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我国CPI同比增长了6.5％，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可以预料，CPI不仅会居高不下还可能在明年出现继续冲高的态势。按中国官方统计做法，CPI的统计样本主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涉及大约700多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说，食品所占比重最大约为1/3；其他依次为娱乐教育类消费占14.2％；居住类消费13.2％；烟酒比重最低只占3.9％。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CPI内容与中国大同小异，只是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这些国家的“住行”比重通常最高，而中国则以“吃喝”为主。在这种以“吃喝”为主的消费结构背景下出现了CPI持续走高再简单不过地说明了本轮通货膨胀的领涨因素是食品价格。而食品价格拉动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又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2007年，全世界最显著的宏观经济现象就是：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以食品价格大幅上扬为特征的通货膨胀。
　　我们都知道，食品价格上涨的实质是粮食价格上涨，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与世界经济融和度较高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的粮价必然决定于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波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粮食价格上涨呢？我认为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1）全球变暖趋势下的气候异常令许多国家出现旱涝灾害，如去年主要产粮国澳大利亚遭受严重旱灾就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在石油价格不断大幅上涨的条件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造乙醇汽油使其国内玉米价格上涨了70％，拉动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了34％；（3）最近若干年许多农作物出口大国都对农业资本投入有所忽略，因此在遭遇异常气候状况时不能有效进行农产品生产能力的调整；（4）国际粮食储备已跌至35年来的最低点，这种库存过低的现象容易产生粮食市场价格继续走高；（5）由于世界粮食市场的危机刚刚显现，因而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农作物供应大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没有明确的供应行动调整意向，这使得2008年以后的世界粮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众所周知，上面提到的四个国家中，只要美国停止用玉米生产乙醇汽油或结束轮替休耕制度，只要巴西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提高一个相当的百分比，即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供给曲线不变，世界粮食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也能立即改观。
　　从上述五个原因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本轮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它完全可以被命名为“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请注意，这是我发明的概念）。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它具有强烈的传染特性，同时又不是不可战胜的。
　　那么，中国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同本轮“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属性趋同中有没有个体差异成分呢？当然有。
　　在世界粮食市场中，有13亿人口且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1.4亩的中国是以粮食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体身份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根据专家测算，中国只要年粮食净进口量占其国民消费量的20％，就有可能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崩溃。幸运的是，中国每年粮食进口量远低于年度消费量的10％，特别是中国的决策层多年来一直把“三农”支持问题摆到工作日程表的显要位置，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粮食进口需求也不会成为世界粮食市场危机的引发因素。如果分析中国2007年通货膨胀同全球通货膨胀的个体差异，那就只有一个短期因素，即猪肉价格问题。
　　在2007年中国的CPI指数屡创新高过程中，猪肉价格大幅上扬起到了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什么猪肉价格会上涨？除了玉米价格和饲料价格因素外，还有两个十分重要却被很多谈论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忽略了的问题，即今年的蓝耳病疫情和防止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长效机制缺位问题。中国生猪的主产区不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而主要在长江流域，今年恰恰在长江流域爆发了罕见的蓝耳病疫情。蓝耳病病毒自上世纪80年代从美国传入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该病毒发生了变异，蓝耳病病毒直接影响母猪的生殖系统同时对仔猪呼吸系统造成严重损害，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引致大量生猪死亡。据国内媒体报道，长江流域因蓝耳病造成的生猪死亡量也就在百万头左右。但据那些已到疫情流域生猪屠宰厂实地调研的专家们估计：从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造成的屠宰厂停工状况及猪肉供应缺口等指标可大致推断蓝耳病疫情造成的生猪死亡头数应当不低于1000万才能和实际状况大体吻合。也就是说，对蓝耳病疫情的影响强度，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着“瞒报”或有意低报的嫌疑。当然，如果是地方政府官员在统计数字上做一点假，问题也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如果疫情的影响果真如此之大，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倒是值得重视，即：疫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之大的程度以及牲畜疫情防治失效的制度原因有哪些？
　　就像我们近年来很多人在批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在经济一片繁荣时其境况甚至不如毛泽东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一样，在目前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还有一个人民公社时期就普遍建立又随着农村改革后普遍的小户自耕农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而解体了的农村兽医站制度和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牲畜疾病和疫情防治系统。蓝耳病最早发生时，人们只是发现大量地死猪，但没有一个有效的疫情上报和高效能的疫情甄别系统，也就是，开始大量死猪时，缺少一个自上而下的信息收集机制；事态已经很严重了，相关的疫情检测单位又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给出准确的病毒判断。这是造成长江流域生猪供给出现大量缺口的一个关键原因。显然，整个原因的背后又是一个与制度有关的大问题，即疫情防治失效的背后其实是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的缺失。
　　除了农村基础层面的疫情防治和兽医组织体系的缺失外，中国还缺少一个防止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政策机制。通常来说，生猪及其他畜产品的生产和一般种植业产品的生产一样，在价格及产品的相互作用方面符合“蛛网理论”所揭示的周期性规律，既然有规律，事实上就给市场调节者提供了一种创造避险机制的可能性。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缺少必要的应对策略准备。以2007年的生猪肉价格大涨推动CPI上升为例，实际上早在2006年春夏季，宏观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学家们就应该提高警惕了。当时的情况是：2006年3~4月间，生猪价格走入谷底，农民养猪不赚钱甚至赔钱，于是在全国普遍出现了宰杀现用母猪和后备母猪的情况。这意味着一年以后生猪供给肯定会出现大幅下降，据说就这一情况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有些地方政府已向上级有关部门做了汇报，但没有引起重视，结果2007年春季蓝耳病疫情一爆发，就使得生猪供给短缺问题雪上加霜。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生猪供给如发生波动其调整周期至少得两年时间。现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周期已缩短了许多，但生猪供给由短缺波谷到正常充分的恢复时间至少也得12个月以上。从这一点说，目前已严重影响许多大中城市的居民支出水平的猪肉价格过高问题似乎并不难解决。需要决策部门和经济学研究者注意的倒是“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对中国输入型影响的长期抵消机制的构建问题。
　　任何政策的选择都可以套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目前针对通货膨胀威胁，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考方法进行政策选择。
　　按照目前决策层的思路，我们基本上是在采取两个老实办法。一是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或利率解决信贷扩张速度偏快问题，二是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抑制消费品价格的提高速度。这两个办法能否奏效？当然能，只是成本太高。现在全国的经济学家都在大谈流动性过剩，但在存款准备金率提升至13.5％的条件下，全国绝大多数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实际上已被中央银行抽光了，头寸紧已成了大多数银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且，在商业银行放款能力急剧下降后，如果紧缩政策态势不变，半年之后就会出现供给萎缩，这在本轮以非需求拉上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出现更需要供给改善的条件下，似乎是一种不太明智的政策选择。而管制价格这个老办法虽然短期内能收到让城市居民高兴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农民却不能从食品类价格的上涨中间接得到好处，因而无助于农产品供给的改善。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对付全球化的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的最好办法是一次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例如一次对美元升值15％或20％，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到充分价位是抵消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佳办法。坦率地说，人民币已错过了大幅升值的最好時机，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除了食品价格领涨型通货膨胀的治理考虑外，近年来国际市场上最让人揪心的是石油价格问题，如果2008年4月前后美国对伊朗有较大的动作，国际油价还会大幅攀升，而中国每年消费的石油50％依赖国际市场，且每年进口需求都递增7％以上，石油进口再加上矿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大量进口需求，中国政府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办法应当是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