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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复兴和韩国的民主，倒不如说是奥运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与开放
在奥运历史上，亚洲一共获得过3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分别是1964年东京、1988年汉城和2008年北京，时间相隔大约都是20年。后来人们发现，1964年东京和1988年汉城，都代表了亚洲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潮流。
许多日本人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
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是一个长于历史的80后青年。虽然不曾经历，但他肯定地对记者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发展中的转折点。”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就希望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允许，继续参与奥运会比赛——1948年，伦敦奥运会，英国对战败国日本关上大门。
为了改变国家形象，东京从1952年开始申办奥运会，直到1959年获得1964年的主办权。
起初拒绝日本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国家靠美国的食物援助才避免了饥荒。然而，仅仅四五年时间，日本经济就开始复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不但成了美国的军需供给者，还变成了军队和军需的转运站。当时日本纺织业中流传着“只要织机一响就能带来上万日元的利润”。借着特需，日本的国际收支第一次平衡，其后的几年里，日本借助制造业重新回到国际市场。
《东京奥运会》是那一届奥运会的官方电影。开篇是日出的大特写，几乎占满银幕的太阳，仿佛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紧接着，就是吊车悬起的大铁锤忙不迭地砸垮成片的老楼房。
当年日本政府把举办奥运会当成一项国家事业。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日本，高达1兆日元(折合当时的美元达30亿)的投资是前所未有的。
1964年初，评论家松本健一离开故乡，来到东京，那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竣工，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后来，松本把这段经历写进书里。
许多日本人都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上世纪30年代，日本就开始“子弹列车计划”，但一直停滞。1964年10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9天，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日本成为最早运营时速达200公里以上高速铁路的国家。
“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
1927年，东京有了第一条地铁。加藤嘉一听长辈说，那时的地铁很简陋，也不方便。东京人更愿意采用地上交通，所以城市拥堵严重。车行5公里需要1小时，等同于步行。
地铁系统成熟完备是奥运会前夕的事。为了奥运会，东京又新建3条地铁线。同时，1964年通车的单轨电车，直接连通了羽田机场和海岸经济区。这些项目使东京的轨道交通形成密集的网状。
战后，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那时的观念里，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的国家。到1964年9月，东京铺上柏油的公路从30%提高到70%，主要由高架桥构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环绕市区一周。
从农业型社会过渡到城市型社会
因为庞大的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5000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新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补偿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曾把这些动迁户叫做“奥运会暴发户”。
“韩裔侨民的搬家体验却很痛苦。政府不断驱逐他们，把他们赶出东京市中心的聚居区。”文化学者大友理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60年代，大部分韩裔仍被作为“非法滞留者”看待，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
生活被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有东京人。日本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调用了全国的人力资源，至少10万山区农民，被廉价雇佣到东京，成为奥运会的建筑大军。这些人从此离开农村，成为东京的新居民。
或许正是那一批农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型态。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开始向城市型社会过渡。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现今的日本是一个以“全民守则”而闻名的国家，然而加藤嘉一知道，东京奥运会前的情形并非如此。
1964年，日本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6项要求，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一、对所有来会的外国友人，一律要热情接待；二、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五、司机在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六、要做到文明素质教育从幼儿园抓起。
大友理绪对奥运会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课堂上学习顾拜旦和各种礼貌。
“数十万人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全国各地进行着友好待客的社会宣传教育。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会’目标非常明确：努力促进对奥运会的理解，改善公共道德、商业道德和交通道德，增强公民自豪感。出租车司机接受了突击式的英语教学，不过日本方面还是给游客打了预防针，他们的口音可能很严重。”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奥运会还改变了这个国家对体育的看法。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人拿到16枚金牌。这是日本参加奥运会所取得的历史上最好成绩，也是迄今未能逾越的高峰。
后来，奥运会开幕日“10月10日”成为日本的全国体育日。这一天，日本国民全体放假，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仅从数字来看，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直接作用并不大。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际到日本的外国观光游客只有估计量的1/3，因此造成奥运会后短暂的经济停滞。但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奥运的痕迹却又深刻。
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给日本制表企业精工带来一次与瑞士豪门竞争的机会。
当时精工承担东京奥运会的官方计时工作——精工是第一家赢得这项工作的非瑞士公司。精工为东京奥运会研制了便携式石英钟，首次使世界纪录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也是那一年，富士胶卷在日后成为众多日本企业聚集地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办公室。同年，索尼的录像机被引进到美国的航线上。
当日本人首先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时，很多人从电视屏幕上惊奇地发现，日本不再是印象中一片废墟的战败国，而是一个堪比美国的科技发达国家。
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伊扎那岐是日本神话里开天辟地之神)。
“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韩国人最早的奥运理想来自于亲日的强力领导人朴正熙。他希望能复制东京的成功。然而，就在申奥计划公布的第18天突生变故，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申奥进程似乎注定夭折。后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说，没有什么说得通的方式能够让韩国体面退出，何况对手是日本长野。1981年9月30日，韩国出乎意料地获得奥运主办权。
仁济大学教授姜信杓对奥运的研究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他认为，汉城奥运会对韩国最大的推动力在于缩小城乡差别，因为圣火传递到了许多乡村。韩国记者张世政感受到的是，汉城交通和环境的变化。那时，他在汉城上大学。
如同日本一样，韩国的目标是把取得经济奇迹的新韩国展现给世人。
自1960年代开始，韩国用20年由最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史称“汉江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奥运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
为了奥运，政府在汉城建造了一座新城。汉江贯穿汉城中心，将汉城分为南、北两大块，历史上，汉江以北一直是政治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则是成片的农田。因为江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空地了，所以韩国政府将奥运会的建设全部放在江南。现在，汉城的江南聚集着韩国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最昂贵的住宅区，而江北已经沦落为穷人的居所。
汉城还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公路，开展汉江综合开发。当时的汉城市政府用了7年时间进行汉江清淤工程。
“政府把从汉江挖出的砂石，作为建筑材料卖掉以补充经费，把不适合用于建筑材料的部分用于修筑堤坝及奥林匹克公路的建设。政府因此节约了3500亿韩元的开支。”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在《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一书中说。
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还没有人会把一场运动会与国家的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
1981年韩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国家还处于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宵禁，个人出境也必须获得特别批准。到了1986年，包括国外旅行禁令、宵禁等管制措施宣告取消。
韩国到1987年6月时已提前完成奥运筹备工作，但汉城街头爆发了示威。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到商业区，反对全斗焕阻碍韩国民主化进程。
抗议活动让奥运会官员、赞助商和广播电视公司大为不安，他们为奥运会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许多人怀疑奥运会不能如期举行。伦敦和洛杉矶的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动作够迅速，他们或许能接手承办奥运会。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
全斗焕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意识到汉城奥运会已岌岌可危。他向全斗焕施压，要求他接受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修改宪法并举行大选。1987年12月，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
有历史资料显示，在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汉城奥运会团结了原来水火不容的人。过去，韩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是暴躁，喜欢街头运动，奥运会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平和自由的民族。”姜信杓对记者说。
在奥运历史上，亚洲一共获得过3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分别是1964年东京、1988年汉城和2008年北京，时间相隔大约都是20年。后来人们发现，1964年东京和1988年汉城，都代表了亚洲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潮流。
许多日本人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
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是一个长于历史的80后青年。虽然不曾经历，但他肯定地对记者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发展中的转折点。”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就希望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允许，继续参与奥运会比赛——1948年，伦敦奥运会，英国对战败国日本关上大门。
为了改变国家形象，东京从1952年开始申办奥运会，直到1959年获得1964年的主办权。
起初拒绝日本的理由很简单，这个国家靠美国的食物援助才避免了饥荒。然而，仅仅四五年时间，日本经济就开始复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不但成了美国的军需供给者，还变成了军队和军需的转运站。当时日本纺织业中流传着“只要织机一响就能带来上万日元的利润”。借着特需，日本的国际收支第一次平衡，其后的几年里，日本借助制造业重新回到国际市场。
《东京奥运会》是那一届奥运会的官方电影。开篇是日出的大特写，几乎占满银幕的太阳，仿佛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紧接着，就是吊车悬起的大铁锤忙不迭地砸垮成片的老楼房。
当年日本政府把举办奥运会当成一项国家事业。为了让世界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日本，高达1兆日元(折合当时的美元达30亿)的投资是前所未有的。
1964年初，评论家松本健一离开故乡，来到东京，那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巨变。“梦想超级特快列车”东海道新干线竣工，高速公路、超高层建筑开始投入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新型建筑物纷纷开始出现在城市街头。后来，松本把这段经历写进书里。
许多日本人都把新干线的建成归功于奥运会。上世纪30年代，日本就开始“子弹列车计划”，但一直停滞。1964年10月1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9天，东京至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日本成为最早运营时速达200公里以上高速铁路的国家。
“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
1927年，东京有了第一条地铁。加藤嘉一听长辈说，那时的地铁很简陋，也不方便。东京人更愿意采用地上交通，所以城市拥堵严重。车行5公里需要1小时，等同于步行。
地铁系统成熟完备是奥运会前夕的事。为了奥运会，东京又新建3条地铁线。同时，1964年通车的单轨电车，直接连通了羽田机场和海岸经济区。这些项目使东京的轨道交通形成密集的网状。
战后，日本的柏油路比率只有10%，欧美则是30%。那时的观念里，如果不超过欧美，就不能算是发达的国家。到1964年9月，东京铺上柏油的公路从30%提高到70%，主要由高架桥构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环绕市区一周。
从农业型社会过渡到城市型社会
因为庞大的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5000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新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补偿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曾把这些动迁户叫做“奥运会暴发户”。
“韩裔侨民的搬家体验却很痛苦。政府不断驱逐他们，把他们赶出东京市中心的聚居区。”文化学者大友理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960年代，大部分韩裔仍被作为“非法滞留者”看待，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
生活被改变的绝不仅仅只有东京人。日本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调用了全国的人力资源，至少10万山区农民，被廉价雇佣到东京，成为奥运会的建筑大军。这些人从此离开农村，成为东京的新居民。
或许正是那一批农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型态。日本在1960年以前是农业型社会，此后开始向城市型社会过渡。土地成为商品，人们开始用“农业用地”“住宅用地”这样的词汇来称呼它。
现今的日本是一个以“全民守则”而闻名的国家，然而加藤嘉一知道，东京奥运会前的情形并非如此。
1964年，日本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国民提出6项要求，以后逐渐成为日本国民的礼仪规范。一、对所有来会的外国友人，一律要热情接待；二、注重仪表，到机场接人一定要穿正规服装，不符合要求的人不能进机场；三、在观看奥运会所有项目的比赛时，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金牌，都要热情鼓掌；四、不许随地吐痰、便溺；五、司机在行车时遇到行人要礼让；六、要做到文明素质教育从幼儿园抓起。
大友理绪对奥运会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课堂上学习顾拜旦和各种礼貌。
“数十万人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全国各地进行着友好待客的社会宣传教育。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会’目标非常明确：努力促进对奥运会的理解，改善公共道德、商业道德和交通道德，增强公民自豪感。出租车司机接受了突击式的英语教学，不过日本方面还是给游客打了预防针，他们的口音可能很严重。”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奥运会还改变了这个国家对体育的看法。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日本人拿到16枚金牌。这是日本参加奥运会所取得的历史上最好成绩，也是迄今未能逾越的高峰。
后来，奥运会开幕日“10月10日”成为日本的全国体育日。这一天，日本国民全体放假，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仅从数字来看，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直接作用并不大。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实际到日本的外国观光游客只有估计量的1/3，因此造成奥运会后短暂的经济停滞。但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奥运的痕迹却又深刻。
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给日本制表企业精工带来一次与瑞士豪门竞争的机会。
当时精工承担东京奥运会的官方计时工作——精工是第一家赢得这项工作的非瑞士公司。精工为东京奥运会研制了便携式石英钟，首次使世界纪录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也是那一年，富士胶卷在日后成为众多日本企业聚集地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办公室。同年，索尼的录像机被引进到美国的航线上。
当日本人首先用卫星传输电视信号时，很多人从电视屏幕上惊奇地发现，日本不再是印象中一片废墟的战败国，而是一个堪比美国的科技发达国家。
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伊扎那岐是日本神话里开天辟地之神)。
“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韩国人最早的奥运理想来自于亲日的强力领导人朴正熙。他希望能复制东京的成功。然而，就在申奥计划公布的第18天突生变故，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申奥进程似乎注定夭折。后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说，没有什么说得通的方式能够让韩国体面退出，何况对手是日本长野。1981年9月30日，韩国出乎意料地获得奥运主办权。
仁济大学教授姜信杓对奥运的研究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他认为，汉城奥运会对韩国最大的推动力在于缩小城乡差别，因为圣火传递到了许多乡村。韩国记者张世政感受到的是，汉城交通和环境的变化。那时，他在汉城上大学。
如同日本一样，韩国的目标是把取得经济奇迹的新韩国展现给世人。
自1960年代开始，韩国用20年由最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新兴工业国，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史称“汉江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奥运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能。
为了奥运，政府在汉城建造了一座新城。汉江贯穿汉城中心，将汉城分为南、北两大块，历史上，汉江以北一直是政治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则是成片的农田。因为江北的老城区已经没有空地了，所以韩国政府将奥运会的建设全部放在江南。现在，汉城的江南聚集着韩国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最昂贵的住宅区，而江北已经沦落为穷人的居所。
汉城还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公路，开展汉江综合开发。当时的汉城市政府用了7年时间进行汉江清淤工程。
“政府把从汉江挖出的砂石，作为建筑材料卖掉以补充经费，把不适合用于建筑材料的部分用于修筑堤坝及奥林匹克公路的建设。政府因此节约了3500亿韩元的开支。”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在《我策划了汉城奥运会》一书中说。
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还没有人会把一场运动会与国家的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
1981年韩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国家还处于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实行宵禁，个人出境也必须获得特别批准。到了1986年，包括国外旅行禁令、宵禁等管制措施宣告取消。
韩国到1987年6月时已提前完成奥运筹备工作，但汉城街头爆发了示威。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主妇和学生聚集到商业区，反对全斗焕阻碍韩国民主化进程。
抗议活动让奥运会官员、赞助商和广播电视公司大为不安，他们为奥运会投入了数亿美元资金。许多人怀疑奥运会不能如期举行。伦敦和洛杉矶的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动作够迅速，他们或许能接手承办奥运会。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
全斗焕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意识到汉城奥运会已岌岌可危。他向全斗焕施压，要求他接受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修改宪法并举行大选。1987年12月，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
有历史资料显示，在卢泰愚宣布修改宪法的前一天，全斗焕曾对他的一位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
“汉城奥运会团结了原来水火不容的人。过去，韩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是暴躁，喜欢街头运动，奥运会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平和自由的民族。”姜信杓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