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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叶: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新名词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比如PM10、PM2.5等。如果不是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或是后面加了个数据,我对这个PM的理解就是“下午”的意思。
张:环境保护范畴内的PM是particulate matter(颗粒物)的缩写,PM10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 PM2.5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前者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后者被称为可入肺颗粒物。
一般而言,粒径2.5微米至10微米的粗颗粒物主要来自道路扬尘等,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则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如机动车尾气、燃煤)、挥发性有机物等。
叶:照您这么说,我是否可认为PM2.5是二次工业革命送给人类的“礼物”?
张: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叶:为什么是“某种意义或程度”呢?
张:因为颗粒物的来源,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有些可能是人为因素,但有些则可能是自然原因。比如国际上有些环境科学家认为,在阿拉伯和撒哈拉上空的悬浮颗粒可能是由天然矿物粉尘构成的,这就是自然原因;而有些地区的悬浮颗粒,多半是发电厂、高耗能厂以及汽车排放的烟尘所造成,这些因工业生产而产生的颗粒物,就是你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送给人类的“礼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监测PM2.5作为城市环境保护中一项不可或缺的举措。
叶: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
张:因为气象专家和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由细颗粒物造成的灰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超过沙尘暴。第一,粒径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会被挡在人的鼻子外面;第二,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通过痰液等被排出体外;第三,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直径仅相当于人类头发丝1/10粗细,极易被吸入人体后进入支气管,由此而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直接引发哮喘、支气管炎和其他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很大。所以,颗粒越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PM2.5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所以现在有些环保业内人士认为PM2.5是造成城市空气洁净度不高,影响人们健康的罪魁祸首。
叶:据悉,美国驻华的外交官都可以享受一项“环境补贴”。经您这么一说,我可以理解上海美国领事馆发布PM2.5数据的原因了。但我有一点不解,为什么美国领事馆监测的数据和我们的监测数据相差甚远?尽管你们环保部门解释说这是因为标准不同,但我想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大气环境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抑或是英国人和日本人而区别对待的。
张: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上海美领馆发布PM2.5监测结果已属滞后了,实际上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院内就架设了一台PM2.5的监测仪,他们每天都记录有PM2.5浓度的数据。2009年的夏天,美国使馆还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监测数据。因为和北京环保部门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相异,所以当时也引起社会上不少议论。比如,当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等级为“良好”时,它公布的结果却是“非常不健康”。为什么会如此呢?主要还是评价体系不同。美国使领馆公布的数据是AQI,即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的是PM2.5值,而我们公布的是API,是空气污染指数,包括二氧化硫、PM10、氮氧化物,两者监测内容不同。再者,即便都采用API,由于标准不同,在数据上也会有一些差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两种监测方法都是世界认可的、标准的、可信度较好的监测方法。
二
叶:张局长的这番PM2.5的解释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85年,围棋国手聂卫平访美归来说:“……我还觉得洛杉矶的月亮比我们的圆,我说这话可能有点‘涉嫌’不爱国,但我观察了很多天,不知什么原因,人家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圆……”我臆测聂卫平说这话一半是戏言,另一半则是反映了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后来我在一个采访围棋比赛的场合碰到聂卫平,就对他说,洛杉矶的月亮比北京的圆,或许是你的调侃,但洛杉矶的月亮比北京的亮,那可是事实。接着我和聂卫平还说了几句关于城市空气污染的话,后来他把上述一切直接写进了他所著的《围棋人生》一书中。
所以,去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那儿的天确实比我们蓝,那儿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亮。
李:如果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难理解。客观地说,我们这儿很多城市的环保现状确实不尽如人意。世界上好几家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研究机构,曾多次列出世界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国大陆总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个城市上榜。这些榜单排列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还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公信力。
叶:我曾看到过一个材料,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等一批中美科研人员合作,研究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的影响。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了1995年至1996年间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每立方米15微克),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倍至10.7倍。
李:你看到的这个材料具有科学考察实验上的说服力。举国上下都在谈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但遵循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1.实事求是;2.谦虚谨慎。所以,搞环境保护不能持为尊者讳的态度,科学就是科学,主观愿望不能凌驾于科学之上。毋庸置疑,环境保护措施完善、环境保护投入大、环境科研水平高的国家或城市,天空更蓝、月亮更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国家环保部前年曾发布过内地113座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年均空气质量情况,名列榜首的是海南的三亚,也是我国内地唯一能接近世界卫生组织除准则外最苛刻标准的城市。但有一点我想说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指数准则,美国、欧洲也都是超标的,不过,他们超标的幅度相对来说并不大,几乎都是在2-3倍之内,而我国大陆一些污染严重的城市,超标达到近10倍。 现在城市化进程很快,而城市有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其中最直观的现象就是过于集中使用的汽车以及需要大量燃煤的发电厂等。当然,导致城市空气污染、PM2.5浓度超标还有别的原因,但工业化速率过快、交通运输过频则是主要原因。
叶: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悖论,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赞扬城市化进程的优越性,但城市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环境的污染,且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着PM2.5的侵袭。如此,怎么去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呢?
李:这就要求人类在观念上更趋理智、在行为上更趋审慎。经济要发展,但不能颐指气使,人类要懂得自我约束;城市要发展,但不可以恣意妄为,人类要懂得自我节制。你说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让我想起世博会上的城市最佳实践区,那些展示的案例就是美好城市生活的写照(叶:那些案例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我觉得应该再次组织国民前去观摩并进行教育。城市化进程的本身是正确的,但如果一味迷恋所谓的现代城市文明,一味追求GDP的数字创新高,甚至只图现时享受,只图现时方便,只图现时美观,而不顾自然环境的恶化,这样的城市,连居住者的身体健康也保证不了,何从谈起“让生活更美好”呢?
叶:这就引出了那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话题。我以前曾多次调研和阅览过太湖治理的材料,并采访过一些职能部门和部分专家,他们都认为治理太湖所付出的成本,将远高于环湖工农业的产出。据悉,光无锡一市,“十二五”期间用于太湖治理的总投资就高达485亿人民币。为在2020年前实现太湖水质从V类提高到IV类的目标,国家计划总投资1114.98亿元人民币。但有权威人士曾告诉记者,如果要使太湖“恢复本来面目”,即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水质,总投资翻两番都不止。我还清晰地记得太湖蓝藻爆发那年,温家宝总理亲自在无锡向民众道歉的场景。我想,现在是再没人敢唱《太湖美》那首歌了。
李:太湖被污染,前后仅10年左右的时间,但治好它,30年都不止。2009年,武汉市举行世界湖泊大会时,有中国官员问湖泊治理领域的资深专家、日本滋贺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中村正久,治理太湖需要多长时间?中村答曰:保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看到中国官员狐疑的脸色,中村以日本治理琵琶湖为例加以说明——琵琶湖是日本的第一大淡水湖,在上个世纪70年代被污染,湖水臭气熏天,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日本政府用了30年时间,花了180亿美元,终于使琵琶湖得以重生。但琵琶湖纬度高,每年冬季有大量降雪为湖泊带去新鲜的氧气,而且湖周围又有多条河流汇入,所以湖水更新周期不算太长。但太湖处在低纬度,周围也没有自然的大江大河注入,自然条件显然不如琵琶湖。而且太湖的治理又过于依赖“河底清淤”、“引江济湖”等工程技术,这样的治理手段虽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湖泊的生态功能,严格地说,是治标不治本。当然,治理太湖需要百年也许是夸张,但至少说明治湖的道路很漫长。
叶:这就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李:所以,不管是水环境,还是土环境,抑或是大气环境,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实践证明,人类在这上面付出的代价太过惨重。
三
叶:现在城市防范PM2.5的进展状况如何?
李: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设立大气环境监测站。现在上海市民都知道,今年4月份时,该市按国家标准设置了10个PM2.5的监控点,但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上海就已建立了一个PM2.5的观测站。目前经国家环保部认定的上海市空气质量监测点(国控点)共有10个,分别是普陀监测站、卢湾师专附小(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站中对应名称为“十五厂”)、虹口凉城、杨浦四漂、静安监测站、徐汇上师大,浦东川沙、浦东张江、浦东监测站、青浦淀山湖。其中青浦淀山湖为清洁对照点,不参与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水平的评价。(叶:除了上海,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如何?)环保部在全国设有国控站点1436个,这次公布的首批开展PM2.5监测的有505个。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三步走”实施方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的监测先行一步,接下来全国有74个城市跟进,国家环保部的要求是在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
叶:我想监测的作用仅仅类似于军事上的雷达,主要还是在防范上下工夫。
李:那是当然。但中国幅员广袤,地域自然条件差异甚大,各地城市对PM2.5的防范措施都因地而异,但有几点是大致相同的:
1.进入绿色GDP核算的时代。我们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穷的困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味追求GDP,并把一个地区的GDP与当地行政领导的政绩挂钩,为此,我们付出了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代价。今天,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所以我们必须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损耗之间的关系,并以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取代单纯追求GDP。
2.加大PM2.5源头的治理力度。节能减排是治理PM2.5的关键之所在,时下应马上做以下几件事:(1)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在提升先进产能中加速淘汰落后产能;(2)严格环境准入,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加快城市周围重污染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关停并转迁”;(3)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大幅度提升清洁能源比重;(4)通过重点治理汽车尾气来减少污染,使机动车排放对城市污染的“贡献率”大大低于50%。并在推广和严格实施国家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同时,严格控制机动车的数量,提倡购置小型、节能、低碳汽车。
3.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坚持“公交优先”,加快发展城市快速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让更多市民可方便安全地乘坐。其次是倡导绿色出行,鼓励民众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再次是降低小汽车空载率,这既治堵、又减排,应该用经济和行政手段鼓励机关车辆和出租车、私家车拼载多载。最后是制订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对一人拥有两辆以上私家车的车主须多缴费税,对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力度要落到实处等等。 4.加大对城市绿化的投入。植物是净化大自然的主力军,绿草茵茵,树木茂盛,既净化空气又美化城市景观。要搞好道路绿化、屋顶绿化、居室绿化,要在全体市民的头脑中树立绿化的观念。有条件的职能部门,还要研究和培育能吸收PM2.5的植物。
5.因为PM2.5污染呈区域性、复合性、扩散性的特征,所以需要相关城市联防联控、同心协力地综合治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城市稠密,更应该加强联防联控。省市地区之间的合作要建立长效机制。
叶:说到PM2.5的流动性和扩散性特征,现在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友邻的通力合作,一个单体城市的防治,成效有限,即便是什么“推出超强版的防治方案”,也将是事倍功半的。
李:确实如此。PM2.5的影响范围可以达到300公里至500公里,而沙尘暴可以波及上千公里之外。所以,各自为战难以有效防止区域性的大气环境污染。
2008年,江浙沪曾签订了一份《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并开始携手合作区域污染治理。但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由于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各自利益不同,所以合作的稳定性和深度皆不够,还不能根本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为此,上海市的环保局局长张全,作为全国人大的代表,曾在2012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一份议案,建议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分割,调整区域性产业结构和能源布局,从立法层面明确区域空气联防联控机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谈到:目前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虽然国家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省市也有大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没有关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定,加之相关地方政府在区域功能定位,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等方面的不一致,造成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所以,张局长还提议充分发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机构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协调、监督作用,协调解决跨省市行政区域大气污染纠纷,检查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考核区域内各省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同时,通过立法建立区域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不断提高合作的等级和深度。
据悉,张局长的议案不但得到国家决策层的认可,还得到兄弟省市的响应,目前的工作开展还算顺利。
叶:最近,盖洛普(Gallup)发布一份关于发展与环保的“金砖四国”民意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表明,57%的中国民众认为环保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仅21%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比环保更重要,还有12%的受访者没意见,另有10%的受访者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盖洛普抽取的调查人数为4200名。在巴西,认为环保更重要的受访者竟然高达83%,而认为经济增长重要的人只占7%。
发展是硬道理,这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历史合理性。但当环境和经济增长被错误地视为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时,环境却成了牺牲品,这是一种对发展的误读。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今天,国民终于意识到,空气、水、阳光才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社会又“返璞归真”了。
■责任编辑:王震国
叶: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新名词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比如PM10、PM2.5等。如果不是环境科学知识的普及,或是后面加了个数据,我对这个PM的理解就是“下午”的意思。
张:环境保护范畴内的PM是particulate matter(颗粒物)的缩写,PM10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 PM2.5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前者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后者被称为可入肺颗粒物。
一般而言,粒径2.5微米至10微米的粗颗粒物主要来自道路扬尘等,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则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如机动车尾气、燃煤)、挥发性有机物等。
叶:照您这么说,我是否可认为PM2.5是二次工业革命送给人类的“礼物”?
张: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可以这么说。
叶:为什么是“某种意义或程度”呢?
张:因为颗粒物的来源,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有些可能是人为因素,但有些则可能是自然原因。比如国际上有些环境科学家认为,在阿拉伯和撒哈拉上空的悬浮颗粒可能是由天然矿物粉尘构成的,这就是自然原因;而有些地区的悬浮颗粒,多半是发电厂、高耗能厂以及汽车排放的烟尘所造成,这些因工业生产而产生的颗粒物,就是你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送给人类的“礼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监测PM2.5作为城市环境保护中一项不可或缺的举措。
叶: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呢?
张:因为气象专家和医学专家的研究表明,由细颗粒物造成的灰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超过沙尘暴。第一,粒径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会被挡在人的鼻子外面;第二,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通过痰液等被排出体外;第三,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直径仅相当于人类头发丝1/10粗细,极易被吸入人体后进入支气管,由此而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直接引发哮喘、支气管炎和其他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很大。所以,颗粒越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PM2.5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所以现在有些环保业内人士认为PM2.5是造成城市空气洁净度不高,影响人们健康的罪魁祸首。
叶:据悉,美国驻华的外交官都可以享受一项“环境补贴”。经您这么一说,我可以理解上海美国领事馆发布PM2.5数据的原因了。但我有一点不解,为什么美国领事馆监测的数据和我们的监测数据相差甚远?尽管你们环保部门解释说这是因为标准不同,但我想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大气环境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抑或是英国人和日本人而区别对待的。
张: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上海美领馆发布PM2.5监测结果已属滞后了,实际上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院内就架设了一台PM2.5的监测仪,他们每天都记录有PM2.5浓度的数据。2009年的夏天,美国使馆还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监测数据。因为和北京环保部门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相异,所以当时也引起社会上不少议论。比如,当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等级为“良好”时,它公布的结果却是“非常不健康”。为什么会如此呢?主要还是评价体系不同。美国使领馆公布的数据是AQI,即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的是PM2.5值,而我们公布的是API,是空气污染指数,包括二氧化硫、PM10、氮氧化物,两者监测内容不同。再者,即便都采用API,由于标准不同,在数据上也会有一些差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两种监测方法都是世界认可的、标准的、可信度较好的监测方法。
二
叶:张局长的这番PM2.5的解释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1985年,围棋国手聂卫平访美归来说:“……我还觉得洛杉矶的月亮比我们的圆,我说这话可能有点‘涉嫌’不爱国,但我观察了很多天,不知什么原因,人家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圆……”我臆测聂卫平说这话一半是戏言,另一半则是反映了在城市环境保护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后来我在一个采访围棋比赛的场合碰到聂卫平,就对他说,洛杉矶的月亮比北京的圆,或许是你的调侃,但洛杉矶的月亮比北京的亮,那可是事实。接着我和聂卫平还说了几句关于城市空气污染的话,后来他把上述一切直接写进了他所著的《围棋人生》一书中。
所以,去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那儿的天确实比我们蓝,那儿的月亮确实比我们的亮。
李:如果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难理解。客观地说,我们这儿很多城市的环保现状确实不尽如人意。世界上好几家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研究机构,曾多次列出世界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国大陆总有一两个甚至更多个城市上榜。这些榜单排列虽不能说绝对准确,但还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公信力。
叶:我曾看到过一个材料,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等一批中美科研人员合作,研究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的影响。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了1995年至1996年间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每立方米15微克),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倍至10.7倍。
李:你看到的这个材料具有科学考察实验上的说服力。举国上下都在谈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但遵循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1.实事求是;2.谦虚谨慎。所以,搞环境保护不能持为尊者讳的态度,科学就是科学,主观愿望不能凌驾于科学之上。毋庸置疑,环境保护措施完善、环境保护投入大、环境科研水平高的国家或城市,天空更蓝、月亮更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国家环保部前年曾发布过内地113座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年均空气质量情况,名列榜首的是海南的三亚,也是我国内地唯一能接近世界卫生组织除准则外最苛刻标准的城市。但有一点我想说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指数准则,美国、欧洲也都是超标的,不过,他们超标的幅度相对来说并不大,几乎都是在2-3倍之内,而我国大陆一些污染严重的城市,超标达到近10倍。 现在城市化进程很快,而城市有一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其中最直观的现象就是过于集中使用的汽车以及需要大量燃煤的发电厂等。当然,导致城市空气污染、PM2.5浓度超标还有别的原因,但工业化速率过快、交通运输过频则是主要原因。
叶: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悖论,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赞扬城市化进程的优越性,但城市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环境的污染,且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着PM2.5的侵袭。如此,怎么去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呢?
李:这就要求人类在观念上更趋理智、在行为上更趋审慎。经济要发展,但不能颐指气使,人类要懂得自我约束;城市要发展,但不可以恣意妄为,人类要懂得自我节制。你说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让我想起世博会上的城市最佳实践区,那些展示的案例就是美好城市生活的写照(叶:那些案例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我觉得应该再次组织国民前去观摩并进行教育。城市化进程的本身是正确的,但如果一味迷恋所谓的现代城市文明,一味追求GDP的数字创新高,甚至只图现时享受,只图现时方便,只图现时美观,而不顾自然环境的恶化,这样的城市,连居住者的身体健康也保证不了,何从谈起“让生活更美好”呢?
叶:这就引出了那个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话题。我以前曾多次调研和阅览过太湖治理的材料,并采访过一些职能部门和部分专家,他们都认为治理太湖所付出的成本,将远高于环湖工农业的产出。据悉,光无锡一市,“十二五”期间用于太湖治理的总投资就高达485亿人民币。为在2020年前实现太湖水质从V类提高到IV类的目标,国家计划总投资1114.98亿元人民币。但有权威人士曾告诉记者,如果要使太湖“恢复本来面目”,即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水质,总投资翻两番都不止。我还清晰地记得太湖蓝藻爆发那年,温家宝总理亲自在无锡向民众道歉的场景。我想,现在是再没人敢唱《太湖美》那首歌了。
李:太湖被污染,前后仅10年左右的时间,但治好它,30年都不止。2009年,武汉市举行世界湖泊大会时,有中国官员问湖泊治理领域的资深专家、日本滋贺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中村正久,治理太湖需要多长时间?中村答曰:保守估计,大约需要100年。看到中国官员狐疑的脸色,中村以日本治理琵琶湖为例加以说明——琵琶湖是日本的第一大淡水湖,在上个世纪70年代被污染,湖水臭气熏天,生态受到严重破坏。日本政府用了30年时间,花了180亿美元,终于使琵琶湖得以重生。但琵琶湖纬度高,每年冬季有大量降雪为湖泊带去新鲜的氧气,而且湖周围又有多条河流汇入,所以湖水更新周期不算太长。但太湖处在低纬度,周围也没有自然的大江大河注入,自然条件显然不如琵琶湖。而且太湖的治理又过于依赖“河底清淤”、“引江济湖”等工程技术,这样的治理手段虽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湖泊的生态功能,严格地说,是治标不治本。当然,治理太湖需要百年也许是夸张,但至少说明治湖的道路很漫长。
叶:这就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李:所以,不管是水环境,还是土环境,抑或是大气环境,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实践证明,人类在这上面付出的代价太过惨重。
三
叶:现在城市防范PM2.5的进展状况如何?
李: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设立大气环境监测站。现在上海市民都知道,今年4月份时,该市按国家标准设置了10个PM2.5的监控点,但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上海就已建立了一个PM2.5的观测站。目前经国家环保部认定的上海市空气质量监测点(国控点)共有10个,分别是普陀监测站、卢湾师专附小(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站中对应名称为“十五厂”)、虹口凉城、杨浦四漂、静安监测站、徐汇上师大,浦东川沙、浦东张江、浦东监测站、青浦淀山湖。其中青浦淀山湖为清洁对照点,不参与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水平的评价。(叶:除了上海,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如何?)环保部在全国设有国控站点1436个,这次公布的首批开展PM2.5监测的有505个。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三步走”实施方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的监测先行一步,接下来全国有74个城市跟进,国家环保部的要求是在10月底前完成PM2.5“国控点”监测的试运行,12月底前公布监测结果。
叶:我想监测的作用仅仅类似于军事上的雷达,主要还是在防范上下工夫。
李:那是当然。但中国幅员广袤,地域自然条件差异甚大,各地城市对PM2.5的防范措施都因地而异,但有几点是大致相同的:
1.进入绿色GDP核算的时代。我们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穷的困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味追求GDP,并把一个地区的GDP与当地行政领导的政绩挂钩,为此,我们付出了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的代价。今天,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所以我们必须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损耗之间的关系,并以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取代单纯追求GDP。
2.加大PM2.5源头的治理力度。节能减排是治理PM2.5的关键之所在,时下应马上做以下几件事:(1)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在提升先进产能中加速淘汰落后产能;(2)严格环境准入,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加快城市周围重污染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关停并转迁”;(3)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大幅度提升清洁能源比重;(4)通过重点治理汽车尾气来减少污染,使机动车排放对城市污染的“贡献率”大大低于50%。并在推广和严格实施国家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同时,严格控制机动车的数量,提倡购置小型、节能、低碳汽车。
3.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坚持“公交优先”,加快发展城市快速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让更多市民可方便安全地乘坐。其次是倡导绿色出行,鼓励民众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再次是降低小汽车空载率,这既治堵、又减排,应该用经济和行政手段鼓励机关车辆和出租车、私家车拼载多载。最后是制订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对一人拥有两辆以上私家车的车主须多缴费税,对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力度要落到实处等等。 4.加大对城市绿化的投入。植物是净化大自然的主力军,绿草茵茵,树木茂盛,既净化空气又美化城市景观。要搞好道路绿化、屋顶绿化、居室绿化,要在全体市民的头脑中树立绿化的观念。有条件的职能部门,还要研究和培育能吸收PM2.5的植物。
5.因为PM2.5污染呈区域性、复合性、扩散性的特征,所以需要相关城市联防联控、同心协力地综合治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城市稠密,更应该加强联防联控。省市地区之间的合作要建立长效机制。
叶:说到PM2.5的流动性和扩散性特征,现在很多人都很关注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友邻的通力合作,一个单体城市的防治,成效有限,即便是什么“推出超强版的防治方案”,也将是事倍功半的。
李:确实如此。PM2.5的影响范围可以达到300公里至500公里,而沙尘暴可以波及上千公里之外。所以,各自为战难以有效防止区域性的大气环境污染。
2008年,江浙沪曾签订了一份《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并开始携手合作区域污染治理。但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由于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各自利益不同,所以合作的稳定性和深度皆不够,还不能根本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
为此,上海市的环保局局长张全,作为全国人大的代表,曾在2012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一份议案,建议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分割,调整区域性产业结构和能源布局,从立法层面明确区域空气联防联控机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谈到:目前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虽然国家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省市也有大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但都没有关于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规定,加之相关地方政府在区域功能定位,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等方面的不一致,造成区域之间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所以,张局长还提议充分发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机构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协调、监督作用,协调解决跨省市行政区域大气污染纠纷,检查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组织考核区域内各省市人民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同时,通过立法建立区域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不断提高合作的等级和深度。
据悉,张局长的议案不但得到国家决策层的认可,还得到兄弟省市的响应,目前的工作开展还算顺利。
叶:最近,盖洛普(Gallup)发布一份关于发展与环保的“金砖四国”民意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表明,57%的中国民众认为环保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仅21%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比环保更重要,还有12%的受访者没意见,另有10%的受访者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盖洛普抽取的调查人数为4200名。在巴西,认为环保更重要的受访者竟然高达83%,而认为经济增长重要的人只占7%。
发展是硬道理,这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历史合理性。但当环境和经济增长被错误地视为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时,环境却成了牺牲品,这是一种对发展的误读。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今天,国民终于意识到,空气、水、阳光才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社会又“返璞归真”了。
■责任编辑:王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