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罗尔斯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正义论》引发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以来，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就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方面，人们使用它进行各种政治哲学辩论，但另一方面，却一直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概念含义的新颖性，而对于这个概念是如何进入到当代政治辩论中心舞台的历史更是所知甚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关注并探讨这个问题。弗莱施哈克尔的《分配正义简史》就是这一系列著作中最新的一本。
毫无疑问，资源分配实际上是伴随人类始终的问题：只要相对于人类需要，资源是欠缺甚或匮乏的话，就会出现如何在有着相互冲突之需要的人们之间依据某种道德原则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这种认识也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分配正义问题自古至今都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但是，弗莱施哈克尔指出，处于今天政治哲学辩论中心的分配正义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分配的对象主要是物质资源或经济资源；第二，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或者社会的代表国家；第三，分配所依据的道德原则是具有平等价值的人的需求，换言之，人之为人的道德价值本身就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源以满足其基本需求。
虽然在直觉上我们容易得出分配正义概念渊源甚久，自古皆然的印象，但这其实是把两个原本不甚相关的概念不适当地嫁接在一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物质资源分配问题和正义问题都可以追溯久远，但在十八世纪之前，关于社会物质资源分配的总体安排并不是在正义的名目下进行讨论的，反过来说，正义所探讨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更不要说按需分配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了解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分配正义概念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这正是弗莱施哈克尔的《分配正义简史》打算告诉我们的。
当代对分配正义做出了最具影响之阐释的罗尔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就有一种“社会正义观”。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分配正义。亚里士多德的确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专门谈到了分配正义。但弗莱施哈克尔敏锐地指出，罗尔斯没有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正义与当代政治哲学所讨论的分配正义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所分配的对象是公共物，具体来说是政治地位（政治参与的机会），而现代分配正义所分配的对象主要是指物质资源；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所依据的原则是功过，是“对公共事业的贡献”，是按比例分配，贡献大、德性高的分的多，反之则分的少，而现代分配正义所依据的原则是人的需要，由于人的基本需要被认为是相同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的分配是完全不考虑功过原则的平等分配。特别是这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对于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绝大多数前现代的政治思想家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概念，不考虑功过，只考虑需要的分配恰恰是不正义的分配。可见，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是观念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变当然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而是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根据我对弗莱施哈克尔观点的总结，主要的观念障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观念上的障碍是正义与慈善的区别。西塞罗最早对此做出了重要阐发。他认为，正义是可以被强制实施的，因为违反正义会造成积极的伤害；而慈善则不应强制要求，因为慈善本质上是一种恩惠，而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别人的恩惠，而且不慈善也只是使人们少了一个好处而已，并未造成积极的损害。第二个观念上的障碍来自对穷人的态度。长期以来，虽然人们一方面同情穷人的悲惨处境，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穷人的穷困往往是咎由自取，穷人是由于自身的堕落才会受穷，而且贫富共存的秩序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第三个观念上的障碍是前现代政治的非经济特征。我们虽然在很多前现代政治主张中发现了对于社会经济平等的设计与要求，但其依据的理由却都是经济以外的。换言之，在前现代思想中，经济平等本身并不是政治的内容或目标，而至多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
要摆脱上述观念上的障碍，十八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对于现代分配正义概念的诞生而言，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包括休谟、卢梭、斯密和康德等人，弗莱施哈克尔尤其把斯密看做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休谟最早以经济是否进入政治的核心视野为标准来划分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诞生。这是对上述第三个观念障碍的突破。卢梭强烈关注不平等和贫穷问题，“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平等关系而不是等级关系”。不过，作为一个典型的公民共和主义者，卢梭对不平等的关注主要不是出于对穷人苦难的担忧，而是担心经济不平等会使穷人遭受富人的暴政，从而影响真正民主的实现。真正引发人们关注贫穷对穷人私生活的伤害，并改变人们对穷人的传统看法的思想家是斯密。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决定性地突破了阻碍现代分配正义概念形成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在卢梭、斯密之后，康德更为深刻地论证了人类平等的价值。康德主张由国家救济来取代个人慈善，从而把救济穷人变成国家的义务，同时每个人都有为此而向国家纳税的义务。结果是，得到国家的救济对于穷人来说变成了某种权利，而不再只是慈善的恩惠。这样，康德就突破了上述第一个观念障碍。不过，康德从未说过正义要求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第一个正式表达分配正义的现代观念的是一七九六年流产政变的领袖格拉古·巴贝夫。
现代分配正义概念虽然在十八世纪末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表述，不过它要一直等到二十世纪才得以进入主流政治思想，这是因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对它并不友好。这些政治理论除了保守主义的反弹（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还包括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尽管十九世纪还遭遇主流政治理论的阻击，但到了二十世纪，分配正义已经逐步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并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对分配正义概念做出最早、也是影响最大之系统阐释的还是罗尔斯。罗尔斯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就是为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罗尔斯的贡献在于，他清晰界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依靠道德直觉来表述的概念；他的不足则在于，他未能指出这些道德直觉的史前史、发生史和演变史。而罗尔斯的不足恰恰是《分配正义简史》之作者的贡献。
弗莱施哈克尔的著作告诉我们，政治观念史研究对于政治哲学研究可以带来怎样的帮助。虽然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价值的问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抛开构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的那些核心观念的历史而进行抽象的研究。政治观念史研究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当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在使用同样的术语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时，他们是不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其次，了解核心术语的观念史变迁可以提示我们，对于一个所谓的普遍性哲学问题来说，在我们倾向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道德直觉之外还存在着纷繁多样的思考路径。此外，观念史研究往往能够让我们发现今天的主流观念有时在传统面纱的笼罩下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内核，有时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新意徒有其表，旧识依然其中。理解了一个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对当代的政治哲学辩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价值观的合理性和特殊性，才能努力克服时代语境的偏见，才能为自己的立场找到一个更为坚实的智识基础。
毫无疑问，资源分配实际上是伴随人类始终的问题：只要相对于人类需要，资源是欠缺甚或匮乏的话，就会出现如何在有着相互冲突之需要的人们之间依据某种道德原则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这种认识也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分配正义问题自古至今都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但是，弗莱施哈克尔指出，处于今天政治哲学辩论中心的分配正义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分配的对象主要是物质资源或经济资源；第二，分配的主体是社会或者社会的代表国家；第三，分配所依据的道德原则是具有平等价值的人的需求，换言之，人之为人的道德价值本身就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源以满足其基本需求。
虽然在直觉上我们容易得出分配正义概念渊源甚久，自古皆然的印象，但这其实是把两个原本不甚相关的概念不适当地嫁接在一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物质资源分配问题和正义问题都可以追溯久远，但在十八世纪之前，关于社会物质资源分配的总体安排并不是在正义的名目下进行讨论的，反过来说，正义所探讨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更不要说按需分配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了解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分配正义概念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这正是弗莱施哈克尔的《分配正义简史》打算告诉我们的。
当代对分配正义做出了最具影响之阐释的罗尔斯认为，亚里士多德就有一种“社会正义观”。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分配正义。亚里士多德的确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专门谈到了分配正义。但弗莱施哈克尔敏锐地指出，罗尔斯没有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正义与当代政治哲学所讨论的分配正义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第一，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所分配的对象是公共物，具体来说是政治地位（政治参与的机会），而现代分配正义所分配的对象主要是指物质资源；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所依据的原则是功过，是“对公共事业的贡献”，是按比例分配，贡献大、德性高的分的多，反之则分的少，而现代分配正义所依据的原则是人的需要，由于人的基本需要被认为是相同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的分配是完全不考虑功过原则的平等分配。特别是这第二个方面的差异，对于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绝大多数前现代的政治思想家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依照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概念，不考虑功过，只考虑需要的分配恰恰是不正义的分配。可见，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是观念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种转变当然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而是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根据我对弗莱施哈克尔观点的总结，主要的观念障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观念上的障碍是正义与慈善的区别。西塞罗最早对此做出了重要阐发。他认为，正义是可以被强制实施的，因为违反正义会造成积极的伤害；而慈善则不应强制要求，因为慈善本质上是一种恩惠，而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别人的恩惠，而且不慈善也只是使人们少了一个好处而已，并未造成积极的损害。第二个观念上的障碍来自对穷人的态度。长期以来，虽然人们一方面同情穷人的悲惨处境，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穷人的穷困往往是咎由自取，穷人是由于自身的堕落才会受穷，而且贫富共存的秩序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第三个观念上的障碍是前现代政治的非经济特征。我们虽然在很多前现代政治主张中发现了对于社会经济平等的设计与要求，但其依据的理由却都是经济以外的。换言之，在前现代思想中，经济平等本身并不是政治的内容或目标，而至多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
要摆脱上述观念上的障碍，十八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对于现代分配正义概念的诞生而言，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包括休谟、卢梭、斯密和康德等人，弗莱施哈克尔尤其把斯密看做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休谟最早以经济是否进入政治的核心视野为标准来划分现代政治与前现代政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的诞生。这是对上述第三个观念障碍的突破。卢梭强烈关注不平等和贫穷问题，“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平等关系而不是等级关系”。不过，作为一个典型的公民共和主义者，卢梭对不平等的关注主要不是出于对穷人苦难的担忧，而是担心经济不平等会使穷人遭受富人的暴政，从而影响真正民主的实现。真正引发人们关注贫穷对穷人私生活的伤害，并改变人们对穷人的传统看法的思想家是斯密。斯密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决定性地突破了阻碍现代分配正义概念形成的第二个观念障碍（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在卢梭、斯密之后，康德更为深刻地论证了人类平等的价值。康德主张由国家救济来取代个人慈善，从而把救济穷人变成国家的义务，同时每个人都有为此而向国家纳税的义务。结果是，得到国家的救济对于穷人来说变成了某种权利，而不再只是慈善的恩惠。这样，康德就突破了上述第一个观念障碍。不过，康德从未说过正义要求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第一个正式表达分配正义的现代观念的是一七九六年流产政变的领袖格拉古·巴贝夫。
现代分配正义概念虽然在十八世纪末第一次获得了清晰的表述，不过它要一直等到二十世纪才得以进入主流政治思想，这是因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对它并不友好。这些政治理论除了保守主义的反弹（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还包括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尽管十九世纪还遭遇主流政治理论的阻击，但到了二十世纪，分配正义已经逐步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并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在政治哲学层面上对分配正义概念做出最早、也是影响最大之系统阐释的还是罗尔斯。罗尔斯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就是为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罗尔斯的贡献在于，他清晰界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依靠道德直觉来表述的概念；他的不足则在于，他未能指出这些道德直觉的史前史、发生史和演变史。而罗尔斯的不足恰恰是《分配正义简史》之作者的贡献。
弗莱施哈克尔的著作告诉我们，政治观念史研究对于政治哲学研究可以带来怎样的帮助。虽然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价值的问题，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抛开构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的那些核心观念的历史而进行抽象的研究。政治观念史研究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当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在使用同样的术语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时，他们是不是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其次，了解核心术语的观念史变迁可以提示我们，对于一个所谓的普遍性哲学问题来说，在我们倾向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道德直觉之外还存在着纷繁多样的思考路径。此外，观念史研究往往能够让我们发现今天的主流观念有时在传统面纱的笼罩下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内核，有时又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新意徒有其表，旧识依然其中。理解了一个观念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对当代的政治哲学辩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价值观的合理性和特殊性，才能努力克服时代语境的偏见，才能为自己的立场找到一个更为坚实的智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