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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驻:像候鸟一样迁徙
何伊凡
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俄罗斯，到芬兰，王家驻的脚步始终未能停下，他的生活从此像候鸟一样没有终点。
一小时内，王家驻坐在温州的自家客厅里接了17个电话：1个来自朝鲜，3个来自乌克兰，4个来自匈牙利，4个来自芬兰，5个来自俄罗斯。放下电话后，他往往会快活地嘟囔几句，但并非都是好消息，偶尔他也会紧紧握住手机，不自觉地拐着一条伤腿站起，似乎要把对方从另一端拎过来，但语调仍然平静。
尽管在遥远的芬兰的科沃拉市摔折了腿，但是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欧城市并没有给王家驻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受伤的地点即将成为北欧第一个中國商品批发中心。54岁的王家驻，已经是匈牙利最成功的华商之一，他带着积累的财富和商誉试图在芬兰建一座占地200亩的“北欧中国城”。
匈牙利之旅
在1988年到1991年间，由于匈牙利方面允许中国人免签证入境，在匈的中国人数激增，布达佩斯成为中国商品的东欧集散地，也是华人进入欧洲的“桥头堡”。1994年，王家驻辞去温州科委的公职，加入了赴匈牙利淘金的行列。
布达佩斯让王家驻吃了一惊，因为“钱太好赚了”，他没想到当地同类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差距有这么大。他每天在市场上转，观察南斯拉夫人喜欢什么货，俄罗斯人喜欢什么货。当时在匈牙利商界使用的有十几种语言，如果不会说，王家驻就指手画脚地和人沟通。
三个月后，王家驻回到温州，将5个品种的鞋各自试发一个货柜，结果货一到布达佩斯马上就卖空了。“客户没有还价的，你报一个，他交了钱就提走，号码都不看。不仅是鞋，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王家驻在匈牙利雇佣的都是当地人，因为“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一旦把你的供货渠道、销货渠道都掌握了，招呼不打一声就蒸发了。”
沉浸在创业冲动中，人地生疏、条件艰苦对王家驻来说都不值一提，他遇到的最大烦恼却是“胃”。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国内每餐不吃米就等于没吃饭，不要说面包，就算是馒头、面条之类的面食他也敬而远之，但在布达佩斯一日三餐只能以面包为食，结果他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王家驻为人低调，但做事颇能切中关节，对朋友慷慨重义，而且助人之后绝不向第三方提及，在华商圈子里很快赢得尊重，被称为“王哥”。每每朋友聚会，三五人的小桌就吃成了十几人的大桌。
最初，匈亚利人对华人也颇为友善，双方甚至很少口角。遍地开花的中国廉价小商品为物资贫乏的匈牙利适时输血，也使其成为整个东欧的贸易中心。该国著名学者帕尔·尼日曾用四个“最”形容华人在匈牙利的情况：规模最大、成长最迅速、最活跃、最为举足轻重。
但是，随着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王家驻发现了“压货”现象，10个集装箱中有一两箱货会被压着。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开始破坏自己的形象，”王家驻皱着眉说。中国人在公共场所不讲卫生、聚众赌博等恶习就像野草一样蔓延，匈牙利人的不满与日俱增。
引爆这些矛盾的是“电话费事件”。匈牙利国际长途话费极贵，打到中国一分钟就要4美元，王家驻自己承担电话费，每周给太太打一次电话，太太抓住话筒不放，一次电话费就相当于一张从中国飞匈牙利的机票。而一些刚到匈牙利并租住在当地人家里的中国人，欠了几个月房租和巨额电话费后就失踪了。对于那些付出信任、靠出租房屋生活的当地退休老人来说，巨额电话费可能会成为一笔终身难以偿还的巨债。愤慨的匈牙利媒体对华人的“恶习”做了集中的、持续的报道，此后，王家驻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差”。
像候鸟一样迁徙
1999年后，周边国家开始出现类似市场，匈牙利的优势渐弱，王家驻的生意随之开始走下坡路。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考察了美国、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朝鲜，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感觉生意“不是我这种商人可以做的”。俄罗斯警察可以随意查看外国人的证件，见到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要搜身。朋友也提醒他在俄罗斯不要从特定区域走出去，那些交过“保护费”的特定区域警察不会进入，但就在马路对面，穿着大皮靴，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正虎视眈眈。此外，出去游玩则必须带足零钱以便给小费。而罗马尼亚黑帮猖獗，“坐在家里也没有安全感，绑架时时可能发生”，和他一起去的几个朋友中有人留在了罗马尼亚，却最终死于非命。
就像是一只迁徙的鸟，离开了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又来到了芬兰的科沃拉市。芬兰不仅像十年前的匈牙利一样欢迎中国人，而且与中国签有一系列保护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开发信贷等协定，已成为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最关键的是，科沃拉市地处亚欧大陆桥铁路终端，可以辐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以及北欧四国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市场四通八达，十分广阔。“对中国商人来说，这是一块处女地，如此大的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中国商城。”王家驻兴奋地回忆道。
然而，之前的迁徙中王家驻损失惨重。其时王家驻最大的客户都在乌克兰，他们往往半夜花1000美元从乌克兰包车到布达佩斯，早晨装好货再返回，可以狠赚一笔。有时来了才发现货不够，牛高马大的汉子急得趴在王家驻面前哭。为了满足这些客户，王家驻铤而走险，往往一个品种就购进25个柜的货，把仓库堆得满满的。客户高兴了，但王家驻的风险却越来越大。
2003年，匈牙利恢复了与独联体国家的签证制度，新制度使通关手续长达一个月，贸易成本大大提高，很多人放弃了在匈牙利进货。全无防备的王家驻此时却储备了七八十货柜的鞋，这些鞋照着乌克兰人的特点订制，根本不适合其他地区。王家驻因此“损失惨重”，他黯然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么打道回府，要么转战他方。所幸，王家驻在芬兰的科沃拉市看到了一个绝好机会——当地一个奶牛厂要改造为商贸中心。几经波折，2006年初，王家驻拿下了这块地，并和当地市长爱默·阿提成为好友，他也因此为中国城争取到了100个家庭的芬兰移民名额。
恰在2006年11月，俄罗斯宣布将从2007年4月起全面禁止外国人从事商品零售业务，这项政策被认为主要针对在俄的十万华商。有8位相熟的华商立刻联系到王家驻，希望春节后搬迁到北欧中国城。“十万华商要自己找出路，这恰恰为我们创造了商机。”在王家驻眼中，北欧中国城的优势一目了然：“在俄罗斯露天市场，一个设在集装箱里的摊位每月至少要1200美元的‘打点费’，但北欧中国城只需要每月120欧元租金，货可以很方便地重新发回俄罗斯，同时能够安全通关。”
尽管在今年2月8日，莫斯科市政府再次允许外国商贩返回市场，但在多数华商眼中这更像是权宜之计。王家驻准备在3月初与爱默·阿提市长共同在圣彼得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在俄罗斯的华商，就在附近，还有一个欢迎他们的中国城。”
如何停下？
但芬兰会是王家驻的终点吗？进入芬兰伊始，王家驻就明显感觉到在他们的友好之外的种种警惕。他刚买下200亩土地，芬兰几家主要媒体就在头版发表评论——“中国经济侵略芬兰”，另一派媒体则认为“中国将提升芬兰在北欧经济中的地位”。两派辩论了一个多月， 吵得昏天黑地，这使得王家驻在芬兰一锹土还没挖就已经声名大震。但争论为中国城创造了知名度，“现在到科沃拉机场随便上一辆出租车，说去北欧中国城，每一个司机都知道位置。”
王家驻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芬兰的劳工组织和建筑协会。他对北欧中国城的第一期装修预算是350万欧元，但是按照当地政府要求，中国工人只能做土木工程，电工、消防、煤气、暖气、自来水，都要用当地的工程队伍，否则不予验收。芬兰的人工贵得吓人，以电工为例，每个工人每小时45欧元，且不包括22%的税，此外，8小时工作制中，其中一小时允许工人抽烟、喝咖啡。同样工种的中国工人每月不过600欧元，芬兰工人一天却高达400欧元。如此一来，比预算整整超支一倍，且无法按时完工。
妻子和儿子也伴随着王家驻四处漂泊。儿子王海粟高大俊朗，是被老王“骗”出温州的。王海粟读高中时不愿意去匈牙利，老王说先让他在国内过一年大学的“瘾”吧，儿子上大一时，被老王安排来匈牙利旅游，一下子就爱上了海外生活，很快办理休学来到匈牙利读书，之后又去美国读MBA。王海粟本来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做“金领”，老王就再次邀请儿子来芬兰“旅游”，他对着沙盘跟儿子讲了半小时的中国城构想，儿子最终说：“爸爸，你把我的美国梦又击破了。”
“这么多年，我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即使中国城荒芜，我还要继续迁移，远没有到停下来养老的时候。”王家驻看着窗外说，“温州人有句话，做生意‘不怕亏，就怕停’，停止了才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骆金星:下一站，瑞典
晓宇
一个心思缜密的中国商人试图在瑞典的卡尔玛建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城”，他希望这里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意，还包括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梦想。
花上300万元人民币，不仅能够得到一个摊位的产权，还能一家三口办理瑞典移民，获得当地的永久居留权，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此外，你还能得到瑞典和中国杭州各一套免费赠送的公寓。最后，就算你在瑞典的生意做得不理想，也可以把摊位转包给投资方经营，每年获取固定的利润。如果这也不愿意，你还可以把摊位产权转卖出去，全身而退。
这看起来靠谱吗？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春节前，投资人骆金星自己出钱，带了好几个中国商人考察团去瑞典当地考察招商。这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义乌人，号称花20几亿人民币在瑞典南部小城卡尔玛投资了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商贸城。
“有一个铺位，还有一个住宅，杭州又给他一个住宅，有三处房产。再加上全家人可以办理移民，还可以做生意，而且他们去那边把价格一了解，随便你中国什么东西拿过去，都可以卖到10倍的价格。”他说，“所以，他们的疑问和你是一样的，觉得条件太好了，太便宜了，简直不可能。”
确实难以置信。对于一件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事情，该如何解释？
卡尔玛中国城
骆金星， 1964年生，浙江义乌人。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工作，做过工厂技术员，也当过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回到义乌，辞职下海，通过开发区圈地和收购国有企业逐渐打开了局面。现在，他的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设在杭州，旗下包括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几大块业务。
真正进入欧洲，还是2006年春天的事情。当时，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收购了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瑞典国内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正好缺乏这个。瑞典又有市场，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收购。”骆金星说，“生产基本还是在国内，要的是瑞典的品牌。我等于是花小钱买一个质量。”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整个北欧四国地区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来。
“一个这么巨大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日用品却是三手甚至四手的，这就是很好的商机。我就想，如果能在当地做个中国商品贸易城就好了。”骆金星说，“而且，当地的条件也比意大利好多了：税收低、民众温和、社会安定，气候也和中国小商品贸易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差不多。而且，它在欧洲的辐射范围正好在两个小时的飞机时间圈里面。”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前期调研，包括法律、房产、税收、环保、物价，等等方面。
“和我们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沙多少钱一吨，砖多少钱一块，钢筋多少钱一根，挖机多少钱一小时，我们都需要了解。”骆金星说，“而且和这样的高端国家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它的法律，否则就会很麻烦。比如，瑞典对于企业劳工的人权问题要求很高——10个人必须要配一个桑拿房，员工住的地方必须要有电视机，必须要有娱乐场所。包括食堂里面有几个储存柜、几个抽油烟机、几个消毒柜，这都有严格要求。”
有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和瑞典政府的谈判就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在谈判中，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来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红砖在中国是三毛钱一块，用轮船运到瑞典去，一个货柜要12000元钱，一个货柜刚好装一万块砖。平均下来1.2元钱运费，加上这边的买价三毛，再加上起货等杂费，一块砖的成本是1.5元——这在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瑞典，一块砖的价钱相当于8元人民币。
“如果不采用这两条，那么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欧洲一个是劳动力价格高，一个是原材料价格高。”骆金星分析说，“现在，我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国内运过去的，大型的构件也全部在中国造，到那边一安装就可以了，这等于为中国城的建造降了一半多的成本。”
问题在于，瑞典政府为什么愿意给一个中国商人这么大的优惠条件？
一方面当然是利益驱动。骆金星是这么算的：2500家中国商人去当地做生意，就算每家一年只交5万元的税，那个税收也是不得了的；另外，这2500个商人过去，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有七八千人，他们在当地生活，要有保安、水电、维护、卫生，可以全面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早几年，瑞典把本土的很多加工企业搬到了中国，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国内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他们觉得机会有两个，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贸易。它是有诺贝尔的国家，科技是它的亮点，它把全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都请进去了，包括华为和中兴的开发中心。而贸易则符合他们的经营之道——加工企业的成本已经太高了。而且历史上，就是瑞典的哥德堡号开启了中欧贸易的传统。”
骆金星觉得自己机遇很好。当年下海创业，正好遇上开发区圈地热和收购国企热，现在走出去，正好遇上当地政府有强烈需求，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政府支持。去年8月，哥德堡号访问上海，骆金星应瑞典女王的邀请参加，正式开始项目招商。今年2月11日，他刚刚去瑞典参加了项目的奠基仪式，瑞典副首相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都出席了活动。
一个被尊重的“中国社区”？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自己的瑞典蓝图的：自己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一个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再一个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比如酒店、旅游。至于前景，他希望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中国和北欧的长期贸易平台。
“可以这么理解，它整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环扣一环。先把人弄过來，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他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骆金星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个。第一，没人来，人家觉得条件太好，不敢信任你。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就难以回收，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就算人都来齐了，他们还是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他们能够和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吗？这才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骆金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市场以外，我还造了酒店，还造了那么多的别墅，将来如果中国人不能在那里生存的话，我这些别墅就等于都扔给老外了。”
他认为，自己“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租个场地，弄几个集装箱一墩，就是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三五年，甚至一年。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比如俄罗斯、匈牙利以及东欧，都被做死了。”骆金星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在做一些前期的社会磨合。他一方面决定对进驻商人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加强管理，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集会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在合约中，骆金星还要求注明：在瑞典当地零售领域，这种模式的经营只能有他这一家。“如果大量复制，难免恶性竞争。”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模式也很难被复制，因为环境不允许——此前，美国、西亚、南美和其他北欧国家都曾经邀请过他，但是美国门槛太高，西亚和南美社会太不稳定，而北欧其他国家又不允许买断土地产权。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还是独一份儿，骆金星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实在滴水不漏，“除非遇上地震、水灾、轮船失事这样的天灾人祸”。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旦上万名中国人主动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件了。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测的问题，那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能量所能消化了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见的风险，但是对于潜在的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它似乎力有不逮。
骆金星可能意识到了。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和记者开玩笑：“带那么多中国人出国考察，万一有一个偷渡的，我就吃不消了。”（编辑/赵玮）
何伊凡
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俄罗斯，到芬兰，王家驻的脚步始终未能停下，他的生活从此像候鸟一样没有终点。
一小时内，王家驻坐在温州的自家客厅里接了17个电话：1个来自朝鲜，3个来自乌克兰，4个来自匈牙利，4个来自芬兰，5个来自俄罗斯。放下电话后，他往往会快活地嘟囔几句，但并非都是好消息，偶尔他也会紧紧握住手机，不自觉地拐着一条伤腿站起，似乎要把对方从另一端拎过来，但语调仍然平静。
尽管在遥远的芬兰的科沃拉市摔折了腿，但是这个风景如画的北欧城市并没有给王家驻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他受伤的地点即将成为北欧第一个中國商品批发中心。54岁的王家驻，已经是匈牙利最成功的华商之一，他带着积累的财富和商誉试图在芬兰建一座占地200亩的“北欧中国城”。
匈牙利之旅
在1988年到1991年间，由于匈牙利方面允许中国人免签证入境，在匈的中国人数激增，布达佩斯成为中国商品的东欧集散地，也是华人进入欧洲的“桥头堡”。1994年，王家驻辞去温州科委的公职，加入了赴匈牙利淘金的行列。
布达佩斯让王家驻吃了一惊，因为“钱太好赚了”，他没想到当地同类产品的价格与国内差距有这么大。他每天在市场上转，观察南斯拉夫人喜欢什么货，俄罗斯人喜欢什么货。当时在匈牙利商界使用的有十几种语言，如果不会说，王家驻就指手画脚地和人沟通。
三个月后，王家驻回到温州，将5个品种的鞋各自试发一个货柜，结果货一到布达佩斯马上就卖空了。“客户没有还价的，你报一个，他交了钱就提走，号码都不看。不仅是鞋，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王家驻在匈牙利雇佣的都是当地人，因为“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有当老板的梦想，一旦把你的供货渠道、销货渠道都掌握了，招呼不打一声就蒸发了。”
沉浸在创业冲动中，人地生疏、条件艰苦对王家驻来说都不值一提，他遇到的最大烦恼却是“胃”。他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国内每餐不吃米就等于没吃饭，不要说面包，就算是馒头、面条之类的面食他也敬而远之，但在布达佩斯一日三餐只能以面包为食，结果他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王家驻为人低调，但做事颇能切中关节，对朋友慷慨重义，而且助人之后绝不向第三方提及，在华商圈子里很快赢得尊重，被称为“王哥”。每每朋友聚会，三五人的小桌就吃成了十几人的大桌。
最初，匈亚利人对华人也颇为友善，双方甚至很少口角。遍地开花的中国廉价小商品为物资贫乏的匈牙利适时输血，也使其成为整个东欧的贸易中心。该国著名学者帕尔·尼日曾用四个“最”形容华人在匈牙利的情况：规模最大、成长最迅速、最活跃、最为举足轻重。
但是，随着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竞争越来越激烈，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王家驻发现了“压货”现象，10个集装箱中有一两箱货会被压着。更糟糕的是，“中国人开始破坏自己的形象，”王家驻皱着眉说。中国人在公共场所不讲卫生、聚众赌博等恶习就像野草一样蔓延，匈牙利人的不满与日俱增。
引爆这些矛盾的是“电话费事件”。匈牙利国际长途话费极贵，打到中国一分钟就要4美元，王家驻自己承担电话费，每周给太太打一次电话，太太抓住话筒不放，一次电话费就相当于一张从中国飞匈牙利的机票。而一些刚到匈牙利并租住在当地人家里的中国人，欠了几个月房租和巨额电话费后就失踪了。对于那些付出信任、靠出租房屋生活的当地退休老人来说，巨额电话费可能会成为一笔终身难以偿还的巨债。愤慨的匈牙利媒体对华人的“恶习”做了集中的、持续的报道，此后，王家驻明显感觉到“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差”。
像候鸟一样迁徙
1999年后，周边国家开始出现类似市场，匈牙利的优势渐弱，王家驻的生意随之开始走下坡路。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考察了美国、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朝鲜，准备寻找新的落脚点。
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感觉生意“不是我这种商人可以做的”。俄罗斯警察可以随意查看外国人的证件，见到中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要搜身。朋友也提醒他在俄罗斯不要从特定区域走出去，那些交过“保护费”的特定区域警察不会进入，但就在马路对面，穿着大皮靴，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正虎视眈眈。此外，出去游玩则必须带足零钱以便给小费。而罗马尼亚黑帮猖獗，“坐在家里也没有安全感，绑架时时可能发生”，和他一起去的几个朋友中有人留在了罗马尼亚，却最终死于非命。
就像是一只迁徙的鸟，离开了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王家驻又来到了芬兰的科沃拉市。芬兰不仅像十年前的匈牙利一样欢迎中国人，而且与中国签有一系列保护投资、避免双重征税、开发信贷等协定，已成为中国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最关键的是，科沃拉市地处亚欧大陆桥铁路终端，可以辐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以及北欧四国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市场四通八达，十分广阔。“对中国商人来说，这是一块处女地，如此大的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中国商城。”王家驻兴奋地回忆道。
然而，之前的迁徙中王家驻损失惨重。其时王家驻最大的客户都在乌克兰，他们往往半夜花1000美元从乌克兰包车到布达佩斯，早晨装好货再返回，可以狠赚一笔。有时来了才发现货不够，牛高马大的汉子急得趴在王家驻面前哭。为了满足这些客户，王家驻铤而走险，往往一个品种就购进25个柜的货，把仓库堆得满满的。客户高兴了，但王家驻的风险却越来越大。
2003年，匈牙利恢复了与独联体国家的签证制度，新制度使通关手续长达一个月，贸易成本大大提高，很多人放弃了在匈牙利进货。全无防备的王家驻此时却储备了七八十货柜的鞋，这些鞋照着乌克兰人的特点订制，根本不适合其他地区。王家驻因此“损失惨重”，他黯然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么打道回府，要么转战他方。所幸，王家驻在芬兰的科沃拉市看到了一个绝好机会——当地一个奶牛厂要改造为商贸中心。几经波折，2006年初，王家驻拿下了这块地，并和当地市长爱默·阿提成为好友，他也因此为中国城争取到了100个家庭的芬兰移民名额。
恰在2006年11月，俄罗斯宣布将从2007年4月起全面禁止外国人从事商品零售业务，这项政策被认为主要针对在俄的十万华商。有8位相熟的华商立刻联系到王家驻，希望春节后搬迁到北欧中国城。“十万华商要自己找出路，这恰恰为我们创造了商机。”在王家驻眼中，北欧中国城的优势一目了然：“在俄罗斯露天市场，一个设在集装箱里的摊位每月至少要1200美元的‘打点费’，但北欧中国城只需要每月120欧元租金，货可以很方便地重新发回俄罗斯，同时能够安全通关。”
尽管在今年2月8日，莫斯科市政府再次允许外国商贩返回市场，但在多数华商眼中这更像是权宜之计。王家驻准备在3月初与爱默·阿提市长共同在圣彼得堡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在俄罗斯的华商，就在附近，还有一个欢迎他们的中国城。”
如何停下？
但芬兰会是王家驻的终点吗？进入芬兰伊始，王家驻就明显感觉到在他们的友好之外的种种警惕。他刚买下200亩土地，芬兰几家主要媒体就在头版发表评论——“中国经济侵略芬兰”，另一派媒体则认为“中国将提升芬兰在北欧经济中的地位”。两派辩论了一个多月， 吵得昏天黑地，这使得王家驻在芬兰一锹土还没挖就已经声名大震。但争论为中国城创造了知名度，“现在到科沃拉机场随便上一辆出租车，说去北欧中国城，每一个司机都知道位置。”
王家驻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芬兰的劳工组织和建筑协会。他对北欧中国城的第一期装修预算是350万欧元，但是按照当地政府要求，中国工人只能做土木工程，电工、消防、煤气、暖气、自来水，都要用当地的工程队伍，否则不予验收。芬兰的人工贵得吓人，以电工为例，每个工人每小时45欧元，且不包括22%的税，此外，8小时工作制中，其中一小时允许工人抽烟、喝咖啡。同样工种的中国工人每月不过600欧元，芬兰工人一天却高达400欧元。如此一来，比预算整整超支一倍，且无法按时完工。
妻子和儿子也伴随着王家驻四处漂泊。儿子王海粟高大俊朗，是被老王“骗”出温州的。王海粟读高中时不愿意去匈牙利，老王说先让他在国内过一年大学的“瘾”吧，儿子上大一时，被老王安排来匈牙利旅游，一下子就爱上了海外生活，很快办理休学来到匈牙利读书，之后又去美国读MBA。王海粟本来计划毕业后留在美国做“金领”，老王就再次邀请儿子来芬兰“旅游”，他对着沙盘跟儿子讲了半小时的中国城构想，儿子最终说：“爸爸，你把我的美国梦又击破了。”
“这么多年，我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即使中国城荒芜，我还要继续迁移，远没有到停下来养老的时候。”王家驻看着窗外说，“温州人有句话，做生意‘不怕亏，就怕停’，停止了才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骆金星:下一站，瑞典
晓宇
一个心思缜密的中国商人试图在瑞典的卡尔玛建立一个升级版的“中国城”，他希望这里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意，还包括他们的家族、他们的梦想。
花上300万元人民币，不仅能够得到一个摊位的产权，还能一家三口办理瑞典移民，获得当地的永久居留权，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此外，你还能得到瑞典和中国杭州各一套免费赠送的公寓。最后，就算你在瑞典的生意做得不理想，也可以把摊位转包给投资方经营，每年获取固定的利润。如果这也不愿意，你还可以把摊位产权转卖出去，全身而退。
这看起来靠谱吗？世上哪有稳赚不赔的生意？
春节前，投资人骆金星自己出钱，带了好几个中国商人考察团去瑞典当地考察招商。这位做汽车配件生意的义乌人，号称花20几亿人民币在瑞典南部小城卡尔玛投资了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商贸城。
“有一个铺位，还有一个住宅，杭州又给他一个住宅，有三处房产。再加上全家人可以办理移民，还可以做生意，而且他们去那边把价格一了解，随便你中国什么东西拿过去，都可以卖到10倍的价格。”他说，“所以，他们的疑问和你是一样的，觉得条件太好了，太便宜了，简直不可能。”
确实难以置信。对于一件看起来过于美好的事情，该如何解释？
卡尔玛中国城
骆金星， 1964年生，浙江义乌人。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工作，做过工厂技术员，也当过老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回到义乌，辞职下海，通过开发区圈地和收购国有企业逐渐打开了局面。现在，他的凡尔顿股份有限公司设在杭州，旗下包括内燃机、旅游、房地产、汽车零配件、电动车、物流等几大块业务。
真正进入欧洲，还是2006年春天的事情。当时，骆金星第一次去瑞典，收购了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瑞典国内有很多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正好缺乏这个。瑞典又有市场，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收购。”骆金星说，“生产基本还是在国内，要的是瑞典的品牌。我等于是花小钱买一个质量。”
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积累了一些人脉。同时，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是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整个北欧四国地区都没有中国商品市场，货源需要从意大利和中东转过来。
“一个这么巨大的消费市场，大量的日用品却是三手甚至四手的，这就是很好的商机。我就想，如果能在当地做个中国商品贸易城就好了。”骆金星说，“而且，当地的条件也比意大利好多了：税收低、民众温和、社会安定，气候也和中国小商品贸易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差不多。而且，它在欧洲的辐射范围正好在两个小时的飞机时间圈里面。”
很快，骆金星找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机构，进行大量的前期调研，包括法律、房产、税收、环保、物价，等等方面。
“和我们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德勤。沙多少钱一吨，砖多少钱一块，钢筋多少钱一根，挖机多少钱一小时，我们都需要了解。”骆金星说，“而且和这样的高端国家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它的法律，否则就会很麻烦。比如，瑞典对于企业劳工的人权问题要求很高——10个人必须要配一个桑拿房，员工住的地方必须要有电视机，必须要有娱乐场所。包括食堂里面有几个储存柜、几个抽油烟机、几个消毒柜，这都有严格要求。”
有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和瑞典政府的谈判就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开始。在谈判中，中方争取到了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第一，建筑必须要由中国人来设计建造；第二，必须要用中国的原材料。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红砖在中国是三毛钱一块，用轮船运到瑞典去，一个货柜要12000元钱，一个货柜刚好装一万块砖。平均下来1.2元钱运费，加上这边的买价三毛，再加上起货等杂费，一块砖的成本是1.5元——这在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在瑞典，一块砖的价钱相当于8元人民币。
“如果不采用这两条，那么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欧洲一个是劳动力价格高，一个是原材料价格高。”骆金星分析说，“现在，我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国内运过去的，大型的构件也全部在中国造，到那边一安装就可以了，这等于为中国城的建造降了一半多的成本。”
问题在于，瑞典政府为什么愿意给一个中国商人这么大的优惠条件？
一方面当然是利益驱动。骆金星是这么算的：2500家中国商人去当地做生意，就算每家一年只交5万元的税，那个税收也是不得了的；另外，这2500个商人过去，加上他们的亲属，大概有七八千人，他们在当地生活，要有保安、水电、维护、卫生，可以全面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
早几年，瑞典把本土的很多加工企业搬到了中国，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顺差，国内的就业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
“他们觉得机会有两个，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贸易。它是有诺贝尔的国家，科技是它的亮点，它把全世界著名的科研机构都请进去了，包括华为和中兴的开发中心。而贸易则符合他们的经营之道——加工企业的成本已经太高了。而且历史上，就是瑞典的哥德堡号开启了中欧贸易的传统。”
骆金星觉得自己机遇很好。当年下海创业，正好遇上开发区圈地热和收购国企热，现在走出去，正好遇上当地政府有强烈需求，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政府支持。去年8月，哥德堡号访问上海，骆金星应瑞典女王的邀请参加，正式开始项目招商。今年2月11日，他刚刚去瑞典参加了项目的奠基仪式，瑞典副首相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都出席了活动。
一个被尊重的“中国社区”？
骆金星是这样规划自己的瑞典蓝图的：自己的收益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出售摊位的产权，一个是商家进驻后负责他们的物流业务，再一个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配套服务收入，比如酒店、旅游。至于前景，他希望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中国和北欧的长期贸易平台。
“可以这么理解，它整个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一环扣一环。先把人弄过來，然后商品过来，再商机过来，最后还有其他的租金过来，一样一样地推进。”
骆金星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个。第一，没人来，人家觉得条件太好，不敢信任你。没有商户进驻，庞大的滚动投资就难以回收，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就算人都来齐了，他们还是必须面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他们能够和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吗？这才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骆金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市场以外，我还造了酒店，还造了那么多的别墅，将来如果中国人不能在那里生存的话，我这些别墅就等于都扔给老外了。”
他认为，自己“投资＋永久居留”的商业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中国人在欧洲办市场，租个场地，弄几个集装箱一墩，就是市场。他们的地方是租的，三五年，甚至一年。今天把货拿出去，十万二十万到手，就跑了。这种短期行为引起很多市场的反感，比如俄罗斯、匈牙利以及东欧，都被做死了。”骆金星说，“我们就是汲取了他们的教训——第一，有产权就有根基，跑不了；第二，全家办移民，你子子孙孙都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还能乱来吗？”
同时，骆金星也在做一些前期的社会磨合。他一方面决定对进驻商人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加强管理，一方面常常参加瑞典当地的演讲集会和公关活动，给当地人打预防针。“说得难听点，我们的素质是不高的，要你们体谅。再一个就是告诉中国人，瑞典的素质是很高的，到了那边可不能乱来。”
在合约中，骆金星还要求注明：在瑞典当地零售领域，这种模式的经营只能有他这一家。“如果大量复制，难免恶性竞争。”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模式也很难被复制，因为环境不允许——此前，美国、西亚、南美和其他北欧国家都曾经邀请过他，但是美国门槛太高，西亚和南美社会太不稳定，而北欧其他国家又不允许买断土地产权。
模式周密，思想工作到位，还是独一份儿，骆金星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实在滴水不漏，“除非遇上地震、水灾、轮船失事这样的天灾人祸”。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旦上万名中国人主动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入一个欧洲小城生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层面的事件了。一旦出现任何不可预测的问题，那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的能量所能消化了的。商业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可见的风险，但是对于潜在的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它似乎力有不逮。
骆金星可能意识到了。采访结束的时候，他和记者开玩笑：“带那么多中国人出国考察，万一有一个偷渡的，我就吃不消了。”（编辑/赵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