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日，一张汇款单通过中国银行从新加坡汇到重庆机房街70号，收款人写着由董必武转汤文毅。
　　1939年7月25日，设在重庆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汇款8118元，并请林伯渠转交给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
　　1941年7月25日，一位重庆爱国人士通过中国银行匿名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汇款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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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特殊时期留存下来的珍贵老票据，来自金融票据文献收藏家汪海。一张张泛黄的、薄如蝉翼的银行老票据，背后隐藏着一个个令人感动的红色故事。
　　机房街70号No.70 Jifang Street
　　那张从新加坡汇到重庆的汇款单，是汪海最珍视的老票据，不仅因为汇款单上有董必武的名字，还因为地址栏上的“重庆机房街70号”。
　　机房街70号，曾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均在此办公。抗战时期，这里一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活动中心，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泛黄的汇款单上，汇款人“赖远谋”、收款人“汤文毅”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可遗憾的是，汪海翻阅了大量资料依旧没有查到他们是谁，“也许是共产党人用的假名。”
　　这张汇款单的汇出时间是1939年5月1日。就在赖远谋汇出这笔钱后的5月3日和4日，日机出动72架飞机，首次对重庆人口密集、商业繁华的市区进行大规模地轮番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大轰炸中，位于机房街70号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不幸被炸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连夜撤往城郊的红岩村。
　　“战火纷飞的年代，汤文毅收到这张汇款单时一定百感交集。”汪海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张汇款单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也是研究海外侨胞支持我国抗战事业的重要文献资料。
　　战时保育院Nursing Home in Wartime
　　汪海还收藏有一张来自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汇款单：1939年7月25日，设在重庆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汇款8118元，并请林伯渠转交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用于救助受难儿童。


　　“这张老票据背后，也有很多故事。”汪海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延续发展的希望，但战火中的儿童很容易受到伤害。为了庇护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受难儿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武汉沦陷后迁到了重庆。
　　抗战期间，在極其艰苦的条件下，保育会先后成立了20多个分会、60多个保育院，救助、培养、教育了近3万名难童，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颖超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也是陕甘宁边区分会的负责人。”汪海说，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设有第一保育院，收容并培养了一大批受难儿童。
　　收藏是为了更好地讲述To Collect is Intended for Better Telling
　　1941年7月25日，一位重庆爱国人士通过中国银行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汇款5000元；1940年5月28日，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萧正冈通过中国银行，向新四军军需处长宋裕和汇款24000元；一沓《新华日报》订单汇款凭证中，不仅有国内订阅户，还有来自海外仰光的订阅户……
　　像这样的抗战时期老票据，汪海还收藏了很多。金融老票据收藏比较小众，汪海之所以钟情于抗战时期老票据的收藏，一方面是因为职业缘故，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历史的喜爱，“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同时也是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留有大量相关资料。”


　　“我很多收藏都来自中兴路古玩市场，早些年经常可以看到成袋成袋的老票据摆在地摊上出售。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淘宝’，一般早上八点出门，下午五六点才回家。”汪海得意地说，他收藏的这些票据，有的花了几块钱，有的仅花了几毛钱。
　　几十年来，汪海收藏的老票据已经有上万件了，他尤其珍视其中抗战时期的票据。
　　“我想根据不同的主题，把这些票据按时间线一张一张拼接起来，用这些真实的物证去还原历史，更好地讲述抗战故事和老百姓生活的故事。”两个月前，汪海从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正式退休，他说现在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整理研究，让这些老票据讲出更多更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