收集了一百零八个星系的数据，首先将宇宙膨胀的效应扣除掉，然后把它们的运动方式绘制在一个球面上，希望能从中发现星系中物质运动速度分布的某些规律。这些研究工作为她日后推断出暗物质的存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薇拉的学路历程可说是一波三折。她在一九五零年完成硕士论文并定在六月进行答辩，然而没想到答辩之前一个星期，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费曼突然从康奈尔大学跳槽去了加州理工学院。不知是因为贵人多忘事还是根本没把一个硕士生的答辩当回事，反正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不辞而别了。薇拉只好把答辩推迟到十月，以便另找人顶替费曼的位置。这一耽搁把她搞得十分狼狈，因为那时她已怀孕，预产期恰恰就是十月底。答辩委员会的另一成员肖（W.R. Shaw，1904-1995）为人处事的方式似乎也颇成问题，他阅读了薇拉的论文后，认为论文比较粗糙，但又说可以拿到同年十二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上去宣读，同时还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鉴于薇拉的孩子刚刚出生，可由他顶替她去哈弗福德，条件竟是论文只能以他一人的名义宣读——也就是没薇拉的份儿。这样的要求实在太过无理，薇拉一口拒绝了，说“我自己能去”。去哈弗福德对薇拉来说并不容易，她既无汽车也不会开车，只好求父亲送她一趟。康奈尔大学坐落在纽约上州的大山里，那时的公路也远不如现在好，顶风冒雪开夜车到哈弗福德实属不易，更何况车里还有一个婴儿！薇拉的父亲多年后回忆那段旅程，认为是他这辈子干的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薇拉总算按时到了哈弗福德，宣读了论文。可结果却十分令人沮丧，许多与会者对她的数据和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其中不少是她这个初出茅庐的硕士生难以回答的。若不是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Martin Schwarzschild，1912-1997）站出来解围，她差点下不了台。总之一句话，几乎没人相信她的分析和结论。她后来将论文先后寄给《天文期刊》和《天文物理期刊》，均被退了稿。
薇拉一九五一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同年夏天她丈夫获得博士学位并决定去约翰·霍普金斯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他选择那里主要是考虑到薇拉可以有较多的机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而在不远的将来能圆她的天文学家之梦。离开康奈尔之后，薇拉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应该说那段生活还是很安逸的。但是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成为天文学家的梦想还是不时令她寝食难安。即使是在当家庭主妇的日子里，她也一直订阅《天文物理期刊》。每当收到新一期的《天文物理期刊》，都能让她兴奋、快乐半天。带孩子去游戏场时，也经常拿上一本《天文物理期刊》。然而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她已经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又怀了第二个，继续学业的决心可真不好下。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了伽莫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伽莫夫询问了一些与她的硕士论文有关的研究工作，并说在即将进行的一次学术报告中准备用到她的研究成果。这个电话最终促成薇拉下决心重返校园。经过与伽莫夫协调，乔治城大学同意接受她为伽莫夫的博士研究生（伽莫夫并非乔治城大学的教授）。由于乔治城大学大部分的天文学课程是由校外的专家、学者讲授的，她需要修的课全都是在晚间六点开始。为了支持薇拉完成学业，全家人都被动员起来。在一次访谈中薇拉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丈夫五点钟离开办公室，开两英里车到华盛顿接上我母亲，她会带上她自己和我父亲的晚餐。五点半我喂完孩子，他们的车也正好到。母亲下车，在家照顾孩子。我带着给丈夫的三明治上车。我丈夫再开车送我去学校。我上课时，他则先在车里吃完三明治，然后去图书馆看书、工作，等我下课。我父亲下班后直接去我家，和母亲一起吃晚餐。”她的博士学位实在读得很辛苦。其一，她没能申请到奖、助学金（原因是“有更需要的人”），因而不得不自付相当昂贵的学费。其二，整个白天她都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只有中午当孩子们午睡时可以读一小时的书。真正能集中精力写论文的时间是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超负荷的运转常常搞得她精疲力竭。其三，伽莫夫是那种提出的想法常常令一般人无法理解的天才，不论在物理学界还是在天文学界都属于观念超前的非主流。他的个人形象也颇为乱七八糟，经常在会议上打瞌睡，醒来后又问些人家已经讲过的问题；他还嗜酒，做报告时往往满身酒气。他给薇拉的论文题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挑战性，当然也就不易完成。尽管客观条件不甚理想，薇拉却仅用了两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一九五四年）。她的博士论文《星云分布在空间中的涨落》发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这次天文学界的反应比哈弗福德会议上还糟——完全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