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國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是30多年来的长期趋势，对此现象的关注在2008年危机后持续提升：增长放缓之下，分配不均加剧造成的危害更大了。
　　关于分配不均的“旧”理论认为，借助税收体系的再分配措施，削弱了激励因素并损害了经济增长。但分配不均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这个简单的权衡理论复杂和多面。多种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导致难以下定论。
　　比如，美中两国都存在较严重且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虽然我们不应因此认定增长和分配不均要么不相关，要么呈正相关，但一口咬定分配不均对增长无益显然与事实不符。
　　此外，从全球范围看，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分配不均在减轻。这可能看似违反常理，但却讲得通。全球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二战”后开始的趋同进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85%，而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持续的快速实际增长。这种全球趋势压倒了各国内部分配不均的加剧。
　　即便如此，相当一部分国家的经验表明，较高程度且不断加剧的分配不均，尤其是机会的不均等，确实会损害增长。其中一个理由是不均等状况削弱了关于增长型战略和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共识。这可能导致政治僵局、冲突或不明智的政策选择。
　　代际流动性是机会均等的一个关键指标。不断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其是否会导致代际流动性降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支撑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教育和医疗是否惠及所有人。比如，如果公立教育体系开始失灵，那么处于收入分配上层的人群往往会代之以私立体系，这会对代际流动性造成负面影响。
　　分配不均状况和增长之间还存在其他联系。较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常常导致和强化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们不愿尝试制定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而是试图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寻租优势。总体来说，这意味着对贸易和投资流不大开放，因为贸易和投资流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外部竞争。
　　这意味着各种不均等不应被一视同仁。基于成功权力寻租与获取资源和市场机会特权的不均等，对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以及增长型政策极为有害。在一个总体来说精英制的环境中，基于创造力、创新或独特天赋的成功通常不会被仇视，而且被认为破坏性要小得多。
　　高速增长有好处。在高增长环境中，由于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长，所以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尤其是在精英制的环境中。但在低增长环境中，快速加剧的分配不均意味着许多人的收入没有增长，或者在绝对或相对意义上减少，人们就无法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剧。
　　分配不均加剧的后果可能诱使政策制定者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利用借债，有时辅之以资产泡沫来维持消费。欧洲是利用政府借债去填补私人国内和外部需求不足所导致的需求和就业缺口。鉴于后者与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有关，并由于共同货币进一步加剧，可见此应对政策并不恰当。
　　人们对中国债务水平的快速上升也有类似担忧。或许债务看似是应对分配不均或低速增长最省力的办法，但应对分配不均加剧的方法有好有坏，而使用杠杆是最糟糕的办法之一。
　　当务之急是对穷人和失业者发放收入补助，因为这些人是危机以及潜在失衡和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其次，尤其随着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使人人享有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极端重要。
　　包容支撑着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从而带来减轻分配不均加剧影响所需的增长。各经济体无法实现自身经济增长潜力的原因有很多，但投资不足，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的投资不足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因。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