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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韩东的小说创作试图在对传统话语形态的破坏中探索一条新的文学创作之路,实现文学在本体意义上对政治、社会的彻底叛逃而回归自我本身。阅读韩东你会发现一条回归文学的第三条道路,即叙述策略上的无为而有为。韩东的小说创作坚持边缘化的立场,以对历史呈现的多种可能性、无姿态的私人叙述策略和荒诞中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等三个方面展开对写作的实验性开拓,为新时期文学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 韩东;历史多样性;无姿态叙述;哲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95-05
20世纪80年代,凭借《你见过大海》和《有关大雁塔》两部诗作,韩东走上文坛并奠定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韩东开始了小说创作,诗歌写作中与传统的“断裂”和“反叛”一如既往地贯穿于小说之中。他的小说到处充溢着“反小说”的特征:传统的意义被消解、故事性被淡化，甚至连写作者的叙述立场都被放弃了——韩东似乎要在小说既成秩序的破坏中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海登?怀特曾说:“历史话语传统上已经将叙事或讲故事描绘成再现,甚或解释的首选模式。确切地说,我们对历史的再现不一定非得用故事形式;也可以用非叙事的话语形式。”［1］在此意义上,韩东的创作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式的创造性飞跃,他试图在无名的时代确立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探索性的写作使其在文学本体意义上,有可能实现文学对政治、社会的彻底叛逃而回归自我本身。这里没有任何先验的政治或社会意义的统摄,只有碎裂的个人对历史、生命多种可能性的虚构和假设。这种虚构和假设因为打破了以往经验性的逻辑和判断思维,让人们惊悚不已,而语言的零度叙述所展现出的严密逻辑却又让我们不得不信服这些可能性,从而对已有的生活经验产生质疑和解构。阅读韩东你会发现回归文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姑且名之为叙述策略上的无为而有为。
一、历史在边缘处丰富
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韩东都讲究创作的“第一性”,也说是说，他反对文字经过理性甚至先验意识的梳理而有意识地构建为文,进而以规范化的“第二性”面目出现。在韩东看来，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不是文化、历史、语境等因素构成的知识体系。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出自写作者“内部的东西,是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到的东西。……我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的,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2］。它是自然的、随意的、凌乱而毫无章法的,但仅凭直觉却又能够抵达它的核心意念。秉承这样的创作观,文学在韩东的笔下,不是走向某个预设的目的和意义,而是摆脱沉滞的历史、文化因袭,赤裸裸地回到文学的最初状态,发现生命的真相和奇迹并探索和表现多种未实现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韩东所代表的新生代作家或晚生代作家在当今文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透过他们的文学,我们看到生活、历史的本质并非存在于以往文学虚构的有限现实中,生命、生活本身要比虚构的文学精彩得多,因为它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消解沉重、意义和一维的叙述策略,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无名特征。
作为一名经历了“文革”的青年,韩东首先在他的“文革”记忆中实践了这种创作观,发起与既定的文化观念、文学体制、文学秩序的决裂之战。在“新时期”的文坛上,韩东的知青小说是个独特的存在,你很难将他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这些知青小说经典性的知识范畴。在写作之前,韩东就决意与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分道扬镳:后者通过文学创作试图建构历史、标示意义而韩东却要平面化历史、消解意义。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写作,始终没有打算离开文化的中心位置,无论是流浪还是回归民间,他们写作的最终目的都是力图携带着生命的荣耀返回社会甚至文化的中心位置,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意义。“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风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章。［3］
而张承志所代表的这种文学在韩东看来是有意识改造过的“第二性”,而并非文学本身,更非生活、历史的全部。“中国人被外界理解要么是作为稀有的文化动物,要么是作为卓越的政治动物,二者必居其一。……当我们摆脱了卓越的政治动物和神秘的文化动物两个角色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艺术创造的前沿。”［4］韩东的写作无意于话语权的抢夺,他安处于文化的边缘空间,以“游走者”的身份,表达独立于体制和主流之外的边缘立场、边缘姿态,要在与中心二元对立的格局中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相对于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对“文革”或歌颂或批判的主题创作,韩东对“文革”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将“文革”作为一个历史的片断通过个人的笔写出来,写作的目的不是控诉、澄清或赞美什么,对他来说，话语叙述本身就是目的。
相对于中国文学所惯常的对历史的本质化和整体性的观照,韩东无疑开辟了另一种言说历史的崭新可能性。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卓越的政治动物、神秘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三个角色之后,我们才能来到艺术创造的前沿,窥见生命存在的真相。韩东在小说叙述中几乎彻底剔除了所有先验的价值判断,把“历史”作为常态的个体生命状态加以描写和体认,使其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矛盾统一张力:生活的荒诞与诗意并存、人性的崇高与卑琐相伴。这就使得“历史”作为一种存在而具有前所未有的鲜活生命和立体感。知青生活在韩东的笔下跳出了正剧和悲剧的圈套,衍生出生命的多种可能性。他在《母狗》中表明,所谓知青生活,“对我来说还有喜剧,因此它必定虚幻不真。”文本通过对女知青的年龄和生活经验的错位的描述,在被定性为民族苦难史的“文革”中发现了喜剧,剥蚀了悲壮与屈辱、迷惘与等待、绝望与妥协等等光环编织而成的历史,冲刷了知青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执印象。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诗意是韩东知青小说呈现出的另一种“文革”。在《描红练习》中透过天真无邪的儿童——“我”的视点，作家对“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员的不同命运的叙述展开了另一种意味的表现。例如：小说中爷爷对标语粘贴的认真态度以及要“我”作描红练习时提出的相关举措的细化描写,都把普通人面对灾难和荒诞时达观、天真的一面挖掘了出来,使生活在悲剧中呈现出诗意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叙述话语中配合上儿童对下放、对反动话等的个性化理解,使读者自然而然在小说具体的人生画面和“过程”中体味到一种全新的“历史”和生活的“可能性”。 ［10］ 郜元宝.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J］.小说评论，2006(6):93.
［11］ 张立国.非常识写作［N］.南方日报,1999\|12\|12(29).
［责任编辑：夏畅兰］
Standing and Seeking at the Edge: Theory of Han Dong Novels
YAN 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21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 of novels Han Dong tried to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speech form and explored a new road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Through this way, literature will go away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oroughly and return the ego itself defected. Reading Han Dongnovels,you will find the third path to return literature called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doing nothing and forceful. Han Dongs novels at the edge developed experimental way of writing from three aspects: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of history display, no attitude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absurd, providing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
Key words: Han Dong; historical diversity; no attitude narrativ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关键词］ 韩东;历史多样性;无姿态叙述;哲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95-05
20世纪80年代,凭借《你见过大海》和《有关大雁塔》两部诗作,韩东走上文坛并奠定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韩东开始了小说创作,诗歌写作中与传统的“断裂”和“反叛”一如既往地贯穿于小说之中。他的小说到处充溢着“反小说”的特征:传统的意义被消解、故事性被淡化，甚至连写作者的叙述立场都被放弃了——韩东似乎要在小说既成秩序的破坏中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海登?怀特曾说:“历史话语传统上已经将叙事或讲故事描绘成再现,甚或解释的首选模式。确切地说,我们对历史的再现不一定非得用故事形式;也可以用非叙事的话语形式。”［1］在此意义上,韩东的创作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式的创造性飞跃,他试图在无名的时代确立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探索性的写作使其在文学本体意义上,有可能实现文学对政治、社会的彻底叛逃而回归自我本身。这里没有任何先验的政治或社会意义的统摄,只有碎裂的个人对历史、生命多种可能性的虚构和假设。这种虚构和假设因为打破了以往经验性的逻辑和判断思维,让人们惊悚不已,而语言的零度叙述所展现出的严密逻辑却又让我们不得不信服这些可能性,从而对已有的生活经验产生质疑和解构。阅读韩东你会发现回归文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姑且名之为叙述策略上的无为而有为。
一、历史在边缘处丰富
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韩东都讲究创作的“第一性”,也说是说，他反对文字经过理性甚至先验意识的梳理而有意识地构建为文,进而以规范化的“第二性”面目出现。在韩东看来，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它不是文化、历史、语境等因素构成的知识体系。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出自写作者“内部的东西,是撇开不同文化背景也能感受到的东西。……我理想的文学不应是有赖于任何知识体系的,更不是知识体系本身或它的一部分”［2］。它是自然的、随意的、凌乱而毫无章法的,但仅凭直觉却又能够抵达它的核心意念。秉承这样的创作观,文学在韩东的笔下,不是走向某个预设的目的和意义,而是摆脱沉滞的历史、文化因袭,赤裸裸地回到文学的最初状态,发现生命的真相和奇迹并探索和表现多种未实现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韩东所代表的新生代作家或晚生代作家在当今文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透过他们的文学,我们看到生活、历史的本质并非存在于以往文学虚构的有限现实中,生命、生活本身要比虚构的文学精彩得多,因为它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消解沉重、意义和一维的叙述策略,使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无名特征。
作为一名经历了“文革”的青年,韩东首先在他的“文革”记忆中实践了这种创作观,发起与既定的文化观念、文学体制、文学秩序的决裂之战。在“新时期”的文坛上,韩东的知青小说是个独特的存在,你很难将他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这些知青小说经典性的知识范畴。在写作之前,韩东就决意与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分道扬镳:后者通过文学创作试图建构历史、标示意义而韩东却要平面化历史、消解意义。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写作,始终没有打算离开文化的中心位置,无论是流浪还是回归民间,他们写作的最终目的都是力图携带着生命的荣耀返回社会甚至文化的中心位置,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意义。“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风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章。［3］
而张承志所代表的这种文学在韩东看来是有意识改造过的“第二性”,而并非文学本身,更非生活、历史的全部。“中国人被外界理解要么是作为稀有的文化动物,要么是作为卓越的政治动物,二者必居其一。……当我们摆脱了卓越的政治动物和神秘的文化动物两个角色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艺术创造的前沿。”［4］韩东的写作无意于话语权的抢夺,他安处于文化的边缘空间,以“游走者”的身份,表达独立于体制和主流之外的边缘立场、边缘姿态,要在与中心二元对立的格局中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相对于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对“文革”或歌颂或批判的主题创作,韩东对“文革”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他只是将“文革”作为一个历史的片断通过个人的笔写出来,写作的目的不是控诉、澄清或赞美什么,对他来说，话语叙述本身就是目的。
相对于中国文学所惯常的对历史的本质化和整体性的观照,韩东无疑开辟了另一种言说历史的崭新可能性。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卓越的政治动物、神秘的文化动物和深刻的历史动物三个角色之后,我们才能来到艺术创造的前沿,窥见生命存在的真相。韩东在小说叙述中几乎彻底剔除了所有先验的价值判断,把“历史”作为常态的个体生命状态加以描写和体认,使其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矛盾统一张力:生活的荒诞与诗意并存、人性的崇高与卑琐相伴。这就使得“历史”作为一种存在而具有前所未有的鲜活生命和立体感。知青生活在韩东的笔下跳出了正剧和悲剧的圈套,衍生出生命的多种可能性。他在《母狗》中表明,所谓知青生活,“对我来说还有喜剧,因此它必定虚幻不真。”文本通过对女知青的年龄和生活经验的错位的描述,在被定性为民族苦难史的“文革”中发现了喜剧,剥蚀了悲壮与屈辱、迷惘与等待、绝望与妥协等等光环编织而成的历史,冲刷了知青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执印象。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诗意是韩东知青小说呈现出的另一种“文革”。在《描红练习》中透过天真无邪的儿童——“我”的视点，作家对“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员的不同命运的叙述展开了另一种意味的表现。例如：小说中爷爷对标语粘贴的认真态度以及要“我”作描红练习时提出的相关举措的细化描写,都把普通人面对灾难和荒诞时达观、天真的一面挖掘了出来,使生活在悲剧中呈现出诗意的一面。在此基础上,叙述话语中配合上儿童对下放、对反动话等的个性化理解,使读者自然而然在小说具体的人生画面和“过程”中体味到一种全新的“历史”和生活的“可能性”。 ［10］ 郜元宝.卑污者说——韩东、朱文与江苏作家群［J］.小说评论，2006(6):93.
［11］ 张立国.非常识写作［N］.南方日报,1999\|12\|12(29).
［责任编辑：夏畅兰］
Standing and Seeking at the Edge: Theory of Han Dong Novels
YAN 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21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 of novels Han Dong tried to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speech form and explored a new road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Through this way, literature will go away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thoroughly and return the ego itself defected. Reading Han Dongnovels,you will find the third path to return literature called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doing nothing and forceful. Han Dongs novels at the edge developed experimental way of writing from three aspects: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of history display, no attitude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absurd, providing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
Key words: Han Dong; historical diversity; no attitude narrativ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