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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什么?是父母兄弟?是妻子儿女?还是人生中他们所给予的无法忘却的瞬间与片段?这些代表着爱的影像从心尖滑过，从笔尖流出，以有形的文字记录着无尽的感动与感恩。的确，自我记事以来，我无时不被身边的人那朴素而无私的关怀温暖着，给予我自信与力量。
——丁晓兵
母亲找到了我
在20世纪80年代，自从家人知道我上了战场，就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母亲更是吃饭尝不出咸淡，睡觉分不清昼夜。
母亲那个时候最关注两个东西：报纸和广播。
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报纸和广播是普通老百姓获取大小新闻的主要渠道。一个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家庭妇女突然对她能看到的所有报纸着了迷。
每到弟弟快放学的时间，母亲就攥着她看不明白的报纸眼巴巴地在家门口等着，弟弟一进门，就得在母亲的要求下把整张报纸一字不落地念给她听，甚至连广告都不能放过。母亲固执地认为她大儿子是死是活的消息就隐藏在那些她看不懂的方块字后面。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那个时候一边“听”报纸听广播，一边就在心里念佛，求老天可怜她一片诚心，求阎王爷别收了我的小命。那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母亲过了快半年，忽然有一天，邻居大嫂慌里慌张跑来，告诉母亲刚才在广播里听见了“丁晓兵”的名字。
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越分析越心慌。因为那个时候，广播里经常播报前线烈士的光荣事迹，你想啊，我的名字都上了广播，那八成也壮烈了。家人正不知所措，又接到一封署名“丁晓兵战友”的来信。信中说我身负重伤，正在医院救治。
这下，母亲彻底坐不住了，她说：“儿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无论他是死是活，我一定要找到他。”母亲东拼西凑了路费，背上白开水、自己烙的大饼，揣好那封信，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为了省钱，一路上，母亲坐最便宜的车吃最廉价的饭，到了上海，母亲买不到去昆明的票，急火攻心，加上一路的艰辛，多年的慢性肾炎复发，躺倒在一家小旅馆里。
同屋住着一位中年妇女，她发现母亲不对劲儿，就问：“大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母亲甚至已经无力回答，只是示意她看自己放在床头的那封信。中年妇女看了信，赶紧去找旅馆负责人。旅馆负责人看完信，急得直挠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中年妇女说：“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呢，人家儿子在前方打仗，负了伤。是英雄，她就是英雄的母亲，英雄的母亲病在这里，我们可不能不管呀!”
负责人赶紧点头：“好的好的，我马上去请医生。”母亲带的那封信帮了她的忙，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母亲在医院里打了两天点滴，刚有所好转就再也待不下去了，请旅馆的人替她买了张站票，继续踏上寻找儿子的路途。
母亲不知道我住在哪家医院，也不知道昆明有多少家医院。在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她只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找。
就这样，母亲在昆明找了三天，终于在第四天早晨找到了昆明空军医院。在这里，她终于打听到了我的消息。那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饭，突然病房门推开了，母亲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年龄不大的母亲显得格外的格外的苍老，脸都浮肿起来，虽然母亲脸上挂着见到儿子的喜悦，但双眼含满泪珠，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妈，你来干什么。”
母亲坐在病床上。她伸出双手抚摩着我，从头摸到脸再摸到肩膀，终于摸到了我空落落的右侧袖管。她的手突兀地停在那里，似乎是被吓住了，然后，就不可抑制地抖起来，连带我那空洞的袖管抖得如风中的树叶。
母亲转过脸去，终于，她哭出了声，她的哭声苍老悲伤，如薄薄的小刀片划在我的肉体上。那一刻，我对母亲怀着深深的内疚，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是她给我的，她曾经为此而骄傲，可是现在，我却弄丢了一个那么重要的部件，让她如此伤心绝望。
我试图安慰母亲：“妈，你别这样，我没事的。”母亲抹了把脸，转过身，我看见了她脸上努力的笑容。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弟弟的眼泪
重返前线，不能再上战场，我就在后面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重新回到战友身边，感觉充实多了。没过多久，我们侦察大队返回了南阳驻地。
英雄凯旋，营区里大小路边彩旗招展，广播喇叭里响着激情四射的军歌。参战部队返回驻地后面临的最喜气洋洋的工作是评功评奖，组织不仅批准我火线入党，给我记一等功，甚至破格提干，对于组织的关心，我从心底感激不尽。
组织上给了我几天探亲假。我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乡。
下了火车，站在合肥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的心情真可谓百感交集。一年前，我胸佩大红花带着健全的四肢和简单快乐的灵魂从这里出发，那时的我对人生对生命对战争对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无数不可知的凶险蛰伏在前方的路上，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残缺的身体重返故乡。
推开家门，看到我，母亲惊喜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抹了一把眼泪告诉我，父亲和弟弟都去上班了，她马上去买两斤肉回来做给我吃。
母亲走了。我环顾四周，家里依旧简朴而整洁，和我离开时没什么区别，沉浸在这熟悉的环境里，我的肉体和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温暖安全松软地簇拥着我，这种感觉是我走下战场后从不曾有的，家，真好。
我平躺在原来就属于我的那张床上，任思绪天马行空，不知不觉竟睡着了。这一觉是我走下战场后最香甜最深沉的一觉，梦里不再有枪林弹雨，不再有血肉横飞，不再有冲锋号，也不再有我那丢失的手臂……
我的梦里出现了久违的和风丽日、绿草鲜花，甚至还有一道彩虹，我在彩虹间奔跑，伸开双臂抚摩彩虹……
突然，有人使劲拽着我的袖子摇晃，好像还有人在哭，那哭声越来越响，直到把我唤回现实的世界。
我醒了，一时有些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一个人双手攥着我的空袖管，哭得很伤心，他的眼泪溅湿了我的衣袖。这个悲痛的人是我的弟弟丁文新。
我坐起身，轻拍着他的背抚慰道：“哭什么?我这不挺好的吗?”弟弟忽然抱住我：“哥，将来你可怎么办呢?这个样子怎么生活呀?”我长长叹了口气。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能不断轻拍着他的背，好像是在安慰他更好像在安慰我自己：“一只手也能生活，别担心，别哭了……”
弟弟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我绝对的粉丝和跟屁虫。小时候，我多次为他跟别人打架，我在家做了什么错事，他也多次为我在父母面前当替罪羊。我们骨肉兄弟的感情一直很深。跟我那帮徒弟们，我都有过“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何况对我的亲弟弟。我一直想着，有一天，我有本事了，一定不能忘了弟弟，一定要全力以赴帮助他。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多年后，我真的当了管事的官，却会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而不能帮他。
我想做个好爸爸
我的独生子叫丁陶，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爱兵如爱子，这是带兵人常说的一句军旅格言，可妻子陶婉珠说，她倒巴望着我能爱子如爱兵。在做父亲这件事上，陶婉珠一直对 我评价不高，我很委屈，我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但在儿子眼里，我简直就是个“暴君”，平时笑脸少，一旦功课考不好，还要挨我打，后来甚至回家见到我就害怕。
可能是我的心思用在部队上多了些，很少揣摩儿子的心思，总是用部队的那一套来一厢情愿地管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和身份，结果时间一长，儿子与我话越来越少，沟通也越来越少。他还谴责我对他的要求太高，超越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责备我总是把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灌输给他，让同学们笑话他：“你爸爸怎么是这样的人啊?”最后，他质问我：“爸，到底是你儿子重要还是你的兵重要?”
儿子的问题根本是个两难选择，我只能选择沉默。看着比我还高半头的儿子，我终于无奈地意识到，我这个爸爸在他心中根本不是好爸爸。这让我很失落，儿子毕竟只有他一个，在他身上失败了，也就是说我在爸爸这个角色上彻底失败了。而我是一个多么不愿意失败的人，尤其在父亲这个角色上。
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儿子才对我冰释前嫌。那是儿子读初三的时候，他住校，每周星期五晚上才回来一趟。有个星期五晚上他没有回来。当时，我和他妈以为是学校有事没放假，我们没太在意。星期六早上，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丁陶昨晚就走了，我心里突生恐慌，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陶婉珠在看电视时，看到了一个孩子由于父母与他沟通不够，离家出走的事。我家丁陶是不是也步了“后尘”?一听我头皮都麻了，作为父亲，我第一次感到懊悔：我应该多与儿子沟通。整整一天，我把所有能联系上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其他熟人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找遍了每一个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那天我一直处在不知所措、担惊受怕中，坐立不安，吃不下饭，我在想，要是儿子有了个好歹，我该怎么办，我都快要崩溃了。陶婉珠一直在埋怨我，说是我把儿子逼跑了。直到晚上9点多了，他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说丁陶在他家，我交代他帮忙看好丁陶后，赶紧和陶婉珠上车直奔过去。丁陶那小子已经在楼下等着，一副做好了挨揍准备的样子。我并没有发火，只是说：“上车吧。”上车后，我低沉地对他说：“儿子，你知道爸爸妈妈今天是怎么过的?”还没讲完，我眼圈红了，眼泪直打转。我猜想这小子应该也感动了，偷偷地回头看他，这没良心的家伙，一脸窃喜着呢。
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儿子身上，我这么脆弱。后来，我偷看儿子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以坚强为性格标签的爸爸为我流泪，我幸福极了，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心里，我还是很重要的……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又要控制不住了。虽然我不遗余力地按照自己的模子打造儿子，但很遗憾，我并不很成功，他的性格不像我那么坚硬，好在骨子里继承了我的血性和善良，这是我最欣慰的。
——丁晓兵
母亲找到了我
在20世纪80年代，自从家人知道我上了战场，就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母亲更是吃饭尝不出咸淡，睡觉分不清昼夜。
母亲那个时候最关注两个东西：报纸和广播。
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报纸和广播是普通老百姓获取大小新闻的主要渠道。一个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家庭妇女突然对她能看到的所有报纸着了迷。
每到弟弟快放学的时间，母亲就攥着她看不明白的报纸眼巴巴地在家门口等着，弟弟一进门，就得在母亲的要求下把整张报纸一字不落地念给她听，甚至连广告都不能放过。母亲固执地认为她大儿子是死是活的消息就隐藏在那些她看不懂的方块字后面。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那个时候一边“听”报纸听广播，一边就在心里念佛，求老天可怜她一片诚心，求阎王爷别收了我的小命。那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母亲过了快半年，忽然有一天，邻居大嫂慌里慌张跑来，告诉母亲刚才在广播里听见了“丁晓兵”的名字。
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越分析越心慌。因为那个时候，广播里经常播报前线烈士的光荣事迹，你想啊，我的名字都上了广播，那八成也壮烈了。家人正不知所措，又接到一封署名“丁晓兵战友”的来信。信中说我身负重伤，正在医院救治。
这下，母亲彻底坐不住了，她说：“儿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无论他是死是活，我一定要找到他。”母亲东拼西凑了路费，背上白开水、自己烙的大饼，揣好那封信，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旅程。为了省钱，一路上，母亲坐最便宜的车吃最廉价的饭，到了上海，母亲买不到去昆明的票，急火攻心，加上一路的艰辛，多年的慢性肾炎复发，躺倒在一家小旅馆里。
同屋住着一位中年妇女，她发现母亲不对劲儿，就问：“大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母亲甚至已经无力回答，只是示意她看自己放在床头的那封信。中年妇女看了信，赶紧去找旅馆负责人。旅馆负责人看完信，急得直挠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中年妇女说：“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呢，人家儿子在前方打仗，负了伤。是英雄，她就是英雄的母亲，英雄的母亲病在这里，我们可不能不管呀!”
负责人赶紧点头：“好的好的，我马上去请医生。”母亲带的那封信帮了她的忙，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母亲在医院里打了两天点滴，刚有所好转就再也待不下去了，请旅馆的人替她买了张站票，继续踏上寻找儿子的路途。
母亲不知道我住在哪家医院，也不知道昆明有多少家医院。在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她只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找。
就这样，母亲在昆明找了三天，终于在第四天早晨找到了昆明空军医院。在这里，她终于打听到了我的消息。那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饭，突然病房门推开了，母亲意外地出现在我面前。年龄不大的母亲显得格外的格外的苍老，脸都浮肿起来，虽然母亲脸上挂着见到儿子的喜悦，但双眼含满泪珠，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妈，你来干什么。”
母亲坐在病床上。她伸出双手抚摩着我，从头摸到脸再摸到肩膀，终于摸到了我空落落的右侧袖管。她的手突兀地停在那里，似乎是被吓住了，然后，就不可抑制地抖起来，连带我那空洞的袖管抖得如风中的树叶。
母亲转过脸去，终于，她哭出了声，她的哭声苍老悲伤，如薄薄的小刀片划在我的肉体上。那一刻，我对母亲怀着深深的内疚，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是她给我的，她曾经为此而骄傲，可是现在，我却弄丢了一个那么重要的部件，让她如此伤心绝望。
我试图安慰母亲：“妈，你别这样，我没事的。”母亲抹了把脸，转过身，我看见了她脸上努力的笑容。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弟弟的眼泪
重返前线，不能再上战场，我就在后面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重新回到战友身边，感觉充实多了。没过多久，我们侦察大队返回了南阳驻地。
英雄凯旋，营区里大小路边彩旗招展，广播喇叭里响着激情四射的军歌。参战部队返回驻地后面临的最喜气洋洋的工作是评功评奖，组织不仅批准我火线入党，给我记一等功，甚至破格提干，对于组织的关心，我从心底感激不尽。
组织上给了我几天探亲假。我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乡。
下了火车，站在合肥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的心情真可谓百感交集。一年前，我胸佩大红花带着健全的四肢和简单快乐的灵魂从这里出发，那时的我对人生对生命对战争对未来都充满了美好的想象，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无数不可知的凶险蛰伏在前方的路上，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带着残缺的身体重返故乡。
推开家门，看到我，母亲惊喜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抹了一把眼泪告诉我，父亲和弟弟都去上班了，她马上去买两斤肉回来做给我吃。
母亲走了。我环顾四周，家里依旧简朴而整洁，和我离开时没什么区别，沉浸在这熟悉的环境里，我的肉体和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温暖安全松软地簇拥着我，这种感觉是我走下战场后从不曾有的，家，真好。
我平躺在原来就属于我的那张床上，任思绪天马行空，不知不觉竟睡着了。这一觉是我走下战场后最香甜最深沉的一觉，梦里不再有枪林弹雨，不再有血肉横飞，不再有冲锋号，也不再有我那丢失的手臂……
我的梦里出现了久违的和风丽日、绿草鲜花，甚至还有一道彩虹，我在彩虹间奔跑，伸开双臂抚摩彩虹……
突然，有人使劲拽着我的袖子摇晃，好像还有人在哭，那哭声越来越响，直到把我唤回现实的世界。
我醒了，一时有些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一个人双手攥着我的空袖管，哭得很伤心，他的眼泪溅湿了我的衣袖。这个悲痛的人是我的弟弟丁文新。
我坐起身，轻拍着他的背抚慰道：“哭什么?我这不挺好的吗?”弟弟忽然抱住我：“哥，将来你可怎么办呢?这个样子怎么生活呀?”我长长叹了口气。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能不断轻拍着他的背，好像是在安慰他更好像在安慰我自己：“一只手也能生活，别担心，别哭了……”
弟弟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我绝对的粉丝和跟屁虫。小时候，我多次为他跟别人打架，我在家做了什么错事，他也多次为我在父母面前当替罪羊。我们骨肉兄弟的感情一直很深。跟我那帮徒弟们，我都有过“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何况对我的亲弟弟。我一直想着，有一天，我有本事了，一定不能忘了弟弟，一定要全力以赴帮助他。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多年后，我真的当了管事的官，却会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而不能帮他。
我想做个好爸爸
我的独生子叫丁陶，现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爱兵如爱子，这是带兵人常说的一句军旅格言，可妻子陶婉珠说，她倒巴望着我能爱子如爱兵。在做父亲这件事上，陶婉珠一直对 我评价不高，我很委屈，我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但在儿子眼里，我简直就是个“暴君”，平时笑脸少，一旦功课考不好，还要挨我打，后来甚至回家见到我就害怕。
可能是我的心思用在部队上多了些，很少揣摩儿子的心思，总是用部队的那一套来一厢情愿地管他，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和身份，结果时间一长，儿子与我话越来越少，沟通也越来越少。他还谴责我对他的要求太高，超越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他责备我总是把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灌输给他，让同学们笑话他：“你爸爸怎么是这样的人啊?”最后，他质问我：“爸，到底是你儿子重要还是你的兵重要?”
儿子的问题根本是个两难选择，我只能选择沉默。看着比我还高半头的儿子，我终于无奈地意识到，我这个爸爸在他心中根本不是好爸爸。这让我很失落，儿子毕竟只有他一个，在他身上失败了，也就是说我在爸爸这个角色上彻底失败了。而我是一个多么不愿意失败的人，尤其在父亲这个角色上。
直到发生了那件事，儿子才对我冰释前嫌。那是儿子读初三的时候，他住校，每周星期五晚上才回来一趟。有个星期五晚上他没有回来。当时，我和他妈以为是学校有事没放假，我们没太在意。星期六早上，打电话给老师，老师说丁陶昨晚就走了，我心里突生恐慌，因为就在前两天，我和陶婉珠在看电视时，看到了一个孩子由于父母与他沟通不够，离家出走的事。我家丁陶是不是也步了“后尘”?一听我头皮都麻了，作为父亲，我第一次感到懊悔：我应该多与儿子沟通。整整一天，我把所有能联系上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其他熟人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找遍了每一个他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有。那天我一直处在不知所措、担惊受怕中，坐立不安，吃不下饭，我在想，要是儿子有了个好歹，我该怎么办，我都快要崩溃了。陶婉珠一直在埋怨我，说是我把儿子逼跑了。直到晚上9点多了，他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说丁陶在他家，我交代他帮忙看好丁陶后，赶紧和陶婉珠上车直奔过去。丁陶那小子已经在楼下等着，一副做好了挨揍准备的样子。我并没有发火，只是说：“上车吧。”上车后，我低沉地对他说：“儿子，你知道爸爸妈妈今天是怎么过的?”还没讲完，我眼圈红了，眼泪直打转。我猜想这小子应该也感动了，偷偷地回头看他，这没良心的家伙，一脸窃喜着呢。
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儿子身上，我这么脆弱。后来，我偷看儿子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看到以坚强为性格标签的爸爸为我流泪，我幸福极了，我才知道原来在爸爸心里，我还是很重要的……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又要控制不住了。虽然我不遗余力地按照自己的模子打造儿子，但很遗憾，我并不很成功，他的性格不像我那么坚硬，好在骨子里继承了我的血性和善良，这是我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