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常态与异态和绝对可译与相对可译——从鲁迅与赵景深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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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译界上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著名的翻译方法之争,即鲁迅为代表提出“宁信而不顺”,赵景深为代表提出“宁顺而不信”,前者着重译文要保留原文的形式就要忍受多少的不顺,后者着重译文通顺不顾原文形式,从翻译的本质来开,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翻译的目的是沟通交流,翻译不只涉及语言因素,同时也涉及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因素与文化因素双重制约下,原文的原貌必定有所变化,译者所译出的译文不可能能够像对客观现实照镜子一般原物复现,他所译出的译文必定是在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双重作用下,与原文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或是语言因素占主导造成的,或是因文化因素占主导造成,又或是两者共同作用下造成的.文章认为,受语言与文化因素的影响,英汉翻译的常态,即绝大多数情况下为相对可译,而英汉语际翻译的异态,即较少情况下为绝对可译,相对可译与绝对可译即对立又统一.一个文本总有绝对可译的地方,总有相对可译的地方,作为译者需要辩证的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在适当的地方作出选择,什么时候该“顺”不息牺牲一点“信”,什么时候“信”宁可稍微不“顺”一点,又或是什么时候“信”与“顺”应该兼顾,时时平衡两者间的对抗与利弊,是译者永恒关注的辩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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