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座驾，是个很有学问的新名词，无论是古代高级官员的马车、好马，还是现代社会极为醒目的高档轿车，或私人游艇、顶级飞机，都张扬着一种文化趣味和生活品性，难怪历史学家们，都把气派十足的座驾，说成是衣袍遮掩的社会地位与人生追求。喜欢明朝历史的人，一定忘不了皇帝跟前的宠臣——张居正，以及张大人胯下那些非常有趣的堂堂座驾吧。
谈到座驾，就可以抛开纷繁复杂的琐事，小心翼翼地接近鲜明的历史真相了。显然，张居正的官场运气，紧紧地联系到身边的车与马上。公元1578年4月，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可能，但死了老子，竟劳动皇帝操心，是绝无可能的。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这台公车开道的，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得不知多少倍。张大人此行，不会出现堵车塞车，不会出现车匪路霸，不会出现官二代、富二代疯狂飚车，不会出现交警、路政部门变相收费，一路绿灯，是可以肯定的。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貯童奴，设屏榻者。”坐在这台明朝的“劳斯莱斯”或“宾利”级别的高级轿车里，身份有了，气派有了，权威有了，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乘坐者的级别，应该相当于当下乘坐“3.0”以上奥迪A6的官员。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可以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首辅，无不希图一睹丰彩。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200-300公斤，每个轿伕承重40公斤左右；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厨卫设备。在中国，座驾从来是官员身份的标志，过去，轿越大者官衔越高，如今，车越好者级别越高。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都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
张首辅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但是，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罗；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地方官员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伕，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座骑，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这台“巨无霸”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为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当代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万历野获编》里如此说过：“江陵以天下为已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則上固俨然成王矣。”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他“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这个意思。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公车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刻，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反攻倒算，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焚尸扬灰。
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为明人撰，应该可信其真实。“今上（即万历）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那台“巨无霸”，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说不定非常之小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九里，有一則《貂帽腰舆》的记载，我们看到因座驾之张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张居正一人。“嘉靖中叶，西苑撰元诸老，奉旨得内府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极刑，則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
读到这里，那些坐公车的官员，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
谈到座驾，就可以抛开纷繁复杂的琐事，小心翼翼地接近鲜明的历史真相了。显然，张居正的官场运气，紧紧地联系到身边的车与马上。公元1578年4月，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谁都有死老子的可能，但死了老子，竟劳动皇帝操心，是绝无可能的。冲这一条，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这台公车开道的，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动用新式武器保镖，可比时下警车开道，威风得不知多少倍。张大人此行，不会出现堵车塞车，不会出现车匪路霸，不会出现官二代、富二代疯狂飚车，不会出现交警、路政部门变相收费，一路绿灯，是可以肯定的。
最叹为观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驾，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公车。黄仁宇对这台特制的“巨无霸”有过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写：“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和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不得不感叹这台巨无霸之壮观：“又造步辇如斋阁，可以貯童奴，设屏榻者。”坐在这台明朝的“劳斯莱斯”或“宾利”级别的高级轿车里，身份有了，气派有了，权威有了，牛气冲天自是更不必说的了。
明、清以来，官员的交通工具为轿，二人抬者曰“肩舆”，四人抬者曰“软轿”，通常所谓的“八抬大轿”，乘坐者的级别，应该相当于当下乘坐“3.0”以上奥迪A6的官员。尤其明朝，对公车使用有极其明确的限制，在《明史·舆服志一》里可以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依此制度，张居正的车肯定超标。不过，作为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他有资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乡料理父丧，他有本钱搞特权。更何况锦衣卫主管，相当于“克格勃”首脑的冯保，跟他非常之铁，自然隐恶扬善。所以，由京城出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换乘这台由知府特为他供奉的既舒适，又宽敞的“巨无霸”，一路往南，经一千多里的行程，到达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拥到关厢，欢迎衣锦荣归的首辅，无不希图一睹丰彩。然而，坐在轿中的张居正，影影绰绰，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过这台“巨无霸”座驾，着实让他的家乡人开了眼。
普通的八抬大轿，总重约200-300公斤，每个轿伕承重40公斤左右；依此制度，张居正的座驾，至少要有1吨至1吨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卧室和客室，不可能载有两位服务生，不可能载有必不可少的厨卫设备。在中国，座驾从来是官员身份的标志，过去，轿越大者官衔越高，如今，车越好者级别越高。从老北京胡同的宽和窄，也可判断其中住户富贵和贫穷，权势和卑贱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谓大宅门者，胡同不得狭于一丈（约两米），就是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轿进出。京城有民谚云：“东城富，西城贵，南城贫，北城穷。”因此，东、西城胡同多半宽敞，南、北城胡同大都狭窄，都因轿的出入而形成的。
张首辅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无霸”，所以由真定起驾，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转悠得开；第二，京城人多嘴杂，张居正不想招摇过市。但是，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举国贪渎成罗；官吏无能，唯知横征暴敛。因此首辅此行所经河北、河南两省驿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宽度，是大有疑问的。后来，有一位名叫杨四知的御史，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词；但地方官员为了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伕，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以讨好元辅，自然是少不了的。
据黄仁宇文：“他从阳历四月中旬离京，七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张居正乘用这样的座骑，也有其公务在身，随时需要替年轻主子料理国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这台“巨无霸”座驾，“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为公车是一张行走着的名片，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车也就有多好，这大概也是当代大多数官员对座驾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坦然接受沿途官员跪迎跪送，以为坐在这台“巨无霸”里，为皇帝办事就等于是皇帝了。《万历野获编》里如此说过：“江陵以天下为已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这个“摄”字，对他来讲，倒也是事实。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則上固俨然成王矣。”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他“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这个意思。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公车再棒，总会有坐不动的时刻，从江陵料理父丧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场反攻倒算，差一点点就要将他从坟墓里挖出焚尸扬灰。
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为明人撰，应该可信其真实。“今上（即万历）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那台“巨无霸”，自是张居正许多罪状中的一条。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说不定非常之小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九里，有一則《貂帽腰舆》的记载，我们看到因座驾之张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张居正一人。“嘉靖中叶，西苑撰元诸老，奉旨得内府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极刑，則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
读到这里，那些坐公车的官员，会不会为此而慎之、戒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