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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20世纪8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分管党的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侨务等方面的工作，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习仲勋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0年11月，习仲勋从广东奉调回京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并分管党的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侨务等方面的工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习仲勋参与了党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卓越的领导者和楷模。
落实统战政策，实行拨乱反正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统一战线工作遭到破坏。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统一战线成了重灾区，统战部被诬为“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民主党派被打成“资产阶级政党”，广大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民族问题成为“阶级问题”，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被践踏，宗教活动场所被破坏、僧侣人员被迫还俗，成千上万的统战对象遭到迫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刀阔斧地推进统一战线领域的拨乱反正，促进了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习仲勋对统一战线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说自己把70%到80%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了。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统一战线领域“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到确立和贯彻。
198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给习仲勋批示：“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1983年11月5日，胡耀邦又指示：“落实党外人士政策看来要组织一个班子，用一两年时间，巡回去各地检查落实。这个班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向党外人士打听谁未落实好政策，发现一个就督促所属党委解决一个，不落实好，就不罢手。”根据胡耀邦的指示，1984年初中央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习仲勋担任召集人。
1983年12月28日，习仲勋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政策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就如何进一步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三点要求：“要进一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工作上切实抓紧，从政策上作出具体规定。”习仲勋强调：“落实政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落实政策一定要主动积极地办，不能怕麻烦，不能怕困难。”1984年7月6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讨论今后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在听取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关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汇报后，习仲勋引导大家总结了以下四点意见：第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落实党的政策重大意义的认识；第二，各级党委和主管落实政策工作的部门，要纠正那种只摆困难不去解决问题的错误思想，务必迅速解决那些比较容易解决又不需要花多少钱的问题；第三，各级党委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以及突破一点带动其他的领导方法；第四，将落实政策同调整领导班子紧密结合，为落实政策提供组织保证。习仲勋的这些要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尽快落实党的政策，认真解决统战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发挥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民族、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是统一战线工作拨乱反正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习仲勋曾多次协调解决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帮助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积极肯定地方的成绩，同时指出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多次在统战、民族、宗教会议上强调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亲自到各地调查和指导，在各地的简报上作了许多批示，督促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0年12月19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文章，为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残酷折磨含冤去世的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洗刷冤屈，高度评价大师“是应该受到人民尊重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这篇文章直接推动了对喜饶嘉措大师的平反昭雪，对民族宗教界平反冤假错案具有重要的指导示范作用。
习仲勋主持制定了解决历次历史遗留问题的几个文件，还亲自批办了一些典型案件，使大量多年难以解决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从政治上、思想上极大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历史上一些错案的恶劣影响。在习仲勋的指导和带动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统战部门秉承积极热情又不失谨慎周密的态度，投入到落实政策的工作之中，顺利完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拨乱反正任务。到1986年年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完成93%；落实错划右派政策工作完成99%以上；落实侨务政策工作完成95%；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工作完成94%；汉族地区的佛道教寺观应予开放并交给佛道团体和僧道管理的有163座，已开放和交还162座。落实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顺应了民心民意，使遭受冤屈的统战朋友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昭雪，经济上得到适当补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 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2年1月5日，习仲勋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全面阐释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做出新的贡献”。习仲勋认为，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和民主人士要有新的认识，注意发挥好民主人士的作用。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现在的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
习仲勋要求加强统战队伍建设，他说：“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重要。”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1982年2月12日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1985年2月6日，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一次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在讲话中系统阐发了他对统一战线的理论认识。他说：“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如果不紧紧掌握和运用这个法宝，党和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⑨统一战线理论“是关系到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系到统一战线工作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习仲勋提出了加强统一战线理论工作的四点意见。第一，“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习仲勋提出：“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他认为，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第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习仲勋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第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他说：“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第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习仲勋认为，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习仲勋尽一切可能出席各类统战工作会议，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指导统战工作，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习仲勋指出，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他认为：“有关民主党派内部及其有关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1983年3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习仲勋批示：“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他们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984年11月27日，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统战、政协工作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服务，为改革和开放服务。要探索新的途径，开拓新的工作领域。”他强调搞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把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等组织中的专门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是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国际经济、技术和人员来往比较集中、比较频繁的地区，这为统战工作带来新的特点。他要求统战和政协部门适应新的转变，“要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严格的纪律，特别好的风气，特别高的效率”。
1986年2月27日，习仲勋在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上，赞誉几年来各级政协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今后政协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人民政协重要作用的认识；二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三是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综合人才库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四是继续做好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的工作；五是积极开展对“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络交谊工作，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习仲勋在谈到统战工作的组织协调时指出：“要加强政协党组与统战部的密切合作。在组织上二者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但在工作上却又谁也离不开谁。”“要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经常通气，加强交流，互相商谈，互相帮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动。”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1982年11月4日，
《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编后语提出，将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不恰当的。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将非党知识分子列为十大统战对象之一的讲话发生矛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中央统战部形成《对<光明日报>所载编后语的意见》，指出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战对象，党与党外知识分子存在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关系。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要求《光明日报》改正。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转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做好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经常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文件，使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根据习仲勋的指示，及时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986年10月4日。全国侨联召开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习仲勋到会讲话，希望侨联组织“更加广泛地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习仲勋的关心指导下，我国统战工作的各个领域很快出现了千帆竞发的局面。以民主党派工作为例，到1985年6月，全国政协31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成员有13名，全国人大常委会19名副委员长中民主党派成员有7名，还有5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4万多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建立咨询服务机构1000多个，完成服务项目2万多项；办各类学校1200多所，短期培训班1万多期次；有6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智力支边活动，完成支边项目3000多项。各民主党派共接待“三胞”10多万人次，引进项目1600多项，邀请专家回大陆讲学1000多人次。民主党派成员被评为地、市以上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的有5万多人。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日益活跃。
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如何跟进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培养大批的民族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习仲勋认为民族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他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习仲勋的倡导下，全国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1989年。全国26个省、市、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习仲勋对此认识十分明确：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习仲勋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他强调，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从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去进行，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比如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二是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三是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培训；四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系搭桥牵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要平等互助。
习仲勋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考虑得十分周到。1986年11月1日，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工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1800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地区。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中央决定派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任副团长。7月31日，习仲勋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发表题为《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的讲话。他要求：“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习仲勋认为，培养民族干部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重要方面，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党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习仲勋特别强调民族团结问题，他指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习仲勋在内蒙古活动期间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深邃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对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阐发和对民族地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加强对宗教事务的领导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习仲勋指出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从而衍生出右的错误。1982年1月5日，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了新时期宗教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习仲勋针对宗教工作中“不敢管”“不放手”两种倾向而提出的转轨方案，是对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的重大贡献。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习仲勋的转轨方案得以体现。文件指出，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当前主要应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我们党如果不能清醒而坚定地掌握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
习仲勋具有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积累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丰富经验，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习仲勋的指导下，我国有关方面妥善解决“呼喊派”反动组织的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积极防治宗教右倾错误的鲜明例证。“呼喊派”创立于美国，70年代传入中国，80年代初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快速发展，最严重时波及19个省区，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习仲勋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要求“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1983年3月16日，他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3月24日。在北京召开研究治理“呼喊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上，习仲勋作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呼喊派”出现的社会背景、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提出对该组织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他把综合治理的措施总结为五句话：“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实宗教政策，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政领导。”这次会议对打击“呼喊派”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政策界限和斗争策略。各有关省区按照中央部署和习仲勋的指示，迅速开展打击“呼喊派”的斗争。经过一年多努力，取得了彻底胜利，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揭露和打击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习仲勋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教育。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有500多名学生，60%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家庭成员信仰宗教，他们阅读宗教书籍，回家参加宗教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学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同学们对宗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许多学生参加了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习仲勋看到该校对学生进行正确宗教观教育的经验后，称赞“学院党委工作有成绩，路子走得对，涌现了一个集体的李燕杰式的样板”，并指示国家民委加注按语转发各省市区。中央统战部按照习仲勋的批示，将这个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收到明显效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伊斯兰教阿訇2000多人，大部分年龄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复和清真寺的开放，一些信教地区的穆斯林聘请不到有经学基础的阿訇，便私自培训阿訇，吸收青少年念经。为了把宗教生活纳入正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根据中央1982年19号文件精神，决定开办阿訇进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逐步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又有相当伊斯兰经学学识的中青年宗教职业队伍，以满足穆斯林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习仲勋对这个做法非常赞同，于1982年12月6日批示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重视。请杨静仁同志指定负责管理宗教的同志考虑，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办法，培训专业宗教职业人员，来管理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此后，各个宗教的培训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习仲勋注重把握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以坦诚之心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习仲勋与十世班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近40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逝世。习仲勋于2月20日在《人民日报》著文，深情回忆他们近四十年的交往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友谊：“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加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我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合糊地给予支持。当然我觉得他还有不足的地方，也是毫不客气地讲出来。他认为我说得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习仲勋高度评价：“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习仲勋在文章最后写到：“我们要完成班禅大师未竟的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总之，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1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2习仲勋：
《在落实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1、288页。
3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等编：《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4习仲勋：《爱国老人喜饶嘉措》，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24页。
5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第79页。
6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723页。
7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6页。
8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8～729页。
9习仲勋：《努力开创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习仲勋文集》下卷，第951页。
10习仲勋：《努力开创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习仲勋文集》下卷，第953～955页.
11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第79页。
12习仲勋：《致中国民主同盟五大的贺词》。《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78页。
13《习仲勋革命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14习仲勋：《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内部团结的批语》，《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97页。
15习仲勋：《做好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319～325页
16习仲勋：《在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03～409页。
17黄铸：《“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回望关于非党知识分子是不是统战对象的一场争论》，《北京日报》，2014年5月12日。
18习仲勋：《在全国侨联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36～438页。
19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第81页。
20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7页。
21习仲勋：《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77页。
22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2页。
23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3页。
24习仲勋：《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72～1177页。
25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27习仲勋：《解决“呼喊派”问题必须采取正确方针和有力措施》，《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54页。
28习仲勋：《办伊斯兰教阿訇进修班是个好办法》，《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49页。
29习仲勋：《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
【关键词】习仲勋中共中央书记处统一战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80年11月，习仲勋从广东奉调回京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并分管党的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侨务等方面的工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习仲勋参与了党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以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政治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卓越的领导者和楷模。
落实统战政策，实行拨乱反正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统一战线工作遭到破坏。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统一战线成了重灾区，统战部被诬为“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民主党派被打成“资产阶级政党”，广大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民族问题成为“阶级问题”，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被践踏，宗教活动场所被破坏、僧侣人员被迫还俗，成千上万的统战对象遭到迫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刀阔斧地推进统一战线领域的拨乱反正，促进了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习仲勋对统一战线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说自己把70%到80%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了。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统一战线领域“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到确立和贯彻。
1983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给习仲勋批示：“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1983年11月5日，胡耀邦又指示：“落实党外人士政策看来要组织一个班子，用一两年时间，巡回去各地检查落实。这个班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向党外人士打听谁未落实好政策，发现一个就督促所属党委解决一个，不落实好，就不罢手。”根据胡耀邦的指示，1984年初中央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习仲勋担任召集人。
1983年12月28日，习仲勋在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政策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就如何进一步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三点要求：“要进一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从工作上切实抓紧，从政策上作出具体规定。”习仲勋强调：“落实政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落实政策一定要主动积极地办，不能怕麻烦，不能怕困难。”1984年7月6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讨论今后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在听取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关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汇报后，习仲勋引导大家总结了以下四点意见：第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落实党的政策重大意义的认识；第二，各级党委和主管落实政策工作的部门，要纠正那种只摆困难不去解决问题的错误思想，务必迅速解决那些比较容易解决又不需要花多少钱的问题；第三，各级党委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以及突破一点带动其他的领导方法；第四，将落实政策同调整领导班子紧密结合，为落实政策提供组织保证。习仲勋的这些要求，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尽快落实党的政策，认真解决统战工作的历史遗留问题，发挥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民族、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是统一战线工作拨乱反正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习仲勋曾多次协调解决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帮助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积极肯定地方的成绩，同时指出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他多次在统战、民族、宗教会议上强调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还亲自到各地调查和指导，在各地的简报上作了许多批示，督促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0年12月19日，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文章，为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残酷折磨含冤去世的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大师洗刷冤屈，高度评价大师“是应该受到人民尊重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这篇文章直接推动了对喜饶嘉措大师的平反昭雪，对民族宗教界平反冤假错案具有重要的指导示范作用。
习仲勋主持制定了解决历次历史遗留问题的几个文件，还亲自批办了一些典型案件，使大量多年难以解决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从政治上、思想上极大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历史上一些错案的恶劣影响。在习仲勋的指导和带动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统战部门秉承积极热情又不失谨慎周密的态度，投入到落实政策的工作之中，顺利完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拨乱反正任务。到1986年年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完成93%；落实错划右派政策工作完成99%以上；落实侨务政策工作完成95%；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工作完成94%；汉族地区的佛道教寺观应予开放并交给佛道团体和僧道管理的有163座，已开放和交还162座。落实统战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顺应了民心民意，使遭受冤屈的统战朋友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昭雪，经济上得到适当补偿，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 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创新
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勋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2年1月5日，习仲勋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全面阐释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说，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做出新的贡献”。习仲勋认为，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和民主人士要有新的认识，注意发挥好民主人士的作用。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现在的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
习仲勋要求加强统战队伍建设，他说：“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重要。”习仲勋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习仲勋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1982年2月12日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1985年2月6日，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第一次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在讲话中系统阐发了他对统一战线的理论认识。他说：“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如果不紧紧掌握和运用这个法宝，党和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⑨统一战线理论“是关系到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系到统一战线工作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习仲勋提出了加强统一战线理论工作的四点意见。第一，“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习仲勋提出：“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他认为，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第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习仲勋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第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他说：“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第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习仲勋认为，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习仲勋尽一切可能出席各类统战工作会议，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指导统战工作，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习仲勋指出，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他认为：“有关民主党派内部及其有关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1983年3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习仲勋批示：“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他们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984年11月27日，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统战、政协工作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服务，为改革和开放服务。要探索新的途径，开拓新的工作领域。”他强调搞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把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等组织中的专门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是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国际经济、技术和人员来往比较集中、比较频繁的地区，这为统战工作带来新的特点。他要求统战和政协部门适应新的转变，“要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严格的纪律，特别好的风气，特别高的效率”。
1986年2月27日，习仲勋在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上，赞誉几年来各级政协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今后政协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人民政协重要作用的认识；二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三是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综合人才库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四是继续做好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的工作；五是积极开展对“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络交谊工作，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习仲勋在谈到统战工作的组织协调时指出：“要加强政协党组与统战部的密切合作。在组织上二者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但在工作上却又谁也离不开谁。”“要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经常通气，加强交流，互相商谈，互相帮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动。”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1982年11月4日，
《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编后语提出，将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不恰当的。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将非党知识分子列为十大统战对象之一的讲话发生矛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中央统战部形成《对<光明日报>所载编后语的意见》，指出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战对象，党与党外知识分子存在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关系。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要求《光明日报》改正。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转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做好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经常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文件，使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根据习仲勋的指示，及时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986年10月4日。全国侨联召开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习仲勋到会讲话，希望侨联组织“更加广泛地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习仲勋的关心指导下，我国统战工作的各个领域很快出现了千帆竞发的局面。以民主党派工作为例，到1985年6月，全国政协31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成员有13名，全国人大常委会19名副委员长中民主党派成员有7名，还有5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4万多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建立咨询服务机构1000多个，完成服务项目2万多项；办各类学校1200多所，短期培训班1万多期次；有6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智力支边活动，完成支边项目3000多项。各民主党派共接待“三胞”10多万人次，引进项目1600多项，邀请专家回大陆讲学1000多人次。民主党派成员被评为地、市以上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的有5万多人。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日益活跃。
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如何跟进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培养大批的民族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习仲勋认为民族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他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习仲勋的倡导下，全国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1989年。全国26个省、市、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习仲勋对此认识十分明确：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习仲勋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他强调，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从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去进行，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比如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二是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三是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培训；四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系搭桥牵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要平等互助。
习仲勋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考虑得十分周到。1986年11月1日，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工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1800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地区。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中央决定派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任副团长。7月31日，习仲勋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发表题为《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的讲话。他要求：“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习仲勋认为，培养民族干部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重要方面，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党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习仲勋特别强调民族团结问题，他指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习仲勋在内蒙古活动期间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深邃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对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阐发和对民族地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加强对宗教事务的领导
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习仲勋指出新时期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但也不能放任自流，从而衍生出右的错误。1982年1月5日，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了新时期宗教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习仲勋针对宗教工作中“不敢管”“不放手”两种倾向而提出的转轨方案，是对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的重大贡献。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习仲勋的转轨方案得以体现。文件指出，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当前主要应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和克服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我们党如果不能清醒而坚定地掌握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
习仲勋具有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积累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丰富经验，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习仲勋的指导下，我国有关方面妥善解决“呼喊派”反动组织的问题，是我国党和政府积极防治宗教右倾错误的鲜明例证。“呼喊派”创立于美国，70年代传入中国，80年代初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快速发展，最严重时波及19个省区，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习仲勋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要求“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1983年3月16日，他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3月24日。在北京召开研究治理“呼喊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上，习仲勋作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呼喊派”出现的社会背景、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提出对该组织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他把综合治理的措施总结为五句话：“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实宗教政策，深入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政领导。”这次会议对打击“呼喊派”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政策界限和斗争策略。各有关省区按照中央部署和习仲勋的指示，迅速开展打击“呼喊派”的斗争。经过一年多努力，取得了彻底胜利，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揭露和打击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习仲勋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教育。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有500多名学生，60%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家庭成员信仰宗教，他们阅读宗教书籍，回家参加宗教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学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同学们对宗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许多学生参加了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习仲勋看到该校对学生进行正确宗教观教育的经验后，称赞“学院党委工作有成绩，路子走得对，涌现了一个集体的李燕杰式的样板”，并指示国家民委加注按语转发各省市区。中央统战部按照习仲勋的批示，将这个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收到明显效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伊斯兰教阿訇2000多人，大部分年龄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复和清真寺的开放，一些信教地区的穆斯林聘请不到有经学基础的阿訇，便私自培训阿訇，吸收青少年念经。为了把宗教生活纳入正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根据中央1982年19号文件精神，决定开办阿訇进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逐步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又有相当伊斯兰经学学识的中青年宗教职业队伍，以满足穆斯林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习仲勋对这个做法非常赞同，于1982年12月6日批示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重视。请杨静仁同志指定负责管理宗教的同志考虑，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办法，培训专业宗教职业人员，来管理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此后，各个宗教的培训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习仲勋注重把握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以坦诚之心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习仲勋与十世班禅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近40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逝世。习仲勋于2月20日在《人民日报》著文，深情回忆他们近四十年的交往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友谊：“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加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我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合糊地给予支持。当然我觉得他还有不足的地方，也是毫不客气地讲出来。他认为我说得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习仲勋高度评价：“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习仲勋在文章最后写到：“我们要完成班禅大师未竟的事业，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总之，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1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87页。
2习仲勋：
《在落实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1、288页。
3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等编：《统一战线工作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4习仲勋：《爱国老人喜饶嘉措》，
《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24页。
5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第79页。
6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723页。
7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6页。
8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8～729页。
9习仲勋：《努力开创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习仲勋文集》下卷，第951页。
10习仲勋：《努力开创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习仲勋文集》下卷，第953～955页.
11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集》，第79页。
12习仲勋：《致中国民主同盟五大的贺词》。《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78页。
13《习仲勋革命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14习仲勋：《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内部团结的批语》，《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97页。
15习仲勋：《做好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319～325页
16习仲勋：《在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03～409页。
17黄铸：《“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回望关于非党知识分子是不是统战对象的一场争论》，《北京日报》，2014年5月12日。
18习仲勋：《在全国侨联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36～438页。
19阎明复：《忆习老》，《习仲勋纪念文》，第81页。
20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7页。
21习仲勋：《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77页。
22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2页。
23习仲勋《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搞上去》，《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23页。
24习仲勋：《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习仲勋文集》下卷，第1172～1177页。
25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仲勋文集》下卷，第727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27习仲勋：《解决“呼喊派”问题必须采取正确方针和有力措施》，《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54页。
28习仲勋：《办伊斯兰教阿訇进修班是个好办法》，《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249页。
29习仲勋：《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人民日报》，198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