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见到我时，如同见到包青天。走时，强塞给我两包“永春佛手”。但我最终不能报道他们反映的问题，因为相对我供职的报馆，这事太小了。
　　之前，亚洲动物基金会给我们爆料称：“归真堂”要搬迁黑熊养殖基地，受到迁入地村民的阻挠。“归真堂”是知名企业，利用“活熊取胆”制作药品。曾谋划上市，却受到动物保护组织、民众的强烈反对。2013年6月，“归真堂”宣告终止IPO审查。如果爆料属实，这是一则很有价值的新闻。但等我飞到迁入地—福建省永川县五里街镇吾东村时才知，迁址的是福建建东药业有限公司。“建东”知名度很小，因此此事的新闻价值就大打折扣，以至于不能登上我所供职的报纸的版面。
　　村民们一定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放弃报道。对于他们而言，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媒体眼中的一件小事可能都是重大事件。村民反对黑熊养殖基地迁入的理由是：黑熊养殖会影响村民饮水。吾东村历来缺水，村民们户户联合于山上挖井，汇集山泉水，再牵引几公里的水管引到各家。附近的山坡上散布着几十口这样的井，被荒草覆盖着。而这些井都在黑熊养殖基地的征地范围内，村民饮水必成问题。镇政府找到一处可打深井的地方，正准备动工，却被村民阻止。村民认为这井紧挨着黑熊养殖基地，必受污染，一口井难保1000多人饮用。
　　这难道不是大事吗？可对于媒体而言，黑熊养殖不在国家法律禁止之列，且养殖基地不同于核电站、垃圾焚烧场，构不成重大公共事件。放弃报道的理由充分，但我心中的疙瘩难消：放眼全国，此类小事多如繁星，甚至每天都在重复上演。那么，这些小事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此起彼伏呢？
　　我又想起了我在广东省某乡镇任挂职副镇长时的一件事情：铁路施工震裂了附近民房，村民因此索赔。后来村民又阻止施工。我问一农民：不是已经谈好了赔偿方案吗？为什么阻止施工呢？他说，铁路从未和我们谈赔偿方案，也没人和我们签订赔偿协议。后来，政府一名党委私下告诉我：镇政府私自与铁路方谈妥了赔偿方案，并代为签订了赔偿协议，但镇政府也认为该赔偿标准太低，担心村民不接受而闹事，不敢告知村民。
　　如此，村民闹事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到永春县采访时，有村民问：小东记者，听说你是“建东”派来的？
　　当我否认时，他则失望地说：你要是“建东”派来的就好了，我们很希望和公司直接谈谈。
　　在征地过程中，始终只见镇政府的身影：镇政府配合县国土局征地，还负责打井、寻找水源、发放征地款等等。2013年10月22日左右，仍是镇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做村民们的工作：一，在8公里之外的水库引水，解决饮水问题。二，组织村民去黑熊养殖基地原址参观，并称，那里没有污染，很干净。镇干部甚至代公司承诺，少养殖一点。
　　村民们不愿去参观，更不信任他们。村民还得知，养殖基地尚未开展环评。镇政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承认此说。
　　再回到我曾挂职的乡镇。就在村民阻止铁路施工的那个傍晚，我跑步下山，看见一个戴着宽大金戒指的铁路业主代表扭曲着身子指着一名警察的鼻子说：我不直接面对村民，你们要出动警察。
　　事后，我镇领导都对我抱怨：“铁老大”通过搞定上级官员，给基层官员施压，而基层政府出于维稳的压力，且又收取了协调费（每征收一亩地，铁路支付给镇政府2000元协调经费），不得不认真对待。
　　为进一步了解黑熊养殖基地的情况，我去五里街镇政府采访，一个党委陪着喝茶时抱怨说：基层政府太忙了，会议多，事务多，而且领导们还要找钱发工资。在该县，县财政只发放基层干部的部分工资，另一部分工资则需镇政府自筹。
　　由此可知，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下，农民，这个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应有之权利也就最容易被忽视剥夺了。而基层政府却做了很多他们不该做的事情。
　　在农民权利意识逐渐提高的前提下，过去，强制的、最有效率的行事风格，如今却寸步难行。这便是矛盾频发的根源。
　　其实，吾东村民已经接受了“建东”的土地租金，但为了健康，这些靠打工为生的农民宁愿退还租金。
　　“最初，你们为什么不反对？”
　　“政府征地时只说建药厂，并未说建黑熊养殖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