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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学即儒家学说及思想，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儒家学派将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使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讲究大一统和君臣父子。本文主要概述了儒学政治在清末出现的危机及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
关键词：儒学；政治社会化；传统文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方式。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的社会政治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并不断传授给新一代的社会成员。
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武器，也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众所周知，儒学有“三大主义”，即“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的根本含义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用以维护宗法等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德治”主义就是主张用道德去感化人、教育人。然而，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从善，知道耻辱而无邪恶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人治”主義，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等。“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和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在儒学成为政治合法性依据还没受到怀疑之前，国家、清王朝、儒家文化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民族的生存问题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清政府的种种行为，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是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将忠君与忠于国家区分开来。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将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激烈争论，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孙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三民主义，此后，又有香港的《中国日报》、上海的《苏报》作为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政府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儒学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护民族利益的最终目的，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也发生着种种的解体。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京城出逃，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能不能和如何将他们的统治维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会舆论也纷纷呼吁变法，在1900年7月和8月连续发布诏书，提出全面进行改革，1901年发布的变法谕旨正式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次，承认中国有许多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学习只是皮毛，要富强必须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清末新政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正是这种目的决定了这只是一场有限的变革，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多少改变。但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并没有达到其真正的目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制度化的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传统政体的解体而逐步走向崩塌。
那么晚清儒学政治理念是如何走向其无所容身之地步的？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与控制，在选拔人才上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清廷已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科举制的废除代表了儒家核心制度的解体。
其次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来管理民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是推进礼仪教化，这是儒家式的理想的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制度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于是便效仿西方国家成功的政治制度来逐渐改变传统的旧制度，这代表了儒家观念在现实政治制度中的退出。
最后是新法律的制定代表了对儒家秩序观念的否定。儒家一直将法律作为礼教的补充，对儒家秩序的破坏会受到强制性的惩罚，但是其维护的永远是儒家的亲亲尊尊。而西方近代的法律观念中的核心价值是每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在晚清的社会变革中，儒家的法律观念受到严厉的攻击，认为应学习和采纳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变原有的就观念。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不仅对清末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启蒙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将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反对独裁专制，不断启发着人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将斗争矛头指向尊孔复古的逆流。
对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又该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儒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其次才是一门政治的学问，真正的儒者是为了儒道而政治，绝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其道行，则仕；不行，則废。大仲马说过：“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义，没有感情，只有利害，不是杀死一个人而已，而是为了移去障碍物”。政治上的利益决定了当需要成为必要时儒学有其利用价值，当需要成为多余，政治又将儒学弃之如敝屐。封建政治的腐败，儒学自然有其责任，但不能完全归结于一门学问。专制制度在秦始皇时就建立了，而那时儒学确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到后来汉武帝时，集权制因儒术而大大加强了，但这只是封建制的必然需要，即使没有儒学，集权制也会制造一门政治学问去为其服务的。
我认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其实是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危机，来自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西方的各种冲击，这种激烈的情绪下，人们不得不将责任指向传统的儒学所给人们的思想束缚。但是儒学作为统治者利用的合法性武器，已经被民众所误解，他们只认识到“道德的孔子”，却不知道“政治的孔子”，更不知道存在“宪政的孔子”。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于是将其搬到自己国家，完全否定了儒学政治中有价值的一面。当时精英群体的主流立场是可以保留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是将儒学和政治混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走西方的路，将传统全部抛开。
但是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还是应该回到中国文化本身，学习儒家的智慧。因为根据资料记载，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儒学退出政治，局限于内心领域，将失去儒学本身的社会价值。当代中国欲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离开儒学，儒学传承着中国治理之道。所以有必要未来将儒学纳入创制立法的过程。
现代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性，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我从最近的新闻上看到讲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事迹中领悟到，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可能被打破。这位祖籍位于中国福建的政治家，在谈到中国的政治时说，“民主政治的探索就像邓小平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政府在不断地增加人民民主，中国的领导人在不断地进行试验。谈到美国，他说很欣赏美国社会，但是并不愿意在那里长久生活，如果迫不得已，他会选择英国，因为那是一个并不紧迫的国家。在美国，任何东西都可能被改变，美国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1980年，当美国看起来要被新兴的日本和德国在所有的制造行业上赶超的时候，他说一直都能看到美国在不断地修改和重构自己的经济秩序。重新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那是一种较高级的体制，才更有竞争力。正如李光耀所言：“争论是必需的，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位能够洞察世界的政治儒学家，有着儒家思想中的睿智与进取，勇于挑战，但又能坚持最本质的东西，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儒学本该是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最应该珍藏的宝藏，我们要学会如何更好地领悟儒家思想中的精髓，并将其真正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甚至是社会这个大的环境，而不应该像之前的对儒学的攻击，其乃是对中国文化最大的不敬，统治阶级将儒家文化作为他们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应该尊从的理念。但是反过来想想我们每一位公民，也是在没有深刻弄懂儒学思想的前提下，酿成了不应该发生的后果。清末统治阶级做出的一些改变，其实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做法有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在儒学被政治家利用的时候，在社会出现变革之际，他们依旧可以出来改变现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是对民众的反抗所作出的妥协和退让。
总体来说儒学在晚清的政治社会化危机中，本身是没有过错的，而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没有好好遵从儒学带给我们的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那些“条条框框”和政治理念。然而，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如今我们也要正视我们的过错，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努力学习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回归儒学中的礼教、仁义，将儒学中的文化精髓真正作为我们构建美好社会的所应该坚持的最初的意愿。
关键词：儒学；政治社会化；传统文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塑造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方式。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情感、态度的社会政治人；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并不断传授给新一代的社会成员。
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思想的武器，也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思想。众所周知，儒学有“三大主义”，即“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的根本含义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用以维护宗法等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德治”主义就是主张用道德去感化人、教育人。然而，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从善，知道耻辱而无邪恶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人治”主義，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等。“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价值和保存这个国家之间做出选择。在儒学成为政治合法性依据还没受到怀疑之前，国家、清王朝、儒家文化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在丧权辱国的耻辱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民族的生存问题成为中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对清政府的种种行为，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近代国家的概念开始被一些人所接受和推广，认识到国民并非是皇帝的奴仆，而是国家的主人。国土也非皇帝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产。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国家和朝廷不能混为一谈，在理论上将忠君与忠于国家区分开来。激进主义者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将以朝廷的非汉族身份作为颠覆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排满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开来，对于建立在汉族中心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本身的合理性引发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激烈争论，民族主义的观念进一步成为革命的重要理由，种族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大凝聚点。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国民革命有了统一的中心组织，发刊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孙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正式揭载三民主义，此后，又有香港的《中国日报》、上海的《苏报》作为革命排满的宣传，使革命意识深入人心，海内外政府对中国革命刮目相看。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儒学的文化价值是否应该坚持，其衡量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符合保护民族利益的最终目的，中国传统的制度体系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也发生着种种的解体。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京城出逃，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能不能和如何将他们的统治维持下去，而朝廷重臣和社会舆论也纷纷呼吁变法，在1900年7月和8月连续发布诏书，提出全面进行改革，1901年发布的变法谕旨正式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这是几千年来首次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提出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开始由文化认同作为依据、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以地域和种族为基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其次，承认中国有许多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认识到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学习只是皮毛，要富强必须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清末新政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和维护日益失去合法性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正是这种目的决定了这只是一场有限的变革，与儒家观念密切相关的以君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并无多少改变。但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面前，新政的任何措施并没有达到其真正的目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儒学在政制理念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制度化的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传统政体的解体而逐步走向崩塌。
那么晚清儒学政治理念是如何走向其无所容身之地步的？
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与控制，在选拔人才上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清廷已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科举制的废除代表了儒家核心制度的解体。
其次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来管理民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是推进礼仪教化，这是儒家式的理想的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制度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于是便效仿西方国家成功的政治制度来逐渐改变传统的旧制度，这代表了儒家观念在现实政治制度中的退出。
最后是新法律的制定代表了对儒家秩序观念的否定。儒家一直将法律作为礼教的补充，对儒家秩序的破坏会受到强制性的惩罚，但是其维护的永远是儒家的亲亲尊尊。而西方近代的法律观念中的核心价值是每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在晚清的社会变革中，儒家的法律观念受到严厉的攻击，认为应学习和采纳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变原有的就观念。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不仅对清末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启蒙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将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反对独裁专制，不断启发着人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将斗争矛头指向尊孔复古的逆流。
对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又该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儒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其次才是一门政治的学问，真正的儒者是为了儒道而政治，绝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其道行，则仕；不行，則废。大仲马说过：“政治上没有人，只有主义，没有感情，只有利害，不是杀死一个人而已，而是为了移去障碍物”。政治上的利益决定了当需要成为必要时儒学有其利用价值，当需要成为多余，政治又将儒学弃之如敝屐。封建政治的腐败，儒学自然有其责任，但不能完全归结于一门学问。专制制度在秦始皇时就建立了，而那时儒学确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到后来汉武帝时，集权制因儒术而大大加强了，但这只是封建制的必然需要，即使没有儒学，集权制也会制造一门政治学问去为其服务的。
我认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其实是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危机，来自当时人们的思想受到西方的各种冲击，这种激烈的情绪下，人们不得不将责任指向传统的儒学所给人们的思想束缚。但是儒学作为统治者利用的合法性武器，已经被民众所误解，他们只认识到“道德的孔子”，却不知道“政治的孔子”，更不知道存在“宪政的孔子”。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于是将其搬到自己国家，完全否定了儒学政治中有价值的一面。当时精英群体的主流立场是可以保留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是将儒学和政治混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走西方的路，将传统全部抛开。
但是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还是应该回到中国文化本身，学习儒家的智慧。因为根据资料记载，儒学首先是政治之学，儒学退出政治，局限于内心领域，将失去儒学本身的社会价值。当代中国欲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离开儒学，儒学传承着中国治理之道。所以有必要未来将儒学纳入创制立法的过程。
现代的知识分子也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性，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我从最近的新闻上看到讲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事迹中领悟到，事实并非如此，一切都可能被打破。这位祖籍位于中国福建的政治家，在谈到中国的政治时说，“民主政治的探索就像邓小平说的，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政府在不断地增加人民民主，中国的领导人在不断地进行试验。谈到美国，他说很欣赏美国社会，但是并不愿意在那里长久生活，如果迫不得已，他会选择英国，因为那是一个并不紧迫的国家。在美国，任何东西都可能被改变，美国人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1980年，当美国看起来要被新兴的日本和德国在所有的制造行业上赶超的时候，他说一直都能看到美国在不断地修改和重构自己的经济秩序。重新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那是一种较高级的体制，才更有竞争力。正如李光耀所言：“争论是必需的，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位能够洞察世界的政治儒学家，有着儒家思想中的睿智与进取，勇于挑战，但又能坚持最本质的东西，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儒学本该是我们作为华夏儿女最应该珍藏的宝藏，我们要学会如何更好地领悟儒家思想中的精髓，并将其真正运用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甚至是社会这个大的环境，而不应该像之前的对儒学的攻击，其乃是对中国文化最大的不敬，统治阶级将儒家文化作为他们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应该尊从的理念。但是反过来想想我们每一位公民，也是在没有深刻弄懂儒学思想的前提下，酿成了不应该发生的后果。清末统治阶级做出的一些改变，其实我们不能够完全否定，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的做法有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在儒学被政治家利用的时候，在社会出现变革之际，他们依旧可以出来改变现状。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是对民众的反抗所作出的妥协和退让。
总体来说儒学在晚清的政治社会化危机中，本身是没有过错的，而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没有好好遵从儒学带给我们的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那些“条条框框”和政治理念。然而，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如今我们也要正视我们的过错，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努力学习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回归儒学中的礼教、仁义，将儒学中的文化精髓真正作为我们构建美好社会的所应该坚持的最初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