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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乡村的过程中，山水自然的志愿者们收获良多。他们的眼中，每一个偏僻的乡村都蕴藏着鲜活的民间智慧；每一位山民、牧民都是一位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守护者。他们所做的，只是汇集和激活这样的民间智慧，并期望藉此探索重建乡村之道。
原住民不仅是生态文明的守护者，也是乡村文明的守护者。
2007年，吕植创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自然”）的初衷是在中国西部探索人与自然、传统与当代、当地和外界之间的生态公平之道，并在中国生态系统最宝贵也是最脆弱的地区，支持基层的、原创的、有效的保护行动。
经过7年的尝试和实践，吕植的体会是：“当地人自发的保护行为，对保护的强烈意愿，让我们对保护更有信心。”
他们渐渐走出了一条别样的乡村建设之路。
研修生计划
山水自然重点关注三江源和西南山地。
在三江源开展近5年工作后，山水自然开始探索三江源独特的环境、社会、经济平衡的新道路，因为这片美丽神圣而又备受挑战的高原土地，需要打破环境、贫困、传统经济模式的旧发展方式，而生态环境与草场，是这里文化与新型经济方式的基础。
山水自然推出青年研修生计划，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为组织聚集一批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新生力量。“一年的研修生计划，对每一位志愿者既是奢侈，也是很大的‘探险’。”吕植说。
2011年，赵翔作为研修生在青海三江源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社区研究。他一开始先来到三江源的云塔村，因为听说那里的野生动物特别多。后来他渐渐发现，这个藏族乡村依然保持着比较好的社区管理制度，村里的公共事务都是村民自己商议来完成的。
比如，村里每年有几百万的虫草收入，通过村民自己的决议，就可以分配得非常科学、公平。村里每年会先拿出虫草收入的百分之30%，给那些1994年后迁到当地的100多个老人，保障他们的生活。剩下来的钱，再平均分给这个村的所有人。这些老人拿到那30%后，可以继续再享受剩下虫草收入。
“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社会哲学。我们在平地上讲什么平均主义、公平，到了云塔村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早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们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就会发现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自然资源，分配自己社区的公共资金。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他们，他们就能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人！”赵翔说。
在云塔村，赵翔就住在村长家，村里的集体活动他都会参加。村里挂经幡祭祀他们的神山，他也跟着一起扛水泥，爬45度的山坡，去山上举行仪式。
研修期结束后，赵翔加入山水自然，继续留在了云塔村。“在未来几年，我想花功夫搞清楚三江源藏区的文化、社会、经济，让自己可以自信地告诉其他人，这个村庄为什么是这样子，以及它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同时告诉外面的人：这些千百年来生活在三江源的居民是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家园的；他们应该成为这些保护权利的主体；他们是三江源真正的主人。”
2012年，山水自然执行主任、研修生项目指导老师孙姗在《写给三江源研修生的一封信》中说道：“研修生项目设计的目的并不是期望由于各位的参与，改变三江源的面貌。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正的三江源。因为只有不带偏见和预设的深入了解，才是三江源最缺乏的。而这个过程，每个青年人一定都会有很多个人成长，这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汲取乡村智慧
甘肃文县白水江保护区七信沟村的志愿者刘锡婷认为，“一个有保护、有管理、有产品的‘三有’社区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在一定基础上培养出来的。”
2013年3月，刘锡婷在《我的熊猫蜂蜜日记》写道：七信沟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社区已有的基础—通过给予社区一笔小额赠款，用于做一件让大部分居民都受益的公共事务，观察记录社区决策和行动过程，了解社区自我管理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养蜂培训和一些技术设备的支持提升社区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蜜源监测培训和实践从社区感兴趣的事情入手，引入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修路涉及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何修路才能省工、省钱？会占用谁家的田？路要修到哪里为止？那些路没有修到家门口的村民怎么办？没钱请人平地，如何投工投劳？每家出几个劳动力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让刘锡婷意识到，如果靠自己这个外来者来解决只能是一筹莫展，但村里自然会运用他们内生的文化和智慧来一一化解，而她需要做的仅仅是了解记录这一过程，熟悉社区的做事方法，以便在未来的工作中使“社区保护地”的理念能够柔软落地，尽量用村民熟悉的方式引导社区将生态保护内化为村民自己的需求。
李梦娇踏进山水自然的第一站，是加入在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的扎嘎寺实施的一个社区项目。她是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辞职，一心想从事生态保护的工作，恰逢山水自然在甘孜州的项目招募志愿者，需要扎根基层驻点一年。她一开始不理解山水自然为什么会选择扎嘎寺作为项目点，后来听说了寺庙活佛的故事后，也就了解了其中缘由。
扎嘎寺的云登活佛一直致力于对寺庙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林业局主业还是伐木，眼见砍伐的范围就快到寺庙以及神山的范围，为了保护这片森林，云登活佛开始跟林业局打起了持久战，甚至还闹上了法庭，最后云登活佛胜诉，林业局的伐木场没能扩展到寺庙周边，所以现在还能在这里见到原始森林以及参天大树。
同时，云登活佛开创了放生树的先例，每年会固定地选择一片树林，组织放生活动，“念了经挂上了嘛呢旗，村民就不再敢随便砍这片区域里的树了。”
每年，村民们在寺庙的组织下，有两次转山活动，主要目的是防止盗猎以及捡拾垃圾。听村民说，最开始一次转山，拾下山中没收的猎套能装满满几拖拉机，但随着数年的坚持，如今捡拾到的猎套数量已经很少了。
给守护者以力量
十几年前，吕植第一次来到四川省平武县投身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当时，他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面对平武的“木头经济”发出感慨：“批评很容易，但很苍白。”简单的执法与教育—“不许砍树！保护自然！”—也不能解决问题。 吕植认为：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们想的是吃饱穿暖有钱花。那么，如何既保护大熊猫和生物多样性，又让老百姓过上小康日子？如何既缓解对资源的压力，又发展地方经济？
“让当地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在关坝村实施的生态养蜂产业发展项目，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比起十几年前国家要保护、非政府组织要保护、专家学者要保护，如今关坝村的养蜂业，最忙碌的是当地村民，没有项目官员在“坐镇”，不用任何人监督、督促，村民们还会根据协议制止乱采滥伐、污染环境，他们要保护自己赖以谋生和致富的山林。
关坝村是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对于大熊猫和水资源保护来说，它却是一个让人不能轻易略过的地方。这个村子东邻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连着老河沟保护区，南挨着余家山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植物的生态走廊带和庇护所。同时，它所处的位置属于涪江上游的支流火溪河流域，沟里的流水也是一路奔腾着流入火溪河，更是木皮藏族乡场镇和关坝村两个自然村社村民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2014年4月22日下午，李梦姣作为关坝村社区保护项目的管理者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讲述关坝村和蜜蜂，以及保护大熊猫的故事。
由于高品质的蜂蜜对生态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丰富的蜜源植物，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产地土壤等，整个养蜂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慢慢地在改变增强，保护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环节，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必定要与发展相互冲撞。
村子里换上了一批崭新的太阳能热水器，种植上了17公顷的碳汇林，开展起了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养蜂技术，重整了合作社，并购置了一批改良的新式蜂箱，沿着关坝沟大大小小建起了7个蜂场；村子里的养羊大户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羊，开始从头认真专注养起蜜蜂来，村里养蜂的人也发展到了原来的3倍；巡护队建了起来，一方面做蜜源植物监测，数据可以用于指导如何更好地养蜂，一方面巡护监测整个关坝沟的资源状况，同时也负责及时阻止外来人员的破坏行为。
2009年12月，关坝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养蜂产业发展项目正式启动。通过培养和支持当地守护者，发展生态的社区替代生计，为保护提供持续的动力来源。在李梦娇眼里，这些山民都是“社区英雄”。
2010年，一家知名国际酒店认同这样的保护理念以及村民所付诸的保护行动，以较高溢价收购了关坝村的蜂蜜。
让原住民受益的保护模式
曾有一段时间，关坝村养蜂合作社的步伐迈得颇为艰难。从2011年开始，天公不作美，蜂蜜连续两年欠收，加上好不容易花了几万块钱和不少精力申请到的有机认证，却在一夜之间因国家宣布蜂蜜行业取消有机认证而化为泡影。
这时，一位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李芯锐回家，本打算娶了媳妇就继续外出打工，看着合作社的村民面临的压力，看着这一切似乎是挺有意义的事情，一咬牙就留了下来，张罗起合作社的大小事务。
为了壮大规模发展会员，他深夜跟着老人们到一户一户会员家里面亲自检测蜜的质量，时常被蛰得浑身大包小包；为了商标的申请注册、包装设计，他跑遍工商、税务、质检部门，四下找人协助帮忙；他为合作社开了淘宝店，还四处奔波着参加各种市集和展销会……不知不觉中，生态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了他返乡的理由和心里坚守的信念。他说，“家乡有了这个平台，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从事对环境友好的产业中走出一条路来！”
2012年，熊猫蜂蜜项目在关坝开始实践，项目试图通过直接将关坝村合作社固定蜂场的蜂蜜包装成为高端产品，直接对接市场销售，一瓶蜜的定价中不仅仅是蜂蜜的价格，更包括生态的价值，是生物多样性以及水源保护所付出的行动，也是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而丧失的机会成本。而反过来，熊猫蜂蜜从收购开始，第一步首先以较高的价格通过溢价的形式给予村民实际的利益；第二步通过到市场销售，将销售得到的利润返还到社区层面，继续支持当地守护者们的保护工作。
这年6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也在微博上帮忙叫卖“熊猫蜂蜜”。他上传了一张印有熊猫图案的罐装蜂蜜图，附言“熊猫保护区生产的熊猫蜂蜜。欢迎有意者帮助推销，以扩大资金来源用于熊猫的保护”。
2013年，关坝养蜂专业合作社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不仅提供了1000多斤蜜用作熊猫蜂蜜的原料，并且有着合作社自主品牌和包装的蜂蜜从生产线上来到了桌前，还成功地签出去4000多斤蜂蜜订单，净利润达到了70000元左右。
“这样的欢欣鼓舞是那么的真实。”李梦娇在演讲中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关坝沟里放牧的牛羊少了，进沟挖药打猎的人少了，毒鱼电鱼的人也少了；去年，一位村民甚至用手机拍摄到了熊猫的照片，保护的成效经过几年的沉淀也渐渐地凸显了出来。
2014年4月3日举行的“联合国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气候传播科学论坛”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协调员何兵发表了题为《中国西部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基层行动》的演讲。他说：“这几年，山水致力于保护西部仅存的完整生态系统。也许他们的一些行动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理念有矛盾、相悖之处，但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让我们重新认识西部，重新思考应该怎样开发西部？”
关坝村的示范效应给西部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就是能够让保护和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乡村的美丽未来。
（本文图片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提供，特此致谢！）
原住民不仅是生态文明的守护者，也是乡村文明的守护者。
2007年，吕植创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自然”）的初衷是在中国西部探索人与自然、传统与当代、当地和外界之间的生态公平之道，并在中国生态系统最宝贵也是最脆弱的地区，支持基层的、原创的、有效的保护行动。
经过7年的尝试和实践，吕植的体会是：“当地人自发的保护行为，对保护的强烈意愿，让我们对保护更有信心。”
他们渐渐走出了一条别样的乡村建设之路。
研修生计划
山水自然重点关注三江源和西南山地。
在三江源开展近5年工作后，山水自然开始探索三江源独特的环境、社会、经济平衡的新道路，因为这片美丽神圣而又备受挑战的高原土地，需要打破环境、贫困、传统经济模式的旧发展方式，而生态环境与草场，是这里文化与新型经济方式的基础。
山水自然推出青年研修生计划，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为组织聚集一批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新生力量。“一年的研修生计划，对每一位志愿者既是奢侈，也是很大的‘探险’。”吕植说。
2011年，赵翔作为研修生在青海三江源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社区研究。他一开始先来到三江源的云塔村，因为听说那里的野生动物特别多。后来他渐渐发现，这个藏族乡村依然保持着比较好的社区管理制度，村里的公共事务都是村民自己商议来完成的。
比如，村里每年有几百万的虫草收入，通过村民自己的决议，就可以分配得非常科学、公平。村里每年会先拿出虫草收入的百分之30%，给那些1994年后迁到当地的100多个老人，保障他们的生活。剩下来的钱，再平均分给这个村的所有人。这些老人拿到那30%后，可以继续再享受剩下虫草收入。
“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社会哲学。我们在平地上讲什么平均主义、公平，到了云塔村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早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们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就会发现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的自然资源，分配自己社区的公共资金。我们只要把权力交给他们，他们就能成为三江源保护的主人！”赵翔说。
在云塔村，赵翔就住在村长家，村里的集体活动他都会参加。村里挂经幡祭祀他们的神山，他也跟着一起扛水泥，爬45度的山坡，去山上举行仪式。
研修期结束后，赵翔加入山水自然，继续留在了云塔村。“在未来几年，我想花功夫搞清楚三江源藏区的文化、社会、经济，让自己可以自信地告诉其他人，这个村庄为什么是这样子，以及它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同时告诉外面的人：这些千百年来生活在三江源的居民是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家园的；他们应该成为这些保护权利的主体；他们是三江源真正的主人。”
2012年，山水自然执行主任、研修生项目指导老师孙姗在《写给三江源研修生的一封信》中说道：“研修生项目设计的目的并不是期望由于各位的参与，改变三江源的面貌。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正的三江源。因为只有不带偏见和预设的深入了解，才是三江源最缺乏的。而这个过程，每个青年人一定都会有很多个人成长，这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汲取乡村智慧
甘肃文县白水江保护区七信沟村的志愿者刘锡婷认为，“一个有保护、有管理、有产品的‘三有’社区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在一定基础上培养出来的。”
2013年3月，刘锡婷在《我的熊猫蜂蜜日记》写道：七信沟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了解社区已有的基础—通过给予社区一笔小额赠款，用于做一件让大部分居民都受益的公共事务，观察记录社区决策和行动过程，了解社区自我管理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养蜂培训和一些技术设备的支持提升社区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蜜源监测培训和实践从社区感兴趣的事情入手，引入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修路涉及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何修路才能省工、省钱？会占用谁家的田？路要修到哪里为止？那些路没有修到家门口的村民怎么办？没钱请人平地，如何投工投劳？每家出几个劳动力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让刘锡婷意识到，如果靠自己这个外来者来解决只能是一筹莫展，但村里自然会运用他们内生的文化和智慧来一一化解，而她需要做的仅仅是了解记录这一过程，熟悉社区的做事方法，以便在未来的工作中使“社区保护地”的理念能够柔软落地，尽量用村民熟悉的方式引导社区将生态保护内化为村民自己的需求。
李梦娇踏进山水自然的第一站，是加入在四川省甘孜州雅江县的扎嘎寺实施的一个社区项目。她是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辞职，一心想从事生态保护的工作，恰逢山水自然在甘孜州的项目招募志愿者，需要扎根基层驻点一年。她一开始不理解山水自然为什么会选择扎嘎寺作为项目点，后来听说了寺庙活佛的故事后，也就了解了其中缘由。
扎嘎寺的云登活佛一直致力于对寺庙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林业局主业还是伐木，眼见砍伐的范围就快到寺庙以及神山的范围，为了保护这片森林，云登活佛开始跟林业局打起了持久战，甚至还闹上了法庭，最后云登活佛胜诉，林业局的伐木场没能扩展到寺庙周边，所以现在还能在这里见到原始森林以及参天大树。
同时，云登活佛开创了放生树的先例，每年会固定地选择一片树林，组织放生活动，“念了经挂上了嘛呢旗，村民就不再敢随便砍这片区域里的树了。”
每年，村民们在寺庙的组织下，有两次转山活动，主要目的是防止盗猎以及捡拾垃圾。听村民说，最开始一次转山，拾下山中没收的猎套能装满满几拖拉机，但随着数年的坚持，如今捡拾到的猎套数量已经很少了。
给守护者以力量
十几年前，吕植第一次来到四川省平武县投身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当时，他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面对平武的“木头经济”发出感慨：“批评很容易，但很苍白。”简单的执法与教育—“不许砍树！保护自然！”—也不能解决问题。 吕植认为：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们想的是吃饱穿暖有钱花。那么，如何既保护大熊猫和生物多样性，又让老百姓过上小康日子？如何既缓解对资源的压力，又发展地方经济？
“让当地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主人并从中受益。”在关坝村实施的生态养蜂产业发展项目，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比起十几年前国家要保护、非政府组织要保护、专家学者要保护，如今关坝村的养蜂业，最忙碌的是当地村民，没有项目官员在“坐镇”，不用任何人监督、督促，村民们还会根据协议制止乱采滥伐、污染环境，他们要保护自己赖以谋生和致富的山林。
关坝村是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对于大熊猫和水资源保护来说，它却是一个让人不能轻易略过的地方。这个村子东邻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连着老河沟保护区，南挨着余家山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等多种珍稀动植物的生态走廊带和庇护所。同时，它所处的位置属于涪江上游的支流火溪河流域，沟里的流水也是一路奔腾着流入火溪河，更是木皮藏族乡场镇和关坝村两个自然村社村民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2014年4月22日下午，李梦姣作为关坝村社区保护项目的管理者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讲述关坝村和蜜蜂，以及保护大熊猫的故事。
由于高品质的蜂蜜对生态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丰富的蜜源植物，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无污染的产地土壤等，整个养蜂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对于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慢慢地在改变增强，保护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环节，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必定要与发展相互冲撞。
村子里换上了一批崭新的太阳能热水器，种植上了17公顷的碳汇林，开展起了农民田间学校，培训养蜂技术，重整了合作社，并购置了一批改良的新式蜂箱，沿着关坝沟大大小小建起了7个蜂场；村子里的养羊大户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羊，开始从头认真专注养起蜜蜂来，村里养蜂的人也发展到了原来的3倍；巡护队建了起来，一方面做蜜源植物监测，数据可以用于指导如何更好地养蜂，一方面巡护监测整个关坝沟的资源状况，同时也负责及时阻止外来人员的破坏行为。
2009年12月，关坝村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养蜂产业发展项目正式启动。通过培养和支持当地守护者，发展生态的社区替代生计，为保护提供持续的动力来源。在李梦娇眼里，这些山民都是“社区英雄”。
2010年，一家知名国际酒店认同这样的保护理念以及村民所付诸的保护行动，以较高溢价收购了关坝村的蜂蜜。
让原住民受益的保护模式
曾有一段时间，关坝村养蜂合作社的步伐迈得颇为艰难。从2011年开始，天公不作美，蜂蜜连续两年欠收，加上好不容易花了几万块钱和不少精力申请到的有机认证，却在一夜之间因国家宣布蜂蜜行业取消有机认证而化为泡影。
这时，一位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李芯锐回家，本打算娶了媳妇就继续外出打工，看着合作社的村民面临的压力，看着这一切似乎是挺有意义的事情，一咬牙就留了下来，张罗起合作社的大小事务。
为了壮大规模发展会员，他深夜跟着老人们到一户一户会员家里面亲自检测蜜的质量，时常被蛰得浑身大包小包；为了商标的申请注册、包装设计，他跑遍工商、税务、质检部门，四下找人协助帮忙；他为合作社开了淘宝店，还四处奔波着参加各种市集和展销会……不知不觉中，生态产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了他返乡的理由和心里坚守的信念。他说，“家乡有了这个平台，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从事对环境友好的产业中走出一条路来！”
2012年，熊猫蜂蜜项目在关坝开始实践，项目试图通过直接将关坝村合作社固定蜂场的蜂蜜包装成为高端产品，直接对接市场销售，一瓶蜜的定价中不仅仅是蜂蜜的价格，更包括生态的价值，是生物多样性以及水源保护所付出的行动，也是当地村民为了保护而丧失的机会成本。而反过来，熊猫蜂蜜从收购开始，第一步首先以较高的价格通过溢价的形式给予村民实际的利益；第二步通过到市场销售，将销售得到的利润返还到社区层面，继续支持当地守护者们的保护工作。
这年6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也在微博上帮忙叫卖“熊猫蜂蜜”。他上传了一张印有熊猫图案的罐装蜂蜜图，附言“熊猫保护区生产的熊猫蜂蜜。欢迎有意者帮助推销，以扩大资金来源用于熊猫的保护”。
2013年，关坝养蜂专业合作社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不仅提供了1000多斤蜜用作熊猫蜂蜜的原料，并且有着合作社自主品牌和包装的蜂蜜从生产线上来到了桌前，还成功地签出去4000多斤蜂蜜订单，净利润达到了70000元左右。
“这样的欢欣鼓舞是那么的真实。”李梦娇在演讲中感慨地说。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关坝沟里放牧的牛羊少了，进沟挖药打猎的人少了，毒鱼电鱼的人也少了；去年，一位村民甚至用手机拍摄到了熊猫的照片，保护的成效经过几年的沉淀也渐渐地凸显了出来。
2014年4月3日举行的“联合国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气候传播科学论坛”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项目协调员何兵发表了题为《中国西部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基层行动》的演讲。他说：“这几年，山水致力于保护西部仅存的完整生态系统。也许他们的一些行动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理念有矛盾、相悖之处，但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让我们重新认识西部，重新思考应该怎样开发西部？”
关坝村的示范效应给西部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就是能够让保护和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乡村的美丽未来。
（本文图片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