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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的母亲郭登峰在接受郎咸平访问时自曝其早年炒股几个月由几万元炒成几百万的一番言论,招来了网上的广泛质疑。封其为“股神”虽然带有强烈的贬义。那么郭登峰所言究竟有几分真实性?还是在吹牛呢?作为过来人,下面笔者且来简略分析。
郭登峰声称她是从1990年介入股市的,如属实,那她的确赶上了深圳股价如神话般狂飙的突进年代:当年3月,以深发展大比例送配及拆细为契机,深圳所有5家股票告别了此前长达几年低位徘徊与温和攀升阶段,开始如火山般喷发。当时深发展的具体方案是:每股派现金0.5元,5送1派发红股,并按10比1配股;另外,又将每股20元的面值拆细为1元,即变为20股。如此丰厚的“大礼包”,立刻使众多股东一跃成为腰缠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富翁。这在当时“万元户”仍非常稀罕的时代可是不得了的奇迹。也正是由于这一夜暴富的示范效应,使人们发现买股票原来是实现快速致富的捷径。
大量资金潮水般涌入股市,令股价如脱缰的野马般见天疯涨。根据统计,仅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20天间,深发展的股价就翻了一番!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夺升幅之冠的是万科与安达——同达380%!政府当局坐不住了,几次三番推出限价令——由5月底的升幅不得高于头一日的10%,到6月底的只能升1%,仍旧难以遏阻股价一路狂奔的牛步。那时的股民真是幸福无比:每天早晨一睁眼自己的股票账户就又增值了10%或者1%;直到11月20日再将涨停板上限调低至0.5%后,终于在12月迎来了牛转熊的拐点。期间深发展最高曾冲至140多元,年内涨幅约20倍;而黑市价格据说竟曾有炒到了320元/股的纪录!
综上所述的市况,郭登峰由几万炒成几百万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前提是必须年初以最低价买到原始股,然后一直捂到年末以最高价抛出,期间不可能“炒”——即高抛低吸,因为以当时的情况,买卖股票相当困难,不能随心所欲,卖了就买不回来了,除非她参与黑市交易。但即使如此也难以在几个月几万炒成几百万。理论上的可能性毕竟不等于现实性,概率是相当低的,就算她运气特别好,但炒到一、两百万则是有可能的,笔者身边的一位朋友,就由于当初买了深发展的2000原始股捂到90年代初,跃入二百万元户级行列。
“八”完郭登峰的话题后不由抚膺长叹:A股早年的美好时代是多么令人怀念啊!但这样的黄金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其后有过怎样辉煌的大牛市,都绝无可能与彼时俯拾即富的市道相比。这一现代版的聚宝盆只能产自股票供不应求的特殊年代,这一空前绝后的超级牛市也只能出自那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中。
追昔抚今,现在的股民显然没有当年股市拓荒者的那么幸运。打自阔别6124点尤其是从3478点滑落之后,他们已有多年不知牛肉的滋味了。虽然创业板、中小板不乏熊掌可供享用,但那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并不惠及投资大众。究其原因,并非中国经济或公司业绩远逊当年,而是股价不能承受连续多年高速扩容之重。遗憾的是:对此管理层至今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而从某些主流报刊近期的舆论导向来看,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完全否认近年股市的低迷不振与高速扩容有关,仍然迷信单凭机构的有限扩展便可化解股市高速扩容的巨大压力,并无视市场规模的发展必须与其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进而颠覆供求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有鉴于此,近期本刊发表的封面文章《九问祁斌》,就切中时弊,值得欣赏,理应为之大声叫好。它所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思潮,一种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思潮和发展观在中国证券管理层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且贯穿于近二十年的股市进程中。
发展的目标不应把注意力只集中于规模和速度,光盯着行业的世界排名;而应顾及股市民生,保护与权衡参与股市各方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让他们能真正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丰硕成果!而绝对不能像过去经常发生、而又于今为烈的那样:只图赚投资者的钱,而不考虑让投资者赚钱!
郭登峰声称她是从1990年介入股市的,如属实,那她的确赶上了深圳股价如神话般狂飙的突进年代:当年3月,以深发展大比例送配及拆细为契机,深圳所有5家股票告别了此前长达几年低位徘徊与温和攀升阶段,开始如火山般喷发。当时深发展的具体方案是:每股派现金0.5元,5送1派发红股,并按10比1配股;另外,又将每股20元的面值拆细为1元,即变为20股。如此丰厚的“大礼包”,立刻使众多股东一跃成为腰缠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富翁。这在当时“万元户”仍非常稀罕的时代可是不得了的奇迹。也正是由于这一夜暴富的示范效应,使人们发现买股票原来是实现快速致富的捷径。
大量资金潮水般涌入股市,令股价如脱缰的野马般见天疯涨。根据统计,仅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20天间,深发展的股价就翻了一番!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夺升幅之冠的是万科与安达——同达380%!政府当局坐不住了,几次三番推出限价令——由5月底的升幅不得高于头一日的10%,到6月底的只能升1%,仍旧难以遏阻股价一路狂奔的牛步。那时的股民真是幸福无比:每天早晨一睁眼自己的股票账户就又增值了10%或者1%;直到11月20日再将涨停板上限调低至0.5%后,终于在12月迎来了牛转熊的拐点。期间深发展最高曾冲至140多元,年内涨幅约20倍;而黑市价格据说竟曾有炒到了320元/股的纪录!
综上所述的市况,郭登峰由几万炒成几百万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前提是必须年初以最低价买到原始股,然后一直捂到年末以最高价抛出,期间不可能“炒”——即高抛低吸,因为以当时的情况,买卖股票相当困难,不能随心所欲,卖了就买不回来了,除非她参与黑市交易。但即使如此也难以在几个月几万炒成几百万。理论上的可能性毕竟不等于现实性,概率是相当低的,就算她运气特别好,但炒到一、两百万则是有可能的,笔者身边的一位朋友,就由于当初买了深发展的2000原始股捂到90年代初,跃入二百万元户级行列。
“八”完郭登峰的话题后不由抚膺长叹:A股早年的美好时代是多么令人怀念啊!但这样的黄金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其后有过怎样辉煌的大牛市,都绝无可能与彼时俯拾即富的市道相比。这一现代版的聚宝盆只能产自股票供不应求的特殊年代,这一空前绝后的超级牛市也只能出自那不可复制的历史背景中。
追昔抚今,现在的股民显然没有当年股市拓荒者的那么幸运。打自阔别6124点尤其是从3478点滑落之后,他们已有多年不知牛肉的滋味了。虽然创业板、中小板不乏熊掌可供享用,但那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并不惠及投资大众。究其原因,并非中国经济或公司业绩远逊当年,而是股价不能承受连续多年高速扩容之重。遗憾的是:对此管理层至今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而从某些主流报刊近期的舆论导向来看,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完全否认近年股市的低迷不振与高速扩容有关,仍然迷信单凭机构的有限扩展便可化解股市高速扩容的巨大压力,并无视市场规模的发展必须与其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进而颠覆供求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有鉴于此,近期本刊发表的封面文章《九问祁斌》,就切中时弊,值得欣赏,理应为之大声叫好。它所针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思潮,一种发展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思潮和发展观在中国证券管理层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且贯穿于近二十年的股市进程中。
发展的目标不应把注意力只集中于规模和速度,光盯着行业的世界排名;而应顾及股市民生,保护与权衡参与股市各方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让他们能真正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丰硕成果!而绝对不能像过去经常发生、而又于今为烈的那样:只图赚投资者的钱,而不考虑让投资者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