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76年冬天，可看的电影一下子多起来。在此之前，除了样板戏，银幕上只有《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故事片，数量可怜，反复看的结果是让孩子们几乎背下了影片的全部台词。突然之间，一些部队大院冷寂多年的礼堂热闹起来，白天晚上都在放电影。因为跑片子，随时通知随时去看，三更半夜爬起来也是常有的事。据说都是还未解禁的影片，只能在内部礼堂放映。
　　这些“禁映影片”，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里拍摄的故事片，许多是经典之作，当初将它们定罪为“禁映影片”的理由是什么？能说服人吗？
　　
　　第一波“禁映”潮
　　
　　建国后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与国家的进程一样，曲折而坎坷。尤其是故事片，所承载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娱乐的范围，更多的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由于牢牢地被缚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电影便成了特殊气候的晴雨表，一次次的“禁映”，拉开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序幕。
　　建国之际，中央就在考虑新中国电影应该如何发展。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东北局宣传部下发了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
　　现在当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结果将是窒息新的电影事业的生长，因而反倒帮助了旧的有害的影片取得市场。
　　电影剧目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
　　可以看出，中央对新中国电影的部署还是很切合实际的，这个思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制订新中国电影政策的依据。1950年7月11日，包括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电影旧片清理、电影新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业登记等在内的一系列电影工作暂行办法出台，规定：
　　凡已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登记核准的电影制片业，其新摄制的影片和剧本，一律免于审查。新片摄成后，向中央电影局或其委托机关申请登记，请发上映执照，发给执照即可在全国上映。影片映演时，其内容如经检举与人民政府共同纲领相抵触，应由中央直属省市或大行政区主管文教机关审查属实后，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决定处理，各级地方机关不得自行处分。
　　从内容看，首批新中国电影管理办法虽然对影片上映有严格规定，但政策还是宽松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发展国产影片，抵制“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当时上海影院上映的影片80％是美国电影)和旧影片。
　　有了“鼓励发展国产影片”这样的大前提，中国电影生产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小高潮，三家国营电影厂两年推出了39部故事片，几家经过改造的私营电影企业也不甘落后，共有19部电影问世。
　　但宽松的政策并没有让这个小高潮持续多长时间，不久，就有几部影片率先落进了“禁映”的大网里。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片《荣誉属于谁》：两位战场上曾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解放后在铁路战线工作时，因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发生了冲突。最后，学苏联的先进思想战胜了保守的旧思想。
　　影片经过宣传部、文化部等多家单位分头审查，得到一致肯定，顺利公映。但上映不久，各家电影院突然贴出了停映告示。观众不明内情，只是听说影片的内容有问题。就这样，这部影片“荣幸”地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因内容“有问题”而被明令禁映的影片。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一：影片歪曲了中国革命历史，丑化党的干部，将革命荣誉归属于学习苏联的经验，这是政治性的错误。江青看完影片曾气愤地说：“难道荣誉归于这种人吗?”其二：片名取自高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的标题，而此时高岗的反党行为已被察觉。
　　为这部影片“陪绑”的是该厂拍摄的另一部反映民族团结的影片《内蒙春光》。1950年，《内蒙春光》公映不到一个月，发行公司正准备延长预定放映期，突然就接到了上级的停映通知，理由是有关领导发现影片中尚有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地方，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争取不足。 除了国营厂的这两部影片，上海昆仑和文华两家私营电影企业拍摄的几部故事片也同时受到批判。
　　建国初期，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方针，但在当时的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人不会写剧本，会写剧本的又不熟悉工农兵，这一对矛盾让大家束手无策，电影界陷入了停工待料的剧本荒。当时分管电影工作的夏衍无奈之中提出了改编小说的建议，正好《人民文学》上有两篇小说受到全国文艺界的好评，一篇是《关连长》，另一篇是《我们夫妇之间》，于是两家电影公司派出了强有力的阵容，投入到这两部改编影片的拍摄中。 由石挥导演并主演的《关连长》，描写了在解放前夕的一场战斗中，关连长为了不伤害一群小学生而做出自我牺牲的故事。郑君里编剧、导演，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讲述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李克和工农出身的妻子张英入城后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两部影片上映不久，就以“宣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解放军形象”和“歪曲工农干部”等罪名遭到批判。不过，这些批判都没有形成规模，真正将批判形成声势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声讨。
　　1951年2月，一部描写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片子上映后在观众中反响很大，全国一时出现了武训热。但几个月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批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全国主要报刊立即转载，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拉开了序幕。其罪名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是“污蔑农民斗争”、“污蔑中国历史”的反动宣传。文艺界整风运动就此开始。
　　据分析，这场批判运动与江青插手有直接关系。她很惧怕自己在上海滩电影界的旧事被泄露出去，而《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等都是熟知那段历史的人，所以江青逮住机会，便要致这些人于死地。
　　“禁映”和批判的结果让电影界欣欣向荣的局面陷入了低谷，一年多的时间里，近四十个电影剧本被“枪毙”。1950、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到1952年，骤减到2部，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在文艺界蔓延开来。
　　看不到优秀影片，观众有意见。1953年9月，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召开，随后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决定”，这都对电影创作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久，《董存瑞》、《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等一批优秀影片相继问世。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学术空气更趋活跃，上海《文汇报》专门辟出专栏，讨论“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电影评论家钟惦荣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对“讨论”进行了归纳引导，主张“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尊重艺术家的风格，体制要适合于电影的创作规律”。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指责为“右派纲领”，作者因此被剥夺了22年的写作权，一批艺术家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电影界的劫难
　　
　　建国后电影界遭遇的第二轮劫难，直接原因与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不无关系。1958年3月，康生在视察长影厂时，对厂里在1957年生产的几部影片大加挞伐。此后，他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以严厉刻薄的语言，点名批判了《青春的脚步》、《球场风波》、《花好月圆》、《地下尖兵》等多部影片，他甚至说：“这些不好的片子，应该早一点放出去……是很好的肥料。”
　　在“拔掉银幕上白旗”的口号下，刚刚复苏的文艺舞台又遭重创，一场声势浩大的揭批1957、1958年第一季度生产影片的斗争开始，大部分影片都被当作“白旗”拔掉。《谁是被抛弃的人》、《生活的浪花》、《护士日记》等影片也被列入点名批判之列。
　　1960年，北影厂根据革命老人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消息传到康生的耳中，他说：“那时我也在上海，怎么不知道这件事。陶承是不是夸大其词，为个人吹嘘?”创作人员不想惹麻烦，将片名改为《革命家庭》。但康生还是有话说：影片歌颂的是“左”倾盲动主义。这部经典影片最终仍旧没有逃脱被打入冷宫的下场。 1961年，中央在对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也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很多人呼吁电影题材应当多样化。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要解放思想，提倡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他批评了乱抓辫子、乱挖根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不良作风，给予文艺工作者莫大的鼓舞。首都电影工作者还在香山举行了一次聚会，周恩来也参加了，大家兴致很高，创作热情被重新唤起。到了秋天，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参会人员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都以为文艺界的春天真的就要到来了。
　　但仅仅两年，电影界再一次被阴云笼罩，这一回批判靶子对准的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
　　1964年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结束，闭幕式上，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虽然事先并没有被安排讲话，但却登上了主席台。他对当时的文艺作品大加批评，点了《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一大串电影，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报告说：《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不久，毛泽东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于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开始出现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的文章。
　　那一段时期，江青经常会到文化部电影局看片子，有些片子还没有摄制完成，电影局的同志只好到上海、长春去调。电影局三天两头接到中宣部的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有的影片刚出厂时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其实香花、毒草全凭上面的一句话。有一位导演无奈地说，“一早起来，先要看看天气，辨辨风向。往往是上面一个喷嚏，下面就刮起八级风。”
　　1964年12月，江青约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当时大家都认为要慎重考虑，没有同意江青的意见。北京方面不听话，江青事后马上来到上海。于是在上海的报纸上开始陆续出现批判这些影片的文章，随后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
　　江青还在接见《奇袭白虎团》主创人员的座谈会上，对几部影片进行了一番评点：
　　《霓虹灯下的哨兵》不应拍成那样的电影，比舞台差得太多。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的电影没有原剧的内在反帝和阶级斗争的东西了。我看了很难受。赵大大本来很可爱，电影看不到了。连长演成二流子了。电影把好的丢了，坏的出来了。资产阶级方式的东西增加了。《千万不要忘记》是写了中间的人物(姚母和她的女儿)。有人说我怎么那么多的意见，我说谁突出了?资产阶级突出了，戏多了，宣传正面的人物相反不突出了。对《早春二月》有的部长、处长上下同意，要塑造资产阶级人物，结果出了个《早春二月》，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官老爷的意见不高明，通过两个电影的争论，群众的眼睛就更亮了。
　　时隔不久，江青又有了新主意，她指示，对批判的坏影片在上映时不要做修改，不要为那些坏影片遮丑。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
　　1965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很尖锐地指出：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评别人出名，踏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要赶快刹车。
　　但邓小平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几位同志，就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座谈。座谈会之前，林彪曾给参会人员打预防针：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座谈会应该怎么开，江青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近20天时间里，与会人员共观看了30余部“好的、坏的、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
　　江青看一部否定一部，几乎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所有电影和文艺作品。对看了的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也认为问题不少。《南征北战》她说也有问题，修改一下也可以。只有《平原游击队》她认为勉强可以。对八一厂的《海鹰》，她只肯定了上半部是“我们的”。
　　江青说：“军队也不是在真空里，八一电影制片厂出了像《抓壮丁》这样的坏片子，我看了以后哭了。”“《聂耳》是给夏衍树碑立传”。
　　这次实际上是“一人谈”的座谈会后来形成了纪要，并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纪要”很尖锐地给建国以后的文艺界定了性：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3月，根据林彪、江青的指令，全军文艺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效法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建国以来，各电影厂生产的影片有300多部，这次会议看了68部，加上外国影片共80部。好的只有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条粗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两人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江青讲话有个特点，开始时还勉强能踩在点上，但往往说着说着就离了谱，甚至感情用事，夸大其词，陷入荒谬。这一次她对影片的点评，同样荒谬得让人无言以对——
　　《铁道游击队》：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是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有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林海雪原》：有严重缺点，这是写剿匪的，是在东北搞土改的基础上搞的，影片没写土改，这是四平保卫战役后，部队分出工作队搞土改，为巩固后方的。剿匪，影片只有一个部队干，没群众，好像部队是脱离群众的。影片充满了土匪气，有一段化妆土匪审讯，这是歪曲。打威虎山好像就是杨子荣，夸大了杨子荣的个人作用，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化妆土匪后，比土匪还像土匪，是歪曲，没写阶级斗争。土匪临死时还很顽强，没矛盾。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的形象。雷参谋化妆后，比敌人还像敌人，剿匪不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敌人大势已去，敌人要跑了。敌人洋相很多，内部矛盾厉害，而我们却写得敌人很神气，很排场，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打城市不能开炮造成伤亡，为保卫城市拿生命换，写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个别情况。把刘义的作用夸大了。刘义成了很让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社长是老保守，会计是反面人物。
　　《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许云峰是工委书记，而在影片里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市委书记在饭馆谈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认自己是党员。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蓥山游击队写成由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许云峰、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像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有的台词不好，如特务头子严醉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一面写生死斗争，一面写天安门联欢，把天安门联欢写在这个场合不好。
　　《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在紧张的斗争中战士陷于爱情不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的遭遇，阶级斗争是虚，爱情是实。指导员不作思想工作，反而说媒拉纤，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雷锋》：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做，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的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也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夸大个人作用。整个影片没有政治工作，排长凭吹笛子指挥战斗，凭歌子辨别特务。音乐从头到尾都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
　　《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迹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无逸。马天民也写得傻乎乎的，有些是为了取笑。
　　《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似乎非争取他不可。把汉奸写得正义、爱国，我们非常相信他，事实上是很危险的，是冒险主义。杨晓东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像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屡犯错误，与杨晓东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
　　一批优秀的影片就这样被打入冷宫，与观众隔离长达10年。
　　1972年，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周恩来访问了朝鲜，也因此恢复上演了5部抗美援朝的片子，有《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和中朝合拍的《战友》。本来还要恢复上映《渡江侦察记》和《智取华山》，但江青等人没有同意。当时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吴德将恢复上映的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和张春桥责问他为什么要唱对台戏?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是否有问题?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
　　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近十家电影厂竟然没有一部故事片问世，中国银幕成了仅有几部影片可以上映的荒漠。直到1972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繁荣艺术样式”，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生产才开始恢复。○
　　（刘伟摘自《档案春秋》）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