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富的恐惧,造成了那个扭曲年代的荒诞经历。
　　
　　60岁的北京老人陈自强,今年5月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找到了“发小”——张红兵和林纲。他们共同居住过的北京崇文门(当时的哈德门)外花市附近的胡同,早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拆除。从那时起,这帮“发小”就断了音信,这次见面甭提多高兴了。
　　把酒言欢之后,现在有车有房、安享晚年的三个儿时玩伴,话题时不时聊到“文革”时那段荒诞的回忆。
　　
　　破四旧:视财富如“粪土”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北京城,还是一幅典型的郊区景致: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都被林荫遮蔽,路上偶尔有几辆汽车驶过,周边的人们会投来惊奇的目光。随处可见菜园、果树和河流。北京城都笼罩着安详、宁静的气息。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席卷而来。1966年,在8月18日“文革庆祝大会”上,在林彪的号召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1966年g月底的一天午后,那时已经在北京一所师范中专学院上学的陈自强,一走进自己居住的四合院,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隔壁邻居杨大叔、他的妻子还有5个子女,都跪在院子的中央,脖子上挂上了写着“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是寄生虫”的大纸牌。四周挤满了附近来看热闹的邻居。十几个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还轮番用棍棒抽打杨大叔,被剃了阴阳头的杨大叔几次被打倒在地上。陈自强也不由自主地,像周围的邻居一样跟着这批造反派高喊“打倒资产阶级”“消灭寄生虫”。
　　杨大叔是陈自强居住的崇文门东花市旁边一所漂亮的四合院的主人,是他居住环境里首屈一指的富有人家。四合院共有20多间房,是祖辈留下的。解放前杨大叔的哥哥、姐姐都去了香港。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出租房子的租金和香港亲属每月寄来的生活费。
　　但在那一天,邻居杨大叔的财产刹那间“灰飞烟灭”。造反派搜遍了他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所有象征“四旧”的物件:字画书籍、金银首饰、文物器皿,该烧的烧,该砸的砸,该没收的没收。
　　与杨大叔同住一个四合院,租住杨家三间西房的陈自强家也开始惶恐起来。陈自强的母亲肖锦花是东花市街道办主任,那时候也属于“权力派”,但她已经感觉到运动不断扩大和蔓延带来的危险。
　　“居委会主任天天管人,是旧思想遗留,也应该批判……”在批斗会上,已经有人对肖锦花开始质疑。
　　一回到家,肖锦花就把房门紧锁,开始清理起“四旧”来。陈自强也帮着母亲收拾起来,旧照片、邮票册、旧旗袍,以及收藏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当时正在批判的“反动小说”,甚至连给陈自强祖母准备的寿衣,都在火盆中付之一炬。其中那些邮票,都是陈自强七八年来一张张积攒来的,有些是跟同学软磨硬泡交换回来的。
　　家里有3件清朝瓷器,是父亲的最爱。母亲做主砸碎了,并将碎片用一块破布包好,等到天黑时,让陈自强走到离家很远的菜园里倒掉。
　　没想到等陈自强回来时,家中已经挤满了红卫兵。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领头的造反派进门就说,“就是要突然袭击,看看居委会主任家有多少‘四旧’可破。”由于母亲的提前“安排”,他们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就把母亲来不及处理的门口的八仙桌抬走了。临走时,还将挂在玻璃窗上的窗纱摘走了,说是“搞资产阶级情调”。
　　那段时间住在同一个胡同的张红兵、林纲、陈自强三个小伙伴,一见面偷偷讨论的,都是“你家处理了什么”,“我家扔掉了什么”,好像扔掉的不是财物,而是灾难和厄运。他们虽然惋惜自己喜欢的物件就这样没有了,但更幸运的是,不用像那些“资本家的儿子”一样,天天被游街批斗。
　　离他们居住区最近的一间公共厕所,掏粪工人几乎每天都能从里面掏出不少的银元珠宝或首饰,都是附近一些殷实的居民怕厄运降临被迫扔掉的。扔的时候,也都是选择半夜的时候偷偷过来,唯恐邻居们看到认出自己而惨遭批斗。
　　据《城记》一书记载,自“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