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利的人,给他天下的万分之一,要他一万根毛都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好机会,哪里会经常有呢
　　
　　
　　孟子把力辟杨、墨作为一生的大事业。一方面,有想法而无体系的人,每需要辩论的对手,来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看稷下学宫的巨子,半是后世所谓的道家者流,便知当时异见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无可忍。“异见”是从孟子的立场上说,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无知无识的人们冷落,杨、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气得死去活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为了和杨墨作战,孟子把门槛锯掉一寸,说只要批评杨墨,就算是投名状,立刻入伙,成为圣人之徒。
　　
　　杨朱著名的主张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听到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难免动了肝火。您想啊,我们都时刻准备着给别人好处,又时刻指望着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若按杨朱的主张,又向哪里放惠,又从哪里得济?杨朱的一派,后人总结其为“贵生重己”,重己便轻物,贵生便不以事功为意。他以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并且,他是无灵论者,认为生命只有一次。那么,这惟一的东西,无论是财富、权力,都不值得拿来交换;因为那些事情,会伤身害性,如果交换,相当于砍头求帽——这显然是极端的主张,与常识不符。常识是,生命就是生活,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平衡,尽管不完美,却不能火冒三丈地执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于交易生命,而让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杨朱的话,实在是有感而发。比如他把追求利益当成伤害本性的事,就和当时的局面有关。战国诸子所持观点不同,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当时的社会状态可以接受。成千上万的学者,不约而同,从各个方向围攻社会,有点令人吃惊。近代政治学家曾想象集中的权力出现之前是什么样子,在人各自为生、彼此之间尚无任何协议的时候。先秦的一些学者则宣布那种状态——如果真曾有过——简直就是理想世界。这种想法,从现实倒推而来,本身是幼稚的,但杨朱和其他许多人,没有儒者那种经济的壮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简单的选择。当时两大学派,儒和法,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众,使之为国家所用,一个要临之以威,一个要贿之以仁,杨朱这批人则只唱反调,专门研究不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就是一种反调。法家说,你给君主出力,君主给你好处。杨朱摇头;儒者说,只要你归仁,就能摊上一个好皇帝,过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杨朱也摇头。像一个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給他糖也不要,给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给他,他也不要。人或称之为“极端个人主义”,有点误解。杨朱主张的价值,在于它是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发生点,不在于实际的方针。人的生命属于自己,是最简单也最经常被忘掉的道理,因为有那么多力量致力于让大家想不起这个道理,而且总是成功——看看战国诸子,谁笑到最后?
　　
　　孟子以为杨朱的主张,使人无异于禽兽。如果把杨朱主义当成社会理论,孟子是对的。至于背后的道理,孟子装作看不见,本来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视那个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韩非则直截地说杨朱这种人该杀,因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马,赶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让他往东他往西,留着有什么用?倒把别的马都教坏了。君主悬设良田美宅,高爵厚禄,就是要换得人们去给他拼命,杨朱轻物重生,怎会给官家拼命?如果尊礼这样的人,大家都学坏了。
　　
　　韩非也说得不错。同属杨朱一派的,有一个叫子华子的人,认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听说旧社会人多悲苦,按子华子的主张,岂不要视死如归?看来,杨朱的主张,无论如何不能化为治术,即便没有儒法的交攻,也迟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却变成了另一种姿态。和杨朱主张接近的,还有一个叫詹何的人,有人问他如果一个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阙,那可怎么办。他答以重生,重生则轻利。那人又说,如果实在做不到,老是惦记着名利呢?他说,如果实在约束不住自己,就一点也不要约束,尽管放纵,怎么舒服怎么来,才是不害生。中国式的享乐主义有一千种道理,这是其中之一。
　　
　　后世的人,一想起来就批评杨朱的“一毛论”,说给他天下他都不换,太自利了。其实一个自利的人,给他天下的万分之一,要他一万根毛都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好机会,哪里会经常有呢。童话里说,森林里有许多光溜溜的动物在行走,很不体面。它们的毛,并不是一起拿去换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给拔走的。■
　　
　　刀尔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