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主编
　　中信出版社
　　2019-7
　　本书认为，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是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速增长的五方面潜力。以富有针对性的战略释放这些潜力，关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这个框架之下，本书各章深度分析了不同行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并提出相关的改革策略和政策建议。
　　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目前为止的9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已由10%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从具体增长速度看，明年以后，我们会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增长速度大体为5%～6%，或者是5%左右。
　　习惯了高增长的人可能感觉这个增长率过低，其实不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很大，近几年增速逐步放缓，但每年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全世界新增量的30%左右。比如去年的新增量就相当于澳大利亚当年的经济总量。调动新的增长潜能，不断扩展需求空间，对我们今后每一年的增长都是巨大的挑战。
　　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可将增长来源分为六个方面。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而这也涉及另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體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
　　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更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的服务性消费，以及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等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我们最大的短板还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六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要逐步形成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的绿色经济体系，此外，绿色发展要形成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市场经济。
　　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对这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得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些是转型期具有过渡性的，还有一些属于“新瓶装旧酒”，有些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正在成长的。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
　　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
　　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经贸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改革的方法机制也很重要。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划底线，在此前提下，要更多地激发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允许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多一些自选动作，切实推进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双周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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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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