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这一年的辛苦遭遇说明，中国企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中国到了选择创新模式的关键点，与其在补贴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与时俱进，实现产业政策的转换。
　　政府促进创新有两种方式：直接财政支持或者培育良好环境。因此，产业政策有选择性和功能性之分，其中选择性政策依靠财政投入，直接推动定向创新。但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争论一直存在。
　　现阶段，面对关键技术短板和日益严重的技术封锁，中国欲迈向价值链高端，再次面临抉择：一种意见是“举全国之力”，由政府直接选择并投入发展芯片等底层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但也有人认为政府要划清和企业的界限，着力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企业的事还是由企业完成。
　　我国历来是个产业政策鲜明的经济体，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深度运用产业政策。根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工信部发布的相关政策措施平均每天就有一项。以“中国制造2025”為例，这些产业政策还是选择性为主，即政府出台相关发展战略，决定产业的发展内容和方向。无论装备制造还是生物制造，补贴是各级政府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高铁、核电、飞机等领域，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得了不少成就。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但这些“大事”都聚集在确定性较高的领域，如高铁、核电等都有着明确的主导技术路线。而在高度不确定的创新领域，选择性产业政策容易失灵，例如新能源汽车，巨量的补贴，尚没有培育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行业，遑论特斯拉那样的一流企业。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核心科技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产业政策滞后效应凸显，越来越难以选择和推动创新。
　　相比之下，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科技变革往往比政府更为敏锐，它们有着强烈愿望，能够通过创新重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外部冲击。比如华为，虽然在本次贸易摩擦中首当其冲，但处变不惊，底气依然很足。其关键就在于过去20年里，通过主动的创新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华为占据了产业链中价值较高的一些关键技术。身处竞争激烈的信息技术行业，华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出鸿蒙系统、麒麟芯片、5G等技术，完全基于企业自身对于未来的战略判断，而非政策的选择，或补贴的支持。
　　从历史经验看，美的、海尔等家电企业实现对于日本企业的替代和超越，主要也是靠企业的前瞻判断，以及战略执行的果断。现在需要去“死磕”的芯片领域，与当年的显像管、压缩机相比，在创新的本质上差别不大，主要靠企业来抉择，而非政策的加持和拉动。除了芯片，在创新最为活跃的金融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在产业政策大举出台前，就出现了大量的创业企业，有些已经成为“独角兽”，未来他们将颠覆和改变原有的产业格局，成为新一代500强。
　　因此，要让创新企业大量涌现，补贴乃短期刺激，长期有助于改良创新生态，要使掌握前沿科技的院校成为创新之源，需让大批新创企业参与创新技术产业化。以美国创新企业为例，CEO和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双长制”团队避免了“创新者的窘境”。尤其现在，创新不再集中于大企业内，而是呈现一种“分布式”的状态，这就更需要把政策的重心放在打造良好的创新大环境上。在此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国制造的规模和能力优势，结合那些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用户基础，在一些不确定的新领域，将可能出现新的华为、大疆。从制造环节进入高端研发领域，将推动中国成为新的创新大国。
　　综上，产业政策，与其用补贴去拉动，不如遵从古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偏不倚，以相对中立的姿态，打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大环境。因势利导，改变产业政策的取向，聚焦于保护知识产权、降低企业税负等方面，从选择性拉动创新，变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最终摸索出新型国际环境下自主创新的可持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