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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敌意的“他者”:民族主义的政治想象
对民族主义的实质,埃里·凯杜里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综合性学说,这种学说导致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式。但是,它远非一种普遍现象,而是在最近150年间的欧洲思想的一种产物。”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地乡间庄严地宣誓放弃各省之间的分歧,迅速去支援在争取自由事业中可能处于危难之中的巴黎或法国其他城市的兄弟。1792年,当国民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决定对奥地利宣战时,当国民议会庄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时,整个法国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此时的爱国主义已变种为敌视“他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于作为爱国主义变种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圣茹斯特这样评价:“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创造普遍美好的事物总是可怖的。”正义的意识孕育出这样一种正义,即认为过激行为根本不具有破坏力,而只有巩固作用。恐怖主义成为纯洁性的标志,似乎只有极大的犯罪才是维护正义的唯一手段。②
法国大革命暴露了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过于夸大。当时,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民族扩张的野心已在革命的法国开始出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无视它们意愿和权利的趋向滋长起来。一些革命领袖意图进行一场征服“他者”、确立法国的“自然疆界”的扩张战争。“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是一种现代欧洲概念,并不为中世纪所知,因其存在游移不定的人口、拥有各种封建权利和义务的复杂民众和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甚至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还极难精确地指明法兰西王国的疆界……由于缺乏精确的界定,便使得法国革命派利用他们的军事胜利,提出广泛的领土要求,并使用有关自然界的资料来证实这些要求的雷戈瓦神甫便查询了‘自然地理档案’,以证明萨瓦确为法国的一部分;1793年,丹东走得更远,他说:‘法兰西的疆界’被大自然所指明。我们将使这些疆界到达四个地方: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③随着民族主义的传播,自然疆界开始转变为由语言分布所确定的民族的疆界。费希特认为一个操有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应该组成一个国家。④因为“一个国家最初的、原有的和真正的民族疆界无疑是内在的疆界。早在任何人类文明开始以前,那些操有相同语言者便在天性上被大量无形的纽带相互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属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⑤施莱尔马赫鼓吹民族国家至上:“失掉民族理想和爱国之锚的四海漫游者多么不值得尊敬;仅仅依赖个人气质和秉性相同而不依赖对一个人可以为之贡献生命的更大的共同的整体的情感的那种友谊是多么愚蠢!”⑥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欧洲所有德意志人应该属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实现这一方案的一种可能手段是占领德意志人生活的所有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并入德意志帝国。另一种手段也是可能的,即将所有德意志人从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定居的土地上驱入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在现代史上,这两种方式均已被尝试——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⑦
埃里·凯杜里中肯地指出,顽固地坚信国际社会必须由民族国家组成,“远非提供欧洲外交的连续性,而是意味着对欧洲国际体系的一种剧烈的颠覆,意味着推翻这种体系所依赖的势力平衡的一种无止境的图谋。”⑧厄内斯特·盖尔纳这样讽刺民族主义:“随着现代化的潮流席卷全球,它保证几乎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都有理由感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委屈者会觉得虐待他的人属于另一个‘民族’。如果他能够确定有足够的受害者和他本人同属于一个‘民族’的话,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便诞生了。如果它能够成功,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成功,一个新的民族也就诞生了。”⑨
由此,厄内斯特·盖尔纳得出结论:致使冲突尖锐化的,是早期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差别,是工业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可以期望晚期工业社会(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它的话)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仅以一种淡化的、毒害程度较松的形式存在于其中的社会。⑩“他者”只不过是全球扩张的资本的虚拟影子,扩张的一方把“他者”想象为对资本精神和理性文明的可恶抗拒,被扩张的一方则把“他者”想象为污染传统乌托邦的邪恶资本王国。扩张或被扩张的一国政府,都把“恶意”的“他者”作为政权合法性存在的理由,都把民族主义的精神动员发挥到了极致,却忽视了卡尔·马克思所精辟阐述的“人的依赖性”无论多么温情脉脉必将被“物的依赖性”所取代的历史法则,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扬弃“物的依赖性”的历史辩证法。
二、善意的“他者”: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精神
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天下主义。许纪霖在《反西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王朝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他并引证了几位学者的观点来加强说服力。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中肯的。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开启了古代中国以礼、仁同化天下的政治伦理格局。孟子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基于“亲亲”之爱,孟子在《尽心上》篇推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行仁爱之理,在《公孙丑上》篇推导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的行王政之说,在《尽心下》篇倡导“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悲天悯人之道。荀子也认为:“君子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理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群。”到了汉朝,董仲舒以《春秋公羊》的名义统一了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糅合体为汉民族凝聚力铺垫了提升的台阶,其对伦理文化凝聚群体的实践偏好,促使中国天下主义的观念不断定型。
从天下主义的文化观念出发,暗含着一种对异质、异己部分的宽容精神。在古代中国,一些地区被称为“生藩”而与“熟藩”相对应,这里的“生”与“熟”主要是指文明程度而言。“作为世界秩序的‘礼’实际上是那个作为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礼’的外推……根据‘礼’的理念,四周虽不开化但并不邪恶,虽为野蛮之地但他们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劣等人种,而仅仅是因为其文明程度尚未达到一定阶段……由‘生藩’转变为‘熟藩’的关键是与中心地区(中国文化)交往而提高其文明程度,而且任何族群都可以做到这一点。”{11}将“礼”扩展到“天下”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慎终而追远、法祖而敬天之路径的推恩结果不仅是有秩序的,而且是强调道德的,“天下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它与从独立、自由的‘个人’推导出来的现代国际秩序本质上无道德或弱道德的秩序完全不同,因为‘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利益为出发点的,在此基础推导出的国际秩序模式,也必然是竞争的、崇尚强力的和弱道德的。”{12}
中国历代开明统治者不仅具有“以和亲之”的统治思想,而且不断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制定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周代的“五服之制”已体现出“民族自治”的思想,是“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具体制度。秦代在其中央王朝内设置“典客”和“典属国”,掌握少数民族事务。汉代在西北游牧民族中间,建立属国制,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唐朝在所辖民族区域内实行“羁縻府州制”。即使是在宋辽金夏分裂的时期,也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契丹族辽政权采取北面官、南面官制。元代对漠北采取蒙旧制,对汉地采取汉制等不同的统治制度。清代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设立土官制度,为土司制度之始。通过以上政策,历史上的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统一。
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救国图存迫在眉睫,中国人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抗之中,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当19世纪末帝国主义变得穷凶极恶之时,“民族主义便取代了传统的世界大同思想。”{13}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直至1899年梁启超才首次使用近代含义的民族一词。梁启超最先向中国知识界引进“民族”、“国家”、“国民”、“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关于民族主义的实质,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14}
1905年《民报》创刊,孙中山的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提出的“三民主义”正与当时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经受了西方列强以舰炮为手段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目标的经济侵略,中国人逐渐感觉到“他者”的邪恶存在,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
三、合作的“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以抗拒“亡国亡种”为主旋律,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始终围绕国家“救亡图存”展开,“炎黄子孙”成为动员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精神图腾与文化符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中国凭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邪恶“他者”的包围与威胁中迅速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实现了“两弹一星”的自强梦想。但是对“他者”的片面认识和情绪化表达,也曾使中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民族主旋律由“救亡图存”转向“执政建设”,盲目排斥“他者”的民族情绪必然为冷静务实的合作意识所取代。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时,现代化已日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地域而进入全球领域。随着国际社会协调机制的发展,民族主义将因民族国家在全球一体化中获得更大利益而自我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时高涨并不说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民族主义世纪”的到来,民族主义的仍然存在也不能说明民族主义的永恒性。局部的、阶段性的民族主义的存在是正常的,因为人类的现代化并未达到一个足以使全人类消除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共享现代化成果和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民族主义的存在反映了现代化程度的有限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正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全球的普遍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长期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逐步恢复,这反映在当代中国政府对“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一贯主张。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精神,避免狭隘的民族情绪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情结并非儒家文化的虚拟构造,庄子“不同同之之谓大”的“天下”“齐物”理念同样诠释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天下主义”精神。
无论如何,近现代欧洲式的民族主义狂热都不曾为中华民族追求,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民族屈辱不仅没有激起中国对西方“他者”的持久排斥,反而促使炎黄子孙在民族独立后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坚韧地传递着一个文化信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华民族精神,都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对“他者”的极端情绪,不如说是对当时世界的无奈呻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0—11、116—117、62、64、67—68、122、73页。
⑨⑩(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9—160页。
{11}{12}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7、138页。
{13}(美)史扶邻著,丘政权、符致兴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4}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
责任编辑:周奕韵
对民族主义的实质,埃里·凯杜里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综合性学说,这种学说导致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式。但是,它远非一种普遍现象,而是在最近150年间的欧洲思想的一种产物。”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地乡间庄严地宣誓放弃各省之间的分歧,迅速去支援在争取自由事业中可能处于危难之中的巴黎或法国其他城市的兄弟。1792年,当国民议会几乎全体一致地决定对奥地利宣战时,当国民议会庄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时,整个法国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就被看作对祖国不忠、对祖国的神圣事业不忠的罪人。此时的爱国主义已变种为敌视“他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于作为爱国主义变种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圣茹斯特这样评价:“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创造普遍美好的事物总是可怖的。”正义的意识孕育出这样一种正义,即认为过激行为根本不具有破坏力,而只有巩固作用。恐怖主义成为纯洁性的标志,似乎只有极大的犯罪才是维护正义的唯一手段。②
法国大革命暴露了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过于夸大。当时,一种民族优越感和民族扩张的野心已在革命的法国开始出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无视它们意愿和权利的趋向滋长起来。一些革命领袖意图进行一场征服“他者”、确立法国的“自然疆界”的扩张战争。“精确地限定领土主权范围的线形疆界是一种现代欧洲概念,并不为中世纪所知,因其存在游移不定的人口、拥有各种封建权利和义务的复杂民众和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甚至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还极难精确地指明法兰西王国的疆界……由于缺乏精确的界定,便使得法国革命派利用他们的军事胜利,提出广泛的领土要求,并使用有关自然界的资料来证实这些要求的雷戈瓦神甫便查询了‘自然地理档案’,以证明萨瓦确为法国的一部分;1793年,丹东走得更远,他说:‘法兰西的疆界’被大自然所指明。我们将使这些疆界到达四个地方: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③随着民族主义的传播,自然疆界开始转变为由语言分布所确定的民族的疆界。费希特认为一个操有同一种语言的群体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应该组成一个国家。④因为“一个国家最初的、原有的和真正的民族疆界无疑是内在的疆界。早在任何人类文明开始以前,那些操有相同语言者便在天性上被大量无形的纽带相互联系在一起……他们共同属于、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⑤施莱尔马赫鼓吹民族国家至上:“失掉民族理想和爱国之锚的四海漫游者多么不值得尊敬;仅仅依赖个人气质和秉性相同而不依赖对一个人可以为之贡献生命的更大的共同的整体的情感的那种友谊是多么愚蠢!”⑥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欧洲所有德意志人应该属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实现这一方案的一种可能手段是占领德意志人生活的所有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并入德意志帝国。另一种手段也是可能的,即将所有德意志人从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定居的土地上驱入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在现代史上,这两种方式均已被尝试——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⑦
埃里·凯杜里中肯地指出,顽固地坚信国际社会必须由民族国家组成,“远非提供欧洲外交的连续性,而是意味着对欧洲国际体系的一种剧烈的颠覆,意味着推翻这种体系所依赖的势力平衡的一种无止境的图谋。”⑧厄内斯特·盖尔纳这样讽刺民族主义:“随着现代化的潮流席卷全球,它保证几乎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都有理由感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委屈者会觉得虐待他的人属于另一个‘民族’。如果他能够确定有足够的受害者和他本人同属于一个‘民族’的话,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便诞生了。如果它能够成功,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成功,一个新的民族也就诞生了。”⑨
由此,厄内斯特·盖尔纳得出结论:致使冲突尖锐化的,是早期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差别,是工业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可以期望晚期工业社会(如果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它的话)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仅以一种淡化的、毒害程度较松的形式存在于其中的社会。⑩“他者”只不过是全球扩张的资本的虚拟影子,扩张的一方把“他者”想象为对资本精神和理性文明的可恶抗拒,被扩张的一方则把“他者”想象为污染传统乌托邦的邪恶资本王国。扩张或被扩张的一国政府,都把“恶意”的“他者”作为政权合法性存在的理由,都把民族主义的精神动员发挥到了极致,却忽视了卡尔·马克思所精辟阐述的“人的依赖性”无论多么温情脉脉必将被“物的依赖性”所取代的历史法则,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扬弃“物的依赖性”的历史辩证法。
二、善意的“他者”: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精神
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或者说是一种天下主义。许纪霖在《反西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王朝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他并引证了几位学者的观点来加强说服力。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中国”或“文化中国”。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中肯的。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开启了古代中国以礼、仁同化天下的政治伦理格局。孟子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基于“亲亲”之爱,孟子在《尽心上》篇推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行仁爱之理,在《公孙丑上》篇推导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的行王政之说,在《尽心下》篇倡导“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悲天悯人之道。荀子也认为:“君子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理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群。”到了汉朝,董仲舒以《春秋公羊》的名义统一了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糅合体为汉民族凝聚力铺垫了提升的台阶,其对伦理文化凝聚群体的实践偏好,促使中国天下主义的观念不断定型。
从天下主义的文化观念出发,暗含着一种对异质、异己部分的宽容精神。在古代中国,一些地区被称为“生藩”而与“熟藩”相对应,这里的“生”与“熟”主要是指文明程度而言。“作为世界秩序的‘礼’实际上是那个作为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礼’的外推……根据‘礼’的理念,四周虽不开化但并不邪恶,虽为野蛮之地但他们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劣等人种,而仅仅是因为其文明程度尚未达到一定阶段……由‘生藩’转变为‘熟藩’的关键是与中心地区(中国文化)交往而提高其文明程度,而且任何族群都可以做到这一点。”{11}将“礼”扩展到“天下”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慎终而追远、法祖而敬天之路径的推恩结果不仅是有秩序的,而且是强调道德的,“天下大同”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它与从独立、自由的‘个人’推导出来的现代国际秩序本质上无道德或弱道德的秩序完全不同,因为‘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利益为出发点的,在此基础推导出的国际秩序模式,也必然是竞争的、崇尚强力的和弱道德的。”{12}
中国历代开明统治者不仅具有“以和亲之”的统治思想,而且不断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制定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周代的“五服之制”已体现出“民族自治”的思想,是“因俗而治”民族政策的具体制度。秦代在其中央王朝内设置“典客”和“典属国”,掌握少数民族事务。汉代在西北游牧民族中间,建立属国制,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唐朝在所辖民族区域内实行“羁縻府州制”。即使是在宋辽金夏分裂的时期,也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如契丹族辽政权采取北面官、南面官制。元代对漠北采取蒙旧制,对汉地采取汉制等不同的统治制度。清代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设立土官制度,为土司制度之始。通过以上政策,历史上的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和统一。
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时,救国图存迫在眉睫,中国人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抗之中,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当19世纪末帝国主义变得穷凶极恶之时,“民族主义便取代了传统的世界大同思想。”{13}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直至1899年梁启超才首次使用近代含义的民族一词。梁启超最先向中国知识界引进“民族”、“国家”、“国民”、“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关于民族主义的实质,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14}
1905年《民报》创刊,孙中山的发刊词直接引译西方民族主义渊源,提出的“三民主义”正与当时新潮思想合流,遂成家喻户晓的固定概念。经受了西方列强以舰炮为手段的军事侵略和以商品倾销为目标的经济侵略,中国人逐渐感觉到“他者”的邪恶存在,开始由千年的文化认同转变为现代的民族认同。
三、合作的“他者”: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以抗拒“亡国亡种”为主旋律,中国的改良与革命始终围绕国家“救亡图存”展开,“炎黄子孙”成为动员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精神图腾与文化符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中国凭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邪恶“他者”的包围与威胁中迅速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实现了“两弹一星”的自强梦想。但是对“他者”的片面认识和情绪化表达,也曾使中国孤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民族主旋律由“救亡图存”转向“执政建设”,盲目排斥“他者”的民族情绪必然为冷静务实的合作意识所取代。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时,现代化已日益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地域而进入全球领域。随着国际社会协调机制的发展,民族主义将因民族国家在全球一体化中获得更大利益而自我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时高涨并不说明民族主义的普遍性和“民族主义世纪”的到来,民族主义的仍然存在也不能说明民族主义的永恒性。局部的、阶段性的民族主义的存在是正常的,因为人类的现代化并未达到一个足以使全人类消除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共享现代化成果和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民族主义的存在反映了现代化程度的有限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正以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全球的普遍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长期被压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逐步恢复,这反映在当代中国政府对“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一贯主张。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精神,避免狭隘的民族情绪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情结并非儒家文化的虚拟构造,庄子“不同同之之谓大”的“天下”“齐物”理念同样诠释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天下主义”精神。
无论如何,近现代欧洲式的民族主义狂热都不曾为中华民族追求,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民族屈辱不仅没有激起中国对西方“他者”的持久排斥,反而促使炎黄子孙在民族独立后逐步融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坚韧地传递着一个文化信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中华民族精神,都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对“他者”的极端情绪,不如说是对当时世界的无奈呻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0—11、116—117、62、64、67—68、122、73页。
⑨⑩(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59—160页。
{11}{12}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7、138页。
{13}(美)史扶邻著,丘政权、符致兴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4}陈大白:《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海军兵种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