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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Ward聚类法将长江干流10个省（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然后分别利用这2个地区内省（市）农民收入的面板数据构建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研究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和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的获得，但是会阻碍农民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不仅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也会促进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因此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达地区应该加速土地流转，不发达地区在推进土地流转时应该适度合理、谨慎推进。
关键词：土地；农民收入；聚类；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1.1；F1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298-03
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一度高达 15.9%[1-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务工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3]。2013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显示，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将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地区内，土地仍然是农民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特别当遇到失业等问题时，农村的土地可能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那么，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土地如何影响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完善我国的土地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来说，土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Bravo-Ureta等使用中美洲地区678个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对土地面积、土地的利用程度有重要影响[4]。尽管农民收入组成多样化，但是由土地带来的农业收入仍然是所有国家农村生计中最重要的部分[5]。随着“资源诅咒”研究的兴起，土地是否也是一种“诅咒”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话题。Sachs等研究发现，土地资源贫瘠的地区比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更快[6]。土地资源越丰富，经济体越容易从事初级加工和农产品出口而不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从而不利于农民收入提高[7]。Leamer等使用拉丁美洲贸易横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土地资源丰富会吸引更多本该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从而推迟工业化的发展[8]。上述研究表明，土地既可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也可能阻碍农民收入增长。骆永民等使用全国30个省（市、区）的短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的回归研究发现，土地能够促进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阻碍农民务工收入的获得，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似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9]。我国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东西部发展差距巨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影响迥异，须要区别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地区分类
由于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共计19个省（市、区），流域总面积180万km2，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8%，有耕地面积2 460多万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4，农业生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流上既有上海这类发达的省份，又有湖北等中部正在崛起的省份，还有青海等需要西部大开发的省份，因而选取长江干流省（市）农民收入面板数据比较具有代表性，接下来采用长江主干线流经的10个省份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1987—2013年全国以及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将长江主干线上的10个省份依据经济水平划分成若干类。衡量1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能只看某一项产业的发展，而应该观察社会的各个方面，考虑综合评价效果，由于本试验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农民的收入问题，指标选取时须要同时考虑宏观经济面和农民收入面，借鉴盖玲等衡量1个地区发展的经济指标体系[10]，选择7个指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这7个指标分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2（元）、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6（元）、第三产业产值X7（亿元），选取上述10个省份2014年间各变量的值作为聚类分析的取值，并对上述10个省（市）变量数据使用Ward聚类法进行系统聚类，根据得到的Ward法谱系图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一类地区的指标大多数都比二类地区的指标高，所以定义一类地区为经济水平发达地区，二类地区为经济水平不发达地区。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2.1模型设定
骆永民等采用基于system GMM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土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该模型适用于短面板数据，而本研究面板数据中不同经济地区所包含的个体较少，时间跨度较大，属于长面板數据，不宜采用system GMM回归[9]。因此，构造处理长面板数据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模型：
[JZ]yit=α β1landit ∑λitXit ui εit。
通过上述模型探讨土地面积对农民各种性质收入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yit是指农民收入（包括农民总收入、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landit指农民人均土地面积；Xit为控制变量，本模型中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机械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于本研究已经根据经济水平将长江干流省（市）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所以控制变量中无须再设置反映地区经济基本面的控制变量；ui为省（市）的固定效应；εit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2.2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择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以区分经济发达地区（地区1）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2）。依照前文分析结果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土地对人均农民總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总收入包括务工收入、农业收入以及其他类型的收入）。其中，以统计年鉴中农民纯收入指代人均农民总收入，以工资性收入指代农民务工收入，以家庭经营收入指代农民农业收入[9]，将这3种收入按各省（市）年度消费价格指数（元）折算成1995年数值；以农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hm2）指代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并设定若干控制变量：反映农业投资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按各省（市）年度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元）折算成1995年数值]、反映农村机械动力的人均机械动力（kW）、反映地区人力资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与各文化程度人数进行加权平均）。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使用Stata 14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同时考虑时间效应和减少样本容量的损失，所以不使用年度虚拟变量，而使用时间趋势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和务工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民农业收入有正向影响，且这些影响都在1%水平下显著，但土地对农业收入的正向影响远小于土地对农民务工收入以及总收入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现实比较符合，即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工业化程度较高，产业结构较合理，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民谋生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已经不再是这类省份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农民通过土地所获得的农业收入， 导致土地对农民农业收入的正向影响小于土地对农民务工收入的负向影响，并且发达地区城市公共服务往往较好，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相对来说能够享受到比农村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果农民仍然同时保持务工和农业生产2种生产方式，土地对农民总收入的负向影响就会进一步扩大。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内，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都有正向影响，且这些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这是因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产业结构须要继续调整，第二、第三产业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谋生方式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越多，农民获得的农业产出越多，因而所得农业收入越多。土地对务工收入正向影响的一个解释是，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内，土地越多，农民在经营土地时往往使用更多的化肥、机械动力等，这样往往比拥有少量土地而不使用化肥、机械动力的农民节省出更多时间用于外出务工，从而提高农民的务工收入[11]，在务工收入的回归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机械动力仍然对务工收入有正向影响，结合长江中上游省（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农民闲时往往会在附近县域找建筑工作的具体现实，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从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对农民总收入有正向影响。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试验利用长江干流上10个省（市）1995—2014年2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经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可以促进农民获得农业收入，但是同样也会阻碍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不仅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还会促进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城镇化中土地流转是影响农民土地面积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动土地流转的同时应当考虑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完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适当加快土地流转。（1）相对放宽本研究针对的省（市）内农民的市民化条件，促进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变。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合理，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宽这些省（市）内务工农民市民化条件能够推进务工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减少零碎土地对农民收入的阻碍作用，间接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2）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促进土地流转加速，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效益。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专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刺激本地区内农户土地流转热情，促进土地流转速度，最大化土地的增收价值。（3）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要职业的农业从业人员。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有相对宽裕的条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职业模式，从根本上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缩小务农和务工之间的报酬差距。第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应该适度合理谨慎推进土地流转。（1）稳固土地对农民[CM（25]收入保障作用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内，产业结构不甚合理，第二、第三产业相对薄弱，政府
应该大力推进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条件。（2）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在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逐步有序促进土地流转。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内，土地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保障，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作用还并不明显，在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让部分人以改革之名行侵占农民土地之实，逐步有序推进并规范土地流转。（3）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合作经营，通过土地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民收入。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内，政府可以大力推广土地合作经营来达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以提高农民收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管理和协调的身份，不应当存在与民争利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车伟，王德文. 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分地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2004（1）：2-13. [2]冒佩华，徐骥，贺小丹，等.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2015（11）：161-176.
[3]冒佩华，徐骥.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 管理世界，2015（5）：63-74，88.
[4]Bravo-Ureta B E，Solis D，Cocchi H，et al. The impact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output diversification on farm income in Central American hillside farming[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35（3）：267-276.
[5]Davis B，Winters P，Carletto G，et al.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rural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1）：48-63.[HJ1.7mm]
[6]Sachs J D，Warner A M.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
[7]Stijns J C.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J]. Resources Policy，2005，30（2）：107-130.
[8]Leamer E E，Maul H，Rodriguez S，et al. Doe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increase Latin American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9（1）：3-42.
[9]駱永民，樊丽明. 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J]. 经济研究，2015（8）：146-161.
[10]盖玲，杨启昌. 根据七项经济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论的方法研究[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5（4）：1-4.
[11]Gray C L，Bilsborrow R E. Consequences of out-migration for land use in rural Ecuador[J]. Land Use Policy，2014，36：182-191.
关键词：土地；农民收入；聚类；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1.1；F12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298-03
自古以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一度高达 15.9%[1-2]。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务工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3]。2013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显示，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将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地区内，土地仍然是农民家庭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的依靠，特别当遇到失业等问题时，农村的土地可能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那么，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土地如何影响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完善我国的土地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来说，土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Bravo-Ureta等使用中美洲地区678个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对土地面积、土地的利用程度有重要影响[4]。尽管农民收入组成多样化，但是由土地带来的农业收入仍然是所有国家农村生计中最重要的部分[5]。随着“资源诅咒”研究的兴起，土地是否也是一种“诅咒”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话题。Sachs等研究发现，土地资源贫瘠的地区比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更快[6]。土地资源越丰富，经济体越容易从事初级加工和农产品出口而不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从而不利于农民收入提高[7]。Leamer等使用拉丁美洲贸易横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证实，土地资源丰富会吸引更多本该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从而推迟工业化的发展[8]。上述研究表明，土地既可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也可能阻碍农民收入增长。骆永民等使用全国30个省（市、区）的短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的回归研究发现，土地能够促进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阻碍农民务工收入的获得，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似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9]。我国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东西部发展差距巨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的地区，土地对农民的不同类型收入影响迥异，须要区别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地区分类、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地区分类
由于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共计19个省（市、区），流域总面积180万km2，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8%，有耕地面积2 460多万hm2，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4，农业生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干流上既有上海这类发达的省份，又有湖北等中部正在崛起的省份，还有青海等需要西部大开发的省份，因而选取长江干流省（市）农民收入面板数据比较具有代表性，接下来采用长江主干线流经的10个省份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1987—2013年全国以及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将长江主干线上的10个省份依据经济水平划分成若干类。衡量1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能只看某一项产业的发展，而应该观察社会的各个方面，考虑综合评价效果，由于本试验研究的主要是关于农民的收入问题，指标选取时须要同时考虑宏观经济面和农民收入面，借鉴盖玲等衡量1个地区发展的经济指标体系[10]，选择7个指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类，这7个指标分别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2（元）、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比重）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X6（元）、第三产业产值X7（亿元），选取上述10个省份2014年间各变量的值作为聚类分析的取值，并对上述10个省（市）变量数据使用Ward聚类法进行系统聚类，根据得到的Ward法谱系图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一类地区的指标大多数都比二类地区的指标高，所以定义一类地区为经济水平发达地区，二类地区为经济水平不发达地区。
2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2.1模型设定
骆永民等采用基于system GMM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土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但该模型适用于短面板数据，而本研究面板数据中不同经济地区所包含的个体较少，时间跨度较大，属于长面板數据，不宜采用system GMM回归[9]。因此，构造处理长面板数据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模型：
[JZ]yit=α β1landit ∑λitXit ui εit。
通过上述模型探讨土地面积对农民各种性质收入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yit是指农民收入（包括农民总收入、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landit指农民人均土地面积；Xit为控制变量，本模型中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均机械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于本研究已经根据经济水平将长江干流省（市）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所以控制变量中无须再设置反映地区经济基本面的控制变量；ui为省（市）的固定效应；εit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2.2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择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以区分经济发达地区（地区1）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地区2）。依照前文分析结果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土地对人均农民總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总收入包括务工收入、农业收入以及其他类型的收入）。其中，以统计年鉴中农民纯收入指代人均农民总收入，以工资性收入指代农民务工收入，以家庭经营收入指代农民农业收入[9]，将这3种收入按各省（市）年度消费价格指数（元）折算成1995年数值；以农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hm2）指代农村人均土地面积，并设定若干控制变量：反映农业投资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按各省（市）年度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元）折算成1995年数值]、反映农村机械动力的人均机械动力（kW）、反映地区人力资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与各文化程度人数进行加权平均）。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使用Stata 14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同时考虑时间效应和减少样本容量的损失，所以不使用年度虚拟变量，而使用时间趋势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和务工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民农业收入有正向影响，且这些影响都在1%水平下显著，但土地对农业收入的正向影响远小于土地对农民务工收入以及总收入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与现实比较符合，即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工业化程度较高，产业结构较合理，第二、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民谋生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已经不再是这类省份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进城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农民通过土地所获得的农业收入， 导致土地对农民农业收入的正向影响小于土地对农民务工收入的负向影响，并且发达地区城市公共服务往往较好，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相对来说能够享受到比农村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果农民仍然同时保持务工和农业生产2种生产方式，土地对农民总收入的负向影响就会进一步扩大。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内，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务工收入和农业收入都有正向影响，且这些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这是因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产业结构须要继续调整，第二、第三产业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谋生方式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越多，农民获得的农业产出越多，因而所得农业收入越多。土地对务工收入正向影响的一个解释是，在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内，土地越多，农民在经营土地时往往使用更多的化肥、机械动力等，这样往往比拥有少量土地而不使用化肥、机械动力的农民节省出更多时间用于外出务工，从而提高农民的务工收入[11]，在务工收入的回归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机械动力仍然对务工收入有正向影响，结合长江中上游省（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农民闲时往往会在附近县域找建筑工作的具体现实，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从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对农民总收入有正向影响。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试验利用长江干流上10个省（市）1995—2014年2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土地对农民总收入、农民务工收入、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经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可以促进农民获得农业收入，但是同样也会阻碍农民务工收入的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不发达地区土地不仅会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还会促进务工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城镇化中土地流转是影响农民土地面积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动土地流转的同时应当考虑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完善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流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适当加快土地流转。（1）相对放宽本研究针对的省（市）内农民的市民化条件，促进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居民转变。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合理，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宽这些省（市）内务工农民市民化条件能够推进务工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减少零碎土地对农民收入的阻碍作用，间接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2）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对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促进土地流转加速，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效益。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专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刺激本地区内农户土地流转热情，促进土地流转速度，最大化土地的增收价值。（3）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要职业的农业从业人员。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有相对宽裕的条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职业模式，从根本上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缩小务农和务工之间的报酬差距。第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应该适度合理谨慎推进土地流转。（1）稳固土地对农民[CM（25]收入保障作用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条件。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内，产业结构不甚合理，第二、第三产业相对薄弱，政府
应该大力推进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条件。（2）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在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逐步有序促进土地流转。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内，土地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保障，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作用还并不明显，在设计土地流转制度时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不能让部分人以改革之名行侵占农民土地之实，逐步有序推进并规范土地流转。（3）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合作经营，通过土地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民收入。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内，政府可以大力推广土地合作经营来达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以提高农民收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管理和协调的身份，不应当存在与民争利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车伟，王德文. 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转变——分地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2004（1）：2-13. [2]冒佩华，徐骥，贺小丹，等.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2015（11）：161-176.
[3]冒佩华，徐骥. 农地制度、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J]. 管理世界，2015（5）：63-74，88.
[4]Bravo-Ureta B E，Solis D，Cocchi H，et al. The impact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output diversification on farm income in Central American hillside farming[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6，35（3）：267-276.
[5]Davis B，Winters P，Carletto G，et al.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rural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1）：48-63.[HJ1.7mm]
[6]Sachs J D，Warner A M.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
[7]Stijns J C.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J]. Resources Policy，2005，30（2）：107-130.
[8]Leamer E E，Maul H，Rodriguez S，et al. Doe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increase Latin American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59（1）：3-42.
[9]駱永民，樊丽明. 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J]. 经济研究，2015（8）：146-161.
[10]盖玲，杨启昌. 根据七项经济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论的方法研究[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5（4）：1-4.
[11]Gray C L，Bilsborrow R E. Consequences of out-migration for land use in rural Ecuador[J]. Land Use Policy，2014，36：18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