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代报人群体是伴随近代新闻报刊而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研究，倾向精英分子，偏重阶级属性。近代报人群体的研究视角，有助廓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在近代报人群体发展的四个阶段，维新报人、革命派报人、新文化报人和早期共产党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有侧重，呈现多样化特征。
关键词：近代报人群体；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30-02
近代报人群体是伴随着报刊等现代传媒的崛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清末民初，在欧风美雨汹涌东进的形势下，近代报人群体以强烈的趋新意识积极引介新思潮，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性思想理所当然地被报人群体所瞩目。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报人群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持续发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长期占据舆论中心位置，执理论界之牛耳。《新青年》派只是早期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报人群体中的一个，当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就回忆说：“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1]。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报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学界对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诸多成果，有两个倾向比较明显：一是“上”热“下”冷，二是“内”重“外”轻。
所谓“上”热“下”冷，是指在个体研究方面，偏重于上层精英，而忽略了中下层人士。如学界连篇累牍地论述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朱执信等个体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介，而熊得山（《哥达纲领批判》中文版最早译者）、董亦湘（陈云、张闻天入党介绍人）、席石生（1920年撰写《布尔塞维克主义论》）、张西曼（1918年就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基层人物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难觅其踪。
所谓“内”重“外”轻，是指在群体研究方面，立足传播者内在阶级属性的多，着眼身份、职业等外在属性的少。如众多学者习惯性地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而根据身份或职业不同划分成诸如海外华人群体、留学生群体、近代报人群体的则寥寥无几。
笔者认为，出现这两种倾向有一定的必然性。就个体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上层到底层、由精英到大众的过程，上层的精英分子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就群体研究而言，阶级分析法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过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活动，准确把握群体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群体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
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传播的方法论要求来看，还是从理论本身所具备的真理性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都需要精英和受众的合力作用才能实现。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必须坚持精英史观和大众史观相结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体、渠道、媒介及结果的多样性，也要求史学研究必须超越阶级属性，更多着眼于身份、职业等其他属性，这样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生动性和理论上的深刻性。
应该说，目前学界已经开始注重从大众史观和职业群体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如有学者从源头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发现来华外国人群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陈铨亚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2]、周子东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3]、唐宝林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4]、王也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5]、田子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6]、孙建昌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7]等论述了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引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关系角度，廓清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多个对华机构向中国输入俄式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并特别介绍了维经斯基等人1920年前后在华活动情况。胡云霞等详细论述了维经斯基在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行动，认为维经斯基作为第一位来华的苏俄代表，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8]。
也有学者研究了过去一直不为人所重视和了解的海外华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贡献。黄慰慈、许肖生详细介绍了旅日同胞、旅俄同胞以及旅法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认为海外同胞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桥梁。他们还特别强调了旅日同胞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的开创性贡献。周其卫、陈云云具体分析了旅俄华侨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由，并对旅俄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做了论述[9]。王磊、王跃认为旅俄华工群体在十月革命后，以成立组织团体、创办报纸等方式向国内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出《华工》周报的编辑张玉川被称为“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旅俄华工联合会”则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留学生群体也是海外华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10]。刘宏考察了留法学生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11]，郑红娥、刘满飞论述了留日学生在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所发挥的主媒介作用[12]。王磊、王跃认为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在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直是向国内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他们至少从日本、西欧、美国、苏俄等国家和地区向国内输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0]。
综上所述，从职业群体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问题，已经为学界所重视，也出现了极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在对职业群体的研究中，作为近代化产物的报人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特殊贡献却鲜有提及。
二、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概况
近代报人群体自甲午战后崛起，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以维新报人为主体，報人群体为制度革新鼓与呼。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民主共和论而争。第三阶段是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以新文化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民主科学启而发。第四个阶段是中共建党前后，以早期共产党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播而信。 世纪之交的第一阶段，维新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梁启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自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之社会主义》《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序》等文章，对马克思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作了介绍。
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了拓展性作用。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报人是马君武。马君武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并且提供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书目。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是革命党人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从1906年1月《民报》第2号上开始，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生等相继发文谈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著作，其中朱执信被赞誉为“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
五四时期的第三阶段，新文化报人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了推广性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报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长期占据舆论的中心位置，执舆论界之牛耳。此外，胡汉民、戴季陶、沈玄庐等国民党报人也是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等刊物为媒介，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
中共成立前后的第四阶段，早期共产党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了革命性作用。陈独秀正是在办报办刊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将《新青年》转化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李大钊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报刊新闻思想。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报刊在宣传革命思想中的作用。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新青年》以及建党初期创建的重要报刊如《劳动界》《向导》《中国青年》《前锋》等，系统宣传马列真理，全面展开对敌斗争，从而使党的报刊成为播撒革命思想的主要喉舌，使党的报刊工作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近代报人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报人群体，既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资产阶级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立宪派人物。二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近代报人群体中，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从日本带回中国，有人是从俄国带回中国，也有人从美国、欧洲带回中国。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东（日本）、北（俄国）、西（欧洲、美国）三个渠道。三是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在所有马克思主义信息的早期传播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共产国际相关的信息，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相关的信息，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的信息。四是传播目的的多样性。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紧跟舆论走势为报纸销量而为之，有的是为借鉴马克思主义中自认为有用的东西，有的是做学理分析而为之，有的是效仿俄国而为之，有的是出于信仰而为之。五是传播结果的多样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报人群体，有的因为传播而信仰，有的因为信仰而传播，有的传播后反对。
参考文献：
[1]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N].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01-01.
[2]陈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N].光明日报，1987-09-16.
[3]周子东.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唐宝林.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N].光明日报，1998-04-03.
[5]王也扬.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2）：85.
[6]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3）：19-27.
[7]孙建昌.马克思何时传入中国考略[N].学习时报，2012-03-26（9）.
[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1-109.
[9]周其卫，陈云云.旅俄华侨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J].鸡西大学学报，2011（8）：39-40.
[10]王磊，王跃.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基于精英与民众互动研究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143-151.
[11]刘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義的贡献[J].河北学刊，2001（6）：98-101.
[12]郑红娥，刘满飞.留日学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主媒介[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82-84.
关键词：近代报人群体；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30-02
近代报人群体是伴随着报刊等现代传媒的崛起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清末民初，在欧风美雨汹涌东进的形势下，近代报人群体以强烈的趋新意识积极引介新思潮，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性思想理所当然地被报人群体所瞩目。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报人群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持续发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长期占据舆论中心位置，执理论界之牛耳。《新青年》派只是早期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报人群体中的一个，当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就回忆说：“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1]。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报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学界对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诸多成果，有两个倾向比较明显：一是“上”热“下”冷，二是“内”重“外”轻。
所谓“上”热“下”冷，是指在个体研究方面，偏重于上层精英，而忽略了中下层人士。如学界连篇累牍地论述陈独秀、李大钊、戴季陶、朱执信等个体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介，而熊得山（《哥达纲领批判》中文版最早译者）、董亦湘（陈云、张闻天入党介绍人）、席石生（1920年撰写《布尔塞维克主义论》）、张西曼（1918年就开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等基层人物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难觅其踪。
所谓“内”重“外”轻，是指在群体研究方面，立足传播者内在阶级属性的多，着眼身份、职业等外在属性的少。如众多学者习惯性地将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而根据身份或职业不同划分成诸如海外华人群体、留学生群体、近代报人群体的则寥寥无几。
笔者认为，出现这两种倾向有一定的必然性。就个体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上层到底层、由精英到大众的过程，上层的精英分子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就群体研究而言，阶级分析法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过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活动，准确把握群体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群体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
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传播的方法论要求来看，还是从理论本身所具备的真理性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都需要精英和受众的合力作用才能实现。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必须坚持精英史观和大众史观相结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主体、渠道、媒介及结果的多样性，也要求史学研究必须超越阶级属性，更多着眼于身份、职业等其他属性，这样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生动性和理论上的深刻性。
应该说，目前学界已经开始注重从大众史观和职业群体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如有学者从源头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发现来华外国人群体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陈铨亚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2]、周子东的《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3]、唐宝林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4]、王也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5]、田子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6]、孙建昌的《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7]等论述了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引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关系角度，廓清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多个对华机构向中国输入俄式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并特别介绍了维经斯基等人1920年前后在华活动情况。胡云霞等详细论述了维经斯基在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行动，认为维经斯基作为第一位来华的苏俄代表，成功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8]。
也有学者研究了过去一直不为人所重视和了解的海外华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贡献。黄慰慈、许肖生详细介绍了旅日同胞、旅俄同胞以及旅法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认为海外同胞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重要桥梁。他们还特别强调了旅日同胞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的开创性贡献。周其卫、陈云云具体分析了旅俄华侨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由，并对旅俄华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做了论述[9]。王磊、王跃认为旅俄华工群体在十月革命后，以成立组织团体、创办报纸等方式向国内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出《华工》周报的编辑张玉川被称为“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首领”，“旅俄华工联合会”则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留学生群体也是海外华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10]。刘宏考察了留法学生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11]，郑红娥、刘满飞论述了留日学生在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所发挥的主媒介作用[12]。王磊、王跃认为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在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直是向国内输入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他们至少从日本、西欧、美国、苏俄等国家和地区向国内输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0]。
综上所述，从职业群体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问题，已经为学界所重视，也出现了极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在对职业群体的研究中，作为近代化产物的报人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特殊贡献却鲜有提及。
二、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概况
近代报人群体自甲午战后崛起，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以维新报人为主体，報人群体为制度革新鼓与呼。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民主共和论而争。第三阶段是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以新文化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民主科学启而发。第四个阶段是中共建党前后，以早期共产党报人为主体，报人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播而信。 世纪之交的第一阶段，维新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开创性作用。梁启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自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之社会主义》《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序》等文章，对马克思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作了介绍。
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了拓展性作用。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报人是马君武。马君武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并且提供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书目。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是革命党人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从1906年1月《民报》第2号上开始，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叶夏生等相继发文谈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著作，其中朱执信被赞誉为“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
五四时期的第三阶段，新文化报人群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了推广性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报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为阵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长期占据舆论的中心位置，执舆论界之牛耳。此外，胡汉民、戴季陶、沈玄庐等国民党报人也是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以《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建设》等刊物为媒介，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
中共成立前后的第四阶段，早期共产党报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了革命性作用。陈独秀正是在办报办刊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将《新青年》转化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李大钊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报刊新闻思想。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报刊在宣传革命思想中的作用。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新青年》以及建党初期创建的重要报刊如《劳动界》《向导》《中国青年》《前锋》等，系统宣传马列真理，全面展开对敌斗争，从而使党的报刊成为播撒革命思想的主要喉舌，使党的报刊工作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近代报人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一是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报人群体，既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资产阶级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立宪派人物。二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近代报人群体中，有人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从日本带回中国，有人是从俄国带回中国，也有人从美国、欧洲带回中国。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东（日本）、北（俄国）、西（欧洲、美国）三个渠道。三是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在所有马克思主义信息的早期传播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共产国际相关的信息，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相关的信息，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的信息。四是传播目的的多样性。近代报人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紧跟舆论走势为报纸销量而为之，有的是为借鉴马克思主义中自认为有用的东西，有的是做学理分析而为之，有的是效仿俄国而为之，有的是出于信仰而为之。五是传播结果的多样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近代报人群体，有的因为传播而信仰，有的因为信仰而传播，有的传播后反对。
参考文献：
[1]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N].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01-01.
[2]陈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N].光明日报，1987-09-16.
[3]周子东.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唐宝林.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N].光明日报，1998-04-03.
[5]王也扬.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2）：85.
[6]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3）：19-27.
[7]孙建昌.马克思何时传入中国考略[N].学习时报，2012-03-26（9）.
[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1-109.
[9]周其卫，陈云云.旅俄华侨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J].鸡西大学学报，2011（8）：39-40.
[10]王磊，王跃.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若干思考——基于精英与民众互动研究的视角[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143-151.
[11]刘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義的贡献[J].河北学刊，2001（6）：98-101.
[12]郑红娥，刘满飞.留日学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主媒介[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