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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民工来源地——河南的调查显示，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分享不到土地工业化后产生的巨额收益，离开村庄，是农村几千万剩余劳动力必须的选择。站在城乡的交界点上，路在何方
马路已经通到了丁沟村村口，从这里倒两次车可以到达省会郑州。新修的马路宽敞整洁，路两边安装了街灯和花台，这让李耀锴的家乡看起来像一个新兴的小城镇——在为城市工业化贡献了2．7万亿工农产品剪刀差之后，一些接近城市的基础设施开始修建。
但18岁的李耀锴的个人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作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3月14日被从郑州火车站掳到山西曹生村，过了三个月“天刚有亮色就开工，到半夜才收工”的包身工生活后，回到了河南巩义市丁沟村的家中。此后，直到记者6月23日见到时，他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睡觉。
这次遇险是李耀锴第一次出远门。2007年夏天之前，他最远只去过离家半小时车程的巩义市。
离开村庄是没有选择的事情
李耀锴的家在丁沟村的半山腰上，从这里可以看见村边的矿山，山中隐藏着丰富的铝和煤。这让巩义市的经济指标排行进入全省前十位。山上已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大坑，像绿色的草木中张开的大口。
“那些口子里，红红白白的房子，都是村里人承包的小铝矿厂。”村里的治保主任李建立说。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明文允许，但从90年代开始，村里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开采村边的矿源， “只要得到村委会的同意”。
土地产生的收益从此有了成千万倍的增长。李耀锴的父亲在当地煤矿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块的工资。这些钱可以维持三个孩子上学，喂养几只鸡，还有二亩多地的种子、肥料。但矿产的利润可远不止这些，“承包铝矿让村里出了几个千万富翁。”一位村民说。
矿产的开发导致村里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明显的贫富分化。李耀锴家是向别人买的6间窑洞形状的旧房子，每间约十平方米。房外约一人高的院墙塌了一半，用砖头临时堆起来。闷得慌时，李耀锴经常一个人在村里没有目的地转。轨迹总是个半圆，从家里出来，向山上走。
“我不爱去下边。”他说。山坡下的房子大多是方方正正的高宅大院。一家矿主有三套房子，两个儿子各盖了一套。据村民说，房子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矿主，村长都在巩义市买了房子。
在丁沟村，村委会成员和矿主似乎总有难以割舍的关系。据村民介绍，村长曾经也开过矿，致富后竞选当了村长。而一个曾经贫寒的村民，接手一块废弃的田地后，居然在地里发现了铝，一年就赚了400万，第二年就进入村委会。村民的一种说法是“因为要保护他的资产”。给谁开矿权，采多少年，村委会说了算。
按规定，这些矿主每年要交给村里一定的利润，用做村集体的开支。但李建立说，10年来，矿主们上缴的收入微乎其微。集体经济破产的一个明证是：本应由村集体开支修缮的水利荒废了。
今年天干，丁沟村的田里一片枯黄，中间夹杂着一条条绿线，那是芒种后才种下的玉米。由于没有雨水，误了栽种时节，长得还不如青苗高。
李耀锴家和大部分村民一样，能够带来收益的土地只有二亩多，一家5口，每人不到5分地， “产的粮食只够家里吃”。而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报告，该省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能力是6．8亩地。而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估计，要想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只能保留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在土地上。
2007年，国家关闭了所有的违规小矿厂，丁沟村的小铝矿也不例外。对当地大批在矿厂就业的丁沟村村民来说，离开村庄，成了没有选择的事。
18岁乡村少年的精神世界
留在丁沟村，李耀锴能做些什么?
李耀锴的房间挂着一个沙袋。这算是他惟一的玩具。沙袋是自己做的。村里一个去少林寺学武术的孩子带回几张帆布，李耀锴要了一张，捡来村里打谷机废弃的胶带，打了一个结实的水手结。悬挂在屋中央的一根木棒上。
沙袋现在成了摆设，因为“对着打了几个月，觉得没意思”。李耀锴还没在身边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可供他打发时间的只有床头几本页码不全，用绿豆大小的字体印刷的盗版书：《三国演义》《剑魔独孤求败》《诛仙》和漫画《机器猫》。这些书他并不喜欢：“光《三国演义》，一个多月了，才看几十页。”
李耀锴今年本来该上高二，但是“成绩不好”辍学了。上学似乎很难成为当地孩子的出路。初中班上33个同学，正式考上县高中的只有3个。其余的30个，都四散去各地打工、学武，上技校。他辍学后惟一的伙伴是弟弟，“有时候带着他一起去村边的小河抓鱼。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天干，河都枯了。”
2007年夏天，李耀锴决定和朋友一起出门闯闯。到底要什么?李耀锴现在都不能回答。他只是很坚定地告诉记者：绝对不是为了赚钱。
贫瘠的精神生活像一个魔咒跟随着他。即使来到了“很繁华”的城市，李耀锴也没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新鲜的填充物。
3月初，他和一个朋友到了洛阳。第一份工作是在洛阳一家饭店当服务生。工作时问是早上8点～12点，下午5点～9点，之后“就去网吧玩通宵”。李耀锴说他对上网没瘾，他甚至不记得一条感兴趣的新闻或者一首很喜欢的歌曲。总结对大城市的生活体验，他说，和在家里一样，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洛阳饭店的生活只持续了3天，他和朋友就“跑了”，“觉得太苦”。他想象离开家的生活应该是轻松、自由。如果累了，随时可以请假。工资多少倒不介意。如果非要把生活目标清晰一点，保安是个想得起来的好选择。初中同学有几个在外面做保安，回来告诉他大城市有“多么多么好”。他们的肤色就是证明。 “原来黑黑的，现在都变白了。”
连续几天通宵上网花光了他们带出门的几百块钱，李耀锴决定去郑州试试运气。
供过于求的民间劳动力市场
去哪里?做什么?这是李耀锴第一次出门一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副处长张水泉告诉本刊，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和正式职业介绍所为中介的有组织转移，但这仅占在河南省劳务输出的39％。剩下的人们都采用了自由流动的“野路子”。
郑州市火车站周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劳力自由买卖的集散地。李耀锴就是在这里被掳走的。
在郑州火车站的二马路市场，约有好几百人沿街一字排开，把四车道的马路挤得只剩两车道。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纸：做职工食堂，看大门，鱼塘，工地，病人，一切杂活……甚至有一些人希望把自己的乡土经验也带到城市中挣钱，他们的纸牌上写着：养猪，牛，鸭。
市场从90年代民工潮开始形成，如今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求职人群的外围是一排卖旧衣服的：4块钱的西装，2块钱的衬衫，7块一双的皱巴巴的皮鞋，杂乱的堆在塑料布上。几个民工在摊边挑拣试穿，希望尽量体面点进城。
虽然政府报告中一再警示城市中“基层劳工荒”，但明显供求沟通出了问题。二马路市场上的劳动力交易还是买方市场。市场中生意最好的是一些帮农民工写技能信息的小摊。每一个貌似招工的人出现，就会引起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老板，要做饭的吗?一级烩面师要吗……
光河南省还有2797．01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源源不断地补充进这个求职队伍。河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今年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是150万。
这些初到城市的农民，没有能力和金钱去更远的淘金之地。掌握着用工信息的人，是他们进入城市的一切希望所在。其中也包括人贩子。
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被解救的30多名黑工，大部分都是从郑州火车站和西安火车站被诱骗的。
2004年，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成立了劳务输出处，并在二马路市场的旁边建起了一个大的劳务招聘市场，想把这些街头交易引向柜台。但张水泉也承认，新建的市场并不受欢迎。政府还在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的务工洽谈会，谈成了几十万人的输出计划，由各县区劳动部门下去组织人力。李耀锴也在镇政府外看到了这个招聘项目，但他说“不敢去”。上岗前有3个月的技术培训，地点是巩义一家职业技术学校。据说里面“很乱”，他认识的一个小伙伴还在学校里捅死了人。
和李耀锴一起落难山西的几个工友又开始出外找工作了。李耀锴准备听妈妈的安排，9月回学校读书。但他看来，出去打工是迟早的事情，“总不能呆在家里，让父母养一辈子吧。”
不过，李耀锴已经有了一些闯荡江湖的准则。他说，出去这一次，社会阅历长了三年。以后不要在火车站附近停留逛荡；不要进职业介绍所，砖窑里的几个难友都是被西安的职业介绍所送过来的，每个人还交了60块的介绍费；不要相信任何人，每个人接近你都有他的目的。
马路已经通到了丁沟村村口，从这里倒两次车可以到达省会郑州。新修的马路宽敞整洁，路两边安装了街灯和花台，这让李耀锴的家乡看起来像一个新兴的小城镇——在为城市工业化贡献了2．7万亿工农产品剪刀差之后，一些接近城市的基础设施开始修建。
但18岁的李耀锴的个人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作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3月14日被从郑州火车站掳到山西曹生村，过了三个月“天刚有亮色就开工，到半夜才收工”的包身工生活后，回到了河南巩义市丁沟村的家中。此后，直到记者6月23日见到时，他每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睡觉。
这次遇险是李耀锴第一次出远门。2007年夏天之前，他最远只去过离家半小时车程的巩义市。
离开村庄是没有选择的事情
李耀锴的家在丁沟村的半山腰上，从这里可以看见村边的矿山，山中隐藏着丰富的铝和煤。这让巩义市的经济指标排行进入全省前十位。山上已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大坑，像绿色的草木中张开的大口。
“那些口子里，红红白白的房子，都是村里人承包的小铝矿厂。”村里的治保主任李建立说。
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国家的明文允许，但从90年代开始，村里一些“胆大的人”开始开采村边的矿源， “只要得到村委会的同意”。
土地产生的收益从此有了成千万倍的增长。李耀锴的父亲在当地煤矿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块的工资。这些钱可以维持三个孩子上学，喂养几只鸡，还有二亩多地的种子、肥料。但矿产的利润可远不止这些，“承包铝矿让村里出了几个千万富翁。”一位村民说。
矿产的开发导致村里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明显的贫富分化。李耀锴家是向别人买的6间窑洞形状的旧房子，每间约十平方米。房外约一人高的院墙塌了一半，用砖头临时堆起来。闷得慌时，李耀锴经常一个人在村里没有目的地转。轨迹总是个半圆，从家里出来，向山上走。
“我不爱去下边。”他说。山坡下的房子大多是方方正正的高宅大院。一家矿主有三套房子，两个儿子各盖了一套。据村民说，房子大部分时间都空着。
矿主，村长都在巩义市买了房子。
在丁沟村，村委会成员和矿主似乎总有难以割舍的关系。据村民介绍，村长曾经也开过矿，致富后竞选当了村长。而一个曾经贫寒的村民，接手一块废弃的田地后，居然在地里发现了铝，一年就赚了400万，第二年就进入村委会。村民的一种说法是“因为要保护他的资产”。给谁开矿权，采多少年，村委会说了算。
按规定，这些矿主每年要交给村里一定的利润，用做村集体的开支。但李建立说，10年来，矿主们上缴的收入微乎其微。集体经济破产的一个明证是：本应由村集体开支修缮的水利荒废了。
今年天干，丁沟村的田里一片枯黄，中间夹杂着一条条绿线，那是芒种后才种下的玉米。由于没有雨水，误了栽种时节，长得还不如青苗高。
李耀锴家和大部分村民一样，能够带来收益的土地只有二亩多，一家5口，每人不到5分地， “产的粮食只够家里吃”。而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报告，该省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能力是6．8亩地。而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估计，要想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只能保留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在土地上。
2007年，国家关闭了所有的违规小矿厂，丁沟村的小铝矿也不例外。对当地大批在矿厂就业的丁沟村村民来说，离开村庄，成了没有选择的事。
18岁乡村少年的精神世界
留在丁沟村，李耀锴能做些什么?
李耀锴的房间挂着一个沙袋。这算是他惟一的玩具。沙袋是自己做的。村里一个去少林寺学武术的孩子带回几张帆布，李耀锴要了一张，捡来村里打谷机废弃的胶带，打了一个结实的水手结。悬挂在屋中央的一根木棒上。
沙袋现在成了摆设，因为“对着打了几个月，觉得没意思”。李耀锴还没在身边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可供他打发时间的只有床头几本页码不全，用绿豆大小的字体印刷的盗版书：《三国演义》《剑魔独孤求败》《诛仙》和漫画《机器猫》。这些书他并不喜欢：“光《三国演义》，一个多月了，才看几十页。”
李耀锴今年本来该上高二，但是“成绩不好”辍学了。上学似乎很难成为当地孩子的出路。初中班上33个同学，正式考上县高中的只有3个。其余的30个，都四散去各地打工、学武，上技校。他辍学后惟一的伙伴是弟弟，“有时候带着他一起去村边的小河抓鱼。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天干，河都枯了。”
2007年夏天，李耀锴决定和朋友一起出门闯闯。到底要什么?李耀锴现在都不能回答。他只是很坚定地告诉记者：绝对不是为了赚钱。
贫瘠的精神生活像一个魔咒跟随着他。即使来到了“很繁华”的城市，李耀锴也没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新鲜的填充物。
3月初，他和一个朋友到了洛阳。第一份工作是在洛阳一家饭店当服务生。工作时问是早上8点～12点，下午5点～9点，之后“就去网吧玩通宵”。李耀锴说他对上网没瘾，他甚至不记得一条感兴趣的新闻或者一首很喜欢的歌曲。总结对大城市的生活体验，他说，和在家里一样，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洛阳饭店的生活只持续了3天，他和朋友就“跑了”，“觉得太苦”。他想象离开家的生活应该是轻松、自由。如果累了，随时可以请假。工资多少倒不介意。如果非要把生活目标清晰一点，保安是个想得起来的好选择。初中同学有几个在外面做保安，回来告诉他大城市有“多么多么好”。他们的肤色就是证明。 “原来黑黑的，现在都变白了。”
连续几天通宵上网花光了他们带出门的几百块钱，李耀锴决定去郑州试试运气。
供过于求的民间劳动力市场
去哪里?做什么?这是李耀锴第一次出门一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副处长张水泉告诉本刊，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和正式职业介绍所为中介的有组织转移，但这仅占在河南省劳务输出的39％。剩下的人们都采用了自由流动的“野路子”。
郑州市火车站周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劳力自由买卖的集散地。李耀锴就是在这里被掳走的。
在郑州火车站的二马路市场，约有好几百人沿街一字排开，把四车道的马路挤得只剩两车道。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张纸：做职工食堂，看大门，鱼塘，工地，病人，一切杂活……甚至有一些人希望把自己的乡土经验也带到城市中挣钱，他们的纸牌上写着：养猪，牛，鸭。
市场从90年代民工潮开始形成，如今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求职人群的外围是一排卖旧衣服的：4块钱的西装，2块钱的衬衫，7块一双的皱巴巴的皮鞋，杂乱的堆在塑料布上。几个民工在摊边挑拣试穿，希望尽量体面点进城。
虽然政府报告中一再警示城市中“基层劳工荒”，但明显供求沟通出了问题。二马路市场上的劳动力交易还是买方市场。市场中生意最好的是一些帮农民工写技能信息的小摊。每一个貌似招工的人出现，就会引起人群中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老板，要做饭的吗?一级烩面师要吗……
光河南省还有2797．01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源源不断地补充进这个求职队伍。河南省劳动社会保障厅今年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是150万。
这些初到城市的农民，没有能力和金钱去更远的淘金之地。掌握着用工信息的人，是他们进入城市的一切希望所在。其中也包括人贩子。
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被解救的30多名黑工，大部分都是从郑州火车站和西安火车站被诱骗的。
2004年，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成立了劳务输出处，并在二马路市场的旁边建起了一个大的劳务招聘市场，想把这些街头交易引向柜台。但张水泉也承认，新建的市场并不受欢迎。政府还在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的务工洽谈会，谈成了几十万人的输出计划，由各县区劳动部门下去组织人力。李耀锴也在镇政府外看到了这个招聘项目，但他说“不敢去”。上岗前有3个月的技术培训，地点是巩义一家职业技术学校。据说里面“很乱”，他认识的一个小伙伴还在学校里捅死了人。
和李耀锴一起落难山西的几个工友又开始出外找工作了。李耀锴准备听妈妈的安排，9月回学校读书。但他看来，出去打工是迟早的事情，“总不能呆在家里，让父母养一辈子吧。”
不过，李耀锴已经有了一些闯荡江湖的准则。他说，出去这一次，社会阅历长了三年。以后不要在火车站附近停留逛荡；不要进职业介绍所，砖窑里的几个难友都是被西安的职业介绍所送过来的，每个人还交了60块的介绍费；不要相信任何人，每个人接近你都有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