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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记者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这座位于湘西的山清水秀的小城正在举行盛大的活动——“纪念抗战 珍爱和平”芷江抗战胜利受降地火炬传递活动。
8月21日，在芷江受降纪念日当天，位于芷江的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象征中华民族和谐与和平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太和塔的灯点亮了。
中共芷江县委书记曾佑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芷江是著名的抗日战争受降城。为庆祝70周年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这段历史，传承抗日精神与和平文化，并把它转化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受降：芷江52小时
1945年8月18日，湖南芷江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芷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受降城。
8月21日的芷江秋高氣爽，碧空万里。
上午11时15分，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降机，在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监护和引航下，围绕芷江机场低飞三周以示敬意，随后降落在跑道上。
此时此刻，机场上已聚集了5000多人。百余架飞机、成百部吉普车、各式各样的军车、小轿车排列在路边，等待着目击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日机开启舱门，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他立正问：“是否可以下机？”在得到中方代表的允许后，今井武夫缄默无语，面带戚容地走下飞机。
在机场跑道旁边，一共停放着四辆美式吉普野战式敞篷车，第一辆和第四辆负责押送，第二辆和第三辆是侵华日本投降代表所乘坐的降车，降车上面各插着一面白旗。
下午3时，中国方面参加受降的代表陆续步入会场，他们佩戴着红、黄绸带作为入场证。中国陆军萧毅肃总参谋长主持仪式，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列席会议。采访的中外记者100多人，从走廊一直挤到房屋外面。
位于芷江和平园内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旧址保留了当年的格局。会场布置得简洁而庄重——两张长桌相向摆着，上方为受降代表席，下方为日军投降代表席，会场另一端设有观礼席和记者席。靠门一端为译员席，另一端为记录席。
下午3时25分，今井武夫等人步入会场。日本人向中美代表鞠躬。面对鞠躬，中美两国代表表情严肃，没有还礼。
下午4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日方代表桥岛芳雄代表日方，向中美两方呈交了一份日军侵华兵力分布图，随后工作人员用中、日、英三国语言高声宣读了投降备忘录。面对中美两方人员的询问，今井武夫有问必答，显得十分诚恳。
从8月21日开始，日军降使一行在芷江共停留了52小时。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取得的最光辉的一页。
“芷江是胜利的地方、荣光的地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民族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对本刊记者说。
“日”落芷江
芷江被称为“黔滇门户 全楚咽喉”，自古以来是军事要地。抗日战争中，这里诞生了盟军远东第二大空军机场——芷江机场。它不仅是一座机场，更是当时的空军基地。
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在芷江修建机场。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军事地位凸显，芷江机场扩建被提上日程，先后两次扩建。
第一次扩建于1938年1月12日，来自芷江等11个县的1.9万名民工参与。工程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桥窝以及隐蔽弹药库等，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份才完成。
今天，在位于芷江机场附近的飞虎队纪念馆园内，保留着当时用来修建机场的大石碾子。当年，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全靠人工，水泥石碾子要靠人拉着去滚压机坪。
在1940年至1945年初，芷江机场又进行了加固和扩修，使其成为“二战”中盟军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秘密前进机场，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日军一直视芷江空军基地为其心腹大患。
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紧急召开“南京会议”，策定以夺占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
4月至6月，历时近两个月的“芷江保卫战”（又称“湘西会战”）在这里打响。这场以雪峰山为主战场的会战，最终以日军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这次会战也是中国陆军和侵华日军地面战场的最后一战，对于加快日军投降的进程起到了直接作用。
“芷江是‘受降’而不是‘洽降’，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吴建宏馆长表示。
他认为，芷江能够成为第一座受降城有四个原因：一是原先确定的江西玉山机场遭到破坏，尚未修复，而芷江机场交通便利；二是芷江机场的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以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可以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会谈的主动权；三是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实力，部分日军军官和士兵有拒降心理，受降地点选在芷江，安全警卫可以得到保证；四是日军芷江攻略战惨败，让日军在芷江投降，能让他们体会到“日落芷江”的滋味。
共同作战的见证
在芷江受降前，驻芷江军政机构达220多个，官兵达六万余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战名城。
1938年10月，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曾进驻芷江机场。到1942年1月，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参加了武汉、南昌、广州等城的保卫战，多次袭击日本陆、海、空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抗战期间，美国的“飞虎队”在芷江留下了许多故事。今天，在飞虎队纪念馆的园区内，还保留着空军作战指挥塔和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两栋建筑。
“飞虎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志愿队，第二个阶段是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第三个阶段是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吴建宏馆长介绍说。
1940年，日本航空队最新型的零式战斗机占据了空中优势。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撤走后，中国的空域、特别是华中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全被日军所控制。为了粉碎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空军急需国际援助。
已退役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陈纳德帮助中国向美国政府申请援助。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允许美国退役军人及预备役军人参加美国志愿队到中国，并提供100架P-40式驱逐机供志愿队使用。
7月，陈纳德亲自招募了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人员和后勤人员组成志愿队。美国志愿队于12月18日日军轰炸昆明时首开空战纪录。12月25日在缅甸仰光上空与日军交战，击落日机22架。胜利的消息传遍中国，美国志愿队因此得名“飞虎队”，陈纳德成为“飞虎将军”。
1942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天，以“飞虎队”为基础组建了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并入美国现役空军编制，称为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1943年3月10日，这一部队又扩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军衔司令，独立在华作战。
1944年初，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6000余人进驻芷江机场。在芷江七里桥、竹坪铺一带营房林立，称为“美国街”。第十四航空队最多时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700余架。
在陈纳德将军的建议下，后来中美空军又组成混合联队，在空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5年4月初至5月底，驻芷江的空军控制了整个湖南的制空权。
在《抗战胜利受降 芷江纪事》一书中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中盟空军共阵亡飞行员4482人，其中美国志愿队61人，苏联空军志愿队100人，中国空军4321人。这些阵亡者中，有一部分是驻芷江空军基地的飞行员。
1945年7月，陈纳德归国前含着热泪发表了一段演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令人难忘。我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同时，使我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们将把这美好的记忆，长久地带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8月21日，在芷江受降纪念日当天，位于芷江的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象征中华民族和谐与和平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太和塔的灯点亮了。
中共芷江县委书记曾佑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芷江是著名的抗日战争受降城。为庆祝70周年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这段历史，传承抗日精神与和平文化，并把它转化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受降：芷江52小时
1945年8月18日，湖南芷江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芷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受降城。
8月21日的芷江秋高氣爽，碧空万里。
上午11时15分，侵华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一行乘坐的降机，在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的监护和引航下，围绕芷江机场低飞三周以示敬意，随后降落在跑道上。
此时此刻，机场上已聚集了5000多人。百余架飞机、成百部吉普车、各式各样的军车、小轿车排列在路边，等待着目击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日机开启舱门，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他立正问：“是否可以下机？”在得到中方代表的允许后，今井武夫缄默无语，面带戚容地走下飞机。
在机场跑道旁边，一共停放着四辆美式吉普野战式敞篷车，第一辆和第四辆负责押送，第二辆和第三辆是侵华日本投降代表所乘坐的降车，降车上面各插着一面白旗。
下午3时，中国方面参加受降的代表陆续步入会场，他们佩戴着红、黄绸带作为入场证。中国陆军萧毅肃总参谋长主持仪式，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列席会议。采访的中外记者100多人，从走廊一直挤到房屋外面。
位于芷江和平园内的“中国战区受降典礼会场”旧址保留了当年的格局。会场布置得简洁而庄重——两张长桌相向摆着，上方为受降代表席，下方为日军投降代表席，会场另一端设有观礼席和记者席。靠门一端为译员席，另一端为记录席。
下午3时25分，今井武夫等人步入会场。日本人向中美代表鞠躬。面对鞠躬，中美两国代表表情严肃，没有还礼。
下午4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日方代表桥岛芳雄代表日方，向中美两方呈交了一份日军侵华兵力分布图，随后工作人员用中、日、英三国语言高声宣读了投降备忘录。面对中美两方人员的询问，今井武夫有问必答，显得十分诚恳。
从8月21日开始，日军降使一行在芷江共停留了52小时。芷江受降写下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取得的最光辉的一页。
“芷江是胜利的地方、荣光的地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民族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对本刊记者说。
“日”落芷江
芷江被称为“黔滇门户 全楚咽喉”，自古以来是军事要地。抗日战争中，这里诞生了盟军远东第二大空军机场——芷江机场。它不仅是一座机场，更是当时的空军基地。
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在芷江修建机场。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军事地位凸显，芷江机场扩建被提上日程，先后两次扩建。
第一次扩建于1938年1月12日，来自芷江等11个县的1.9万名民工参与。工程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桥窝以及隐蔽弹药库等，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份才完成。
今天，在位于芷江机场附近的飞虎队纪念馆园内，保留着当时用来修建机场的大石碾子。当年，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全靠人工，水泥石碾子要靠人拉着去滚压机坪。
在1940年至1945年初，芷江机场又进行了加固和扩修，使其成为“二战”中盟军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芷江机场是中美空军的秘密前进机场，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能起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日军一直视芷江空军基地为其心腹大患。
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紧急召开“南京会议”，策定以夺占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
4月至6月，历时近两个月的“芷江保卫战”（又称“湘西会战”）在这里打响。这场以雪峰山为主战场的会战，最终以日军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这次会战也是中国陆军和侵华日军地面战场的最后一战，对于加快日军投降的进程起到了直接作用。
“芷江是‘受降’而不是‘洽降’，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吴建宏馆长表示。
他认为，芷江能够成为第一座受降城有四个原因：一是原先确定的江西玉山机场遭到破坏，尚未修复，而芷江机场交通便利；二是芷江机场的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以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可以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会谈的主动权；三是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实力，部分日军军官和士兵有拒降心理，受降地点选在芷江，安全警卫可以得到保证；四是日军芷江攻略战惨败，让日军在芷江投降，能让他们体会到“日落芷江”的滋味。
共同作战的见证
在芷江受降前，驻芷江军政机构达220多个，官兵达六万余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抗战名城。
1938年10月，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曾进驻芷江机场。到1942年1月，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参加了武汉、南昌、广州等城的保卫战，多次袭击日本陆、海、空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抗战期间，美国的“飞虎队”在芷江留下了许多故事。今天，在飞虎队纪念馆的园区内，还保留着空军作战指挥塔和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两栋建筑。
“飞虎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志愿队，第二个阶段是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第三个阶段是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吴建宏馆长介绍说。
1940年，日本航空队最新型的零式战斗机占据了空中优势。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撤走后，中国的空域、特别是华中地区的制空权几乎全被日军所控制。为了粉碎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空军急需国际援助。
已退役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陈纳德帮助中国向美国政府申请援助。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允许美国退役军人及预备役军人参加美国志愿队到中国，并提供100架P-40式驱逐机供志愿队使用。
7月，陈纳德亲自招募了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人员和后勤人员组成志愿队。美国志愿队于12月18日日军轰炸昆明时首开空战纪录。12月25日在缅甸仰光上空与日军交战，击落日机22架。胜利的消息传遍中国，美国志愿队因此得名“飞虎队”，陈纳德成为“飞虎将军”。
1942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天，以“飞虎队”为基础组建了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并入美国现役空军编制，称为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1943年3月10日，这一部队又扩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军衔司令，独立在华作战。
1944年初，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6000余人进驻芷江机场。在芷江七里桥、竹坪铺一带营房林立，称为“美国街”。第十四航空队最多时拥有战斗机和轰炸机700余架。
在陈纳德将军的建议下，后来中美空军又组成混合联队，在空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45年4月初至5月底，驻芷江的空军控制了整个湖南的制空权。
在《抗战胜利受降 芷江纪事》一书中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中盟空军共阵亡飞行员4482人，其中美国志愿队61人，苏联空军志愿队100人，中国空军4321人。这些阵亡者中，有一部分是驻芷江空军基地的飞行员。
1945年7月，陈纳德归国前含着热泪发表了一段演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令人难忘。我在这里度过了八年，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同时，使我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们将把这美好的记忆，长久地带给我们的后代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