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缺漏,政府、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富士康采取提高工资等一些措施。但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
　　单就企业管理来说,资本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只要挣钱容易,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既有平等亲和式的,也有等级森严式的。你完全可以说,就其本质来说,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确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无论它怎样专制,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是一种文明的共识。比如,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此外,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资本不能去干预,甚至不能去收买。这就是《劳动法》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
　　人们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富士康才能做成“世界代工之王”。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一个纳税大户,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国家有劳动法,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深圳有警察,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员工跳楼之后,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
　　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占了极大的便宜。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但是它从中渔利。正因如此,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
　　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又是做法事,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除了该做什么之外,最重要的是,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平心而论,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
　　抽象地说,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放到具体问题中,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员工的心理病因,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但是,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此时此刻,无为而无不为,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