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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开17年,有人觉得这是行为艺术,但时间又给了陈涛新的选择,让他发掘出文艺生活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
去年11月,24岁的长春小伙李根在Vice中文版上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的老哥哥陈涛带去了久违的关注。李根换工作的间隙、失落的时候,在陈涛的小书店里发呆、闲聊、“很舒服”。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红书店依然是广州最噪的书店》,陈涛就是红书店的主人,书店开了将近17年,现在一点不“噪”。它所在的广州市海珠区新安大厦,如今只有一半商户还在营业,走廊整体黑黢黢的,90年代风格的日光灯零星地闪光。最热的店铺,是大厦入口旁的7-11。
不到下午三四点,他是不来开门的。开了门,也晃晃悠悠半天不见一个客人。2014年,李根却撞了进来,不是因为书,而是因为”调子”。他在长沙读大学,热爱广州,因为这里既是“第三世界首都、全国批发中心、隔皮箱都能丢钱包”又具有“永远欢迎你”的气质。他的梦想清单里有“做皮具”一项,来老大哥的地盘瞄几眼。
还没进去,他就看到了美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74年在新成立的那洛巴大学(Naropa University)草坪上穿着白袍子跳舞的海报,那是美国第一家得到学历承认的有佛教背景的大学。金斯堡的右边是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黑白相,柯本的遗言“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冲上他的心头,他几乎定在了原地。
再往下的橱窗里,摆着一双齐膝的Red Wing系带男靴,透着玻璃,他还看到了恐怖片大师、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道格码95宣言”的剪报,那是一个极端的誓言,提倡电影回归自然,摄像机必须手持、拒绝打光,不使用配乐。旁边是著名摇滚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掀裙子的台湾版海报。
李根在网上的笔名是“亚文化联盟”。他喜欢相对出位的cult片、B级片,红书店的草木都有那个味道,他挺着迷的。他提前在网上查过,以为书店三点半开门。但直到五点,陈涛才现身。
40岁出头的陈涛刚当爸爸,于是开始间歇地跳票既有的营业时间。红书店之于他,更是一个私人书房,尽管它曾是广州美院学生淘书、淘碟的胜地,设计公司预订罕见画册的希望所在,还在走廊里办过小型live。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很少有人在这里买正价书,但那种味道却保留到了现在,在“价值观越来越单一世界”里艰难地存在。
市场没了,味道没有丢失。李根的文章出街之后,很多年轻人慕名来到这里,偶尔会消费书籍,更多是被“调调”所吸引。互联网削弱了实体书店的空间,但坚硬的铁杆们,代际相传,没有打算放弃。
千元房租维系的文艺生活
让李根着迷的是陈涛聊天的方式。“他不是灌输鸡汤的,聊天其实挺负能量的一个人,但是在负能量里边,你能找到一个挺好的奔头”。陈涛给李根讲故事,李根把故事的精华在网络上写出来,将其定义为“从1999年到现在,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老板的头发也越来越少,但这里的棱角依旧锋利”的故事。
陈涛坐在书店入口处,一部黑色的台式电脑旁边。他的外形打扮会被一些人视为“经典”:骑着金属横梁的老单车,穿着蓝色背带牛仔裤,同色系衬衫,腰间挂着精致的黄铜挂件,棕色的贝雷帽,双耳的圆耳环在整体风格的映衬下,毫不夸张,反而显得顺从。陈涛是广州“古着”圈子中数得上的人物,李根最初知道他,也是看了他在最大同好社群“33oz论坛”上的视频。
从网络时代开始,“古着”服装生意开始成为补贴红书店营收的来源之一,当陈涛看到从书店拿到的批发价和京东、亚马逊差不多甚至更高时,他知道日子真的到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吭哧吭哧去北京扛书回来的场景,对方是电影出版社,外地没有代理,只给8.5折,运费自理。他累得要死,发现除非把价格定得比标签还高,否则等于赔本。
陈涛早早地怀念起旧时光。1999年,广州美院国画系毕业的他,要么去画院,要么当老师,进入编制序列;要么进设计公司,成为职业感极高的从业人员。对他而言,这是违背性格基本要素的,他不愿意动,不愿意朝九晚五,反正就是“难以也没有兴趣进入正常的轨道”。
那时,广州市面上还比较少有调性的书店,充满学术味道的博尔赫斯书店算是其一。陈涛和朋友非常即兴地看出来,这是一个有市场、又舒服的选择。背靠着美术学院的新安大厦,吃透了美术学院两三千的师生,也就够了。铺租、人工一解决,年轻的他认为自己是无敌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种冲动被他比喻为“没事去西藏旅游一下,不玩了走就完了”。但陈涛从此再没有下过高原,也从没想过启迪别人的人生。画册、视觉类书籍、CD、电影碟片是他的主力。在那个年代,美院附近的海珠区文化站还会放一些文艺电影,用LOP电镀碟片,大家拿着卡,十次一张,看过一次打一个孔。或者舍友们来回地借,有的人忘记还了,下一个想看的直接去找,看到碟片刮花为止。
“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导演,电影诗人)啊,阿兰雷奈(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这些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然后按图索骥一路看。”当时的美院只有一千来人,大学生是稀有品种,美院学生“大皮靴,松松垮垮的衣服,留着长头发”,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也差不多,哈哈。”
李根和一众80后、90后的来访者,都喜欢问陈涛一个问题,这个“红书店”是不是有什么致敬的味道,你们那个年代的“理想青年”是不是特牛啊。
“错了,错了,红书店是因为我搬进来的时候,上一个租户是卖珠宝的,他把架子搞成了红色”,加上那个年代还流行挂“格瓦拉”的像。陈涛不止一次地解释说,这些表面的东西,顶多算是波普,搞符号本身就是他们擅长的。
实际上,陈涛和新安大厦的物业管理、海珠区的工商局、文化局,并没有冲突,很多时候,他会刻意维持各种类型文化产品的配比,加上一直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大家相安无事。物业对他还颇为欣赏。他们一同经历过新安大厦在整个珠江以南数一数二的商场热度,到今天多少“被忽悠”的港商业主血本无归、收着房租聊胜于无;保安和店家保持着相视一笑、互相慰解的状态。 陈涛不是没有过高潮。2005年,“大声展”的咖喱秀部分在红书店举行。这个巡回于北上广深的艺术展,在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其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三个月的展期,一共吸引了累计12万人观展,是2005年中国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具体到落地,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现场演出,十来二十个人坐在台阶上松散地看着,陈涛担心音量方面控制不住,隔壁店铺会投诉,他曾紧张地想要不要申报。他当然没有举办文艺活动的资质,但居然也就这么办下来了。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没有人打扰,少有人围观。
2006年,摄影师肖全的《我们这一代》首版发行时,放了一部分到他这里寄卖,2015年连州摄影节前夕,肖全又过来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俩一起感慨红书店还在,彼此没变。
时间给了陈涛选择,开着店,他逐渐发现一些过去平常的东西,开始变得稀罕起来。这种稀罕,也将成为文艺生活主要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比如,让李根兴奋的左小祖咒那幅台湾版海报,由一位知名艺术家拍摄,今天炒到了千元的级别,当年45元没人买,今天他也不卖了。他提起如今被奉为“摇滚师”的左小祖咒时,脸上会浮起老歌迷才有的浅笑,“无非显得挺敏感、稍微走点那个意思,感觉屌屌的罢了”。
他还有一些黑胶藏品:Pink Floyd的《迷墙》,80元淘来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多元,当时觉得贵了,现在淘宝上搜都搜不到。有老板通过人来找,根本没问价格,他被这架势惊住了。小小的红书店总算有了一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修炼感觉。
陈涛36岁时,红书店不行了,他却收获了凡人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妻子,来红书店看展时认识的。“当时我没想说要泡我们书店的客人,完全就是因为谈得来,也是慢慢发现的”。
1400元的房租价格,多年没变。每当陈涛想要放弃书店的时刻,他都会想,要么多命题作文一下,画一幅国画卖了;要么多卖出一条“古着”藏品,也许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二去,17年过去了。
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他如果真像他讲的那么消极,也不至于把一个书店开了17年”,李根理解那个魂是什么,“他那个人就这样,是谦虚吧,说是不屑于传播鸡汤也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家庭也好,对红书店也好。我觉得能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红书店开业五年后,陈涛在斜对面开了家名为“2047”的古着店,店名来自电影《2046》,他和朋友反复折腾,一个人开了“2046”,一个人的店叫“2047”。后来,2046放弃了,2047活到现在。
陈涛特别迷恋二战前后美国制造的经典服饰,店内天花板上挂满牛仔衣,最古老的一件来自1950年代。“当时对商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们使用的年头是以十年计,甚至更长。”
古着的概念来自日本,因为那里曾被占领,留下大量美式物资,其中就包括牛仔服等。喜爱美式文化的日本青年,将这种服饰重新包装推广,点中了不少人对经典服装技巧的情感联系与回忆。现在的古着追求当年的工艺版型等记忆细节,2047店内就有一台专门改裤脚边的缝纫机,可以还原单线的表面底线和三股的锁链线。
“把衣服和年代背景发生关系的话,它是让你从点进入到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包括面料、织法、染色、工艺上的细节等等。”
外和内在陈涛这产生了交集,尽管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爱穿的人不太读书,爱读书的人不注意外表,不爱收拾,这是非常浅显的误读。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都是对细节、美好的着迷,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陈涛体会到了这种模式,这也是更多人憧憬的可能性。
常被人提及的“以物质养文化”就是这个意思,除去华人世界人尽皆知的“诚品书店”,广州城内亦有成功例子,比如“例外”服装的创始人毛继洪在广州太古汇开的方所书店,跟附近的LV、香奈儿、爱马仕,并不违和。书店卖卖外文书、精装书、精致偏贵的小玩意儿、咖啡、办办文化活动,年底还能盈利,看起来不错。
当然,这其中也有财团靠多种经营、文化名片吸引客流的考虑。陈涛对此则相当不以为然,类似的机会也曾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有大哥叫我去机场开店。机场书店很好做的。你要说那种营销书、成功学,我看得头都大了。我说哥你别玩我了,没这个能耐,你叫我在那里坐着干嘛呢?”
一个反问紧接着出现:可是,你现在这个模式跟方所也已经很像了,一边卖衣服一边卖书?
“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转型转型,转什么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无非就是我在书籍上更真诚一点点咯。他们也不是不真诚,但就像诚品方所一样,那么大一家书店,其实占公司营收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啊,对不对?“
陈涛看得太透,又有他的固执,“生意要做好做大必然是好事,但是还要考虑人工成本铺面租金。花精力在这上面我就特别头痛。干脆就不管了。”
但他也一直缺钱,特别是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金钱的无底洞。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进货、在朋友圈里做古着展示。他也想商业化,想人们来红书店的时候,总归喝一杯东西吧,然后坐着聊天。“做浪子有什么好呢,人生总是有规律的”,采访到一半,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来了,陈涛总算有了40岁男人的神态。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不错的了。最近,他见了一个美院的老同学,“比我还屌,比我还惨”,毕业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动,会做精致的木工,但也不卖,不找女朋友也不找工作,不进入主流圈子,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时代对抗,在现在的中国非常辛苦。
“在身边人都出国写书赚大钱的时候,他很难去找同龄人诉说。诉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老朋友早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以前一起吹牛、放炮的朋友们,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陈涛感慨,美院扩招了好几倍,但搬到了郊区那个叫“大学城”的地方,跟他早已没有关系,美院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他期待的不复杂。在日本、台湾、甚至香港,独立的文艺小店还有生存的空间,陈涛时不时会去那些地方看看。
“你看台湾那些书店啊,他们做得很好的。它是整个社会氛围。像日本的神保町旧书街,也是特别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很容易受到这种气氛的感召。但在国内还是很少人见到这一类东西,对吧?”陈涛笑着,继续哄孩子。
李根理解老大哥的话。他目前在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做APP,做内容,他欣赏的一个同行前辈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的:“什么不费力?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东西浅尝辄止的话,他不会获得更高的进步。顶多是大家吹水的时候能接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往深层次走的话,重的文章、重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李根如今也是古着打扮,“极度干燥”是那个领域的潮牌,他就穿着一件。
回去后,他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千字文章,觉得自己还没写完,先发给编辑看看,结果就上网了,反响非常好,许多人去拜读。
去年11月,24岁的长春小伙李根在Vice中文版上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的老哥哥陈涛带去了久违的关注。李根换工作的间隙、失落的时候,在陈涛的小书店里发呆、闲聊、“很舒服”。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红书店依然是广州最噪的书店》,陈涛就是红书店的主人,书店开了将近17年,现在一点不“噪”。它所在的广州市海珠区新安大厦,如今只有一半商户还在营业,走廊整体黑黢黢的,90年代风格的日光灯零星地闪光。最热的店铺,是大厦入口旁的7-11。
不到下午三四点,他是不来开门的。开了门,也晃晃悠悠半天不见一个客人。2014年,李根却撞了进来,不是因为书,而是因为”调子”。他在长沙读大学,热爱广州,因为这里既是“第三世界首都、全国批发中心、隔皮箱都能丢钱包”又具有“永远欢迎你”的气质。他的梦想清单里有“做皮具”一项,来老大哥的地盘瞄几眼。
还没进去,他就看到了美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74年在新成立的那洛巴大学(Naropa University)草坪上穿着白袍子跳舞的海报,那是美国第一家得到学历承认的有佛教背景的大学。金斯堡的右边是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黑白相,柯本的遗言“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冲上他的心头,他几乎定在了原地。
再往下的橱窗里,摆着一双齐膝的Red Wing系带男靴,透着玻璃,他还看到了恐怖片大师、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道格码95宣言”的剪报,那是一个极端的誓言,提倡电影回归自然,摄像机必须手持、拒绝打光,不使用配乐。旁边是著名摇滚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掀裙子的台湾版海报。
李根在网上的笔名是“亚文化联盟”。他喜欢相对出位的cult片、B级片,红书店的草木都有那个味道,他挺着迷的。他提前在网上查过,以为书店三点半开门。但直到五点,陈涛才现身。
40岁出头的陈涛刚当爸爸,于是开始间歇地跳票既有的营业时间。红书店之于他,更是一个私人书房,尽管它曾是广州美院学生淘书、淘碟的胜地,设计公司预订罕见画册的希望所在,还在走廊里办过小型live。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很少有人在这里买正价书,但那种味道却保留到了现在,在“价值观越来越单一世界”里艰难地存在。
市场没了,味道没有丢失。李根的文章出街之后,很多年轻人慕名来到这里,偶尔会消费书籍,更多是被“调调”所吸引。互联网削弱了实体书店的空间,但坚硬的铁杆们,代际相传,没有打算放弃。
千元房租维系的文艺生活
让李根着迷的是陈涛聊天的方式。“他不是灌输鸡汤的,聊天其实挺负能量的一个人,但是在负能量里边,你能找到一个挺好的奔头”。陈涛给李根讲故事,李根把故事的精华在网络上写出来,将其定义为“从1999年到现在,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老板的头发也越来越少,但这里的棱角依旧锋利”的故事。
陈涛坐在书店入口处,一部黑色的台式电脑旁边。他的外形打扮会被一些人视为“经典”:骑着金属横梁的老单车,穿着蓝色背带牛仔裤,同色系衬衫,腰间挂着精致的黄铜挂件,棕色的贝雷帽,双耳的圆耳环在整体风格的映衬下,毫不夸张,反而显得顺从。陈涛是广州“古着”圈子中数得上的人物,李根最初知道他,也是看了他在最大同好社群“33oz论坛”上的视频。
从网络时代开始,“古着”服装生意开始成为补贴红书店营收的来源之一,当陈涛看到从书店拿到的批发价和京东、亚马逊差不多甚至更高时,他知道日子真的到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吭哧吭哧去北京扛书回来的场景,对方是电影出版社,外地没有代理,只给8.5折,运费自理。他累得要死,发现除非把价格定得比标签还高,否则等于赔本。
陈涛早早地怀念起旧时光。1999年,广州美院国画系毕业的他,要么去画院,要么当老师,进入编制序列;要么进设计公司,成为职业感极高的从业人员。对他而言,这是违背性格基本要素的,他不愿意动,不愿意朝九晚五,反正就是“难以也没有兴趣进入正常的轨道”。
那时,广州市面上还比较少有调性的书店,充满学术味道的博尔赫斯书店算是其一。陈涛和朋友非常即兴地看出来,这是一个有市场、又舒服的选择。背靠着美术学院的新安大厦,吃透了美术学院两三千的师生,也就够了。铺租、人工一解决,年轻的他认为自己是无敌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种冲动被他比喻为“没事去西藏旅游一下,不玩了走就完了”。但陈涛从此再没有下过高原,也从没想过启迪别人的人生。画册、视觉类书籍、CD、电影碟片是他的主力。在那个年代,美院附近的海珠区文化站还会放一些文艺电影,用LOP电镀碟片,大家拿着卡,十次一张,看过一次打一个孔。或者舍友们来回地借,有的人忘记还了,下一个想看的直接去找,看到碟片刮花为止。
“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导演,电影诗人)啊,阿兰雷奈(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这些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然后按图索骥一路看。”当时的美院只有一千来人,大学生是稀有品种,美院学生“大皮靴,松松垮垮的衣服,留着长头发”,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也差不多,哈哈。”
李根和一众80后、90后的来访者,都喜欢问陈涛一个问题,这个“红书店”是不是有什么致敬的味道,你们那个年代的“理想青年”是不是特牛啊。
“错了,错了,红书店是因为我搬进来的时候,上一个租户是卖珠宝的,他把架子搞成了红色”,加上那个年代还流行挂“格瓦拉”的像。陈涛不止一次地解释说,这些表面的东西,顶多算是波普,搞符号本身就是他们擅长的。
实际上,陈涛和新安大厦的物业管理、海珠区的工商局、文化局,并没有冲突,很多时候,他会刻意维持各种类型文化产品的配比,加上一直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大家相安无事。物业对他还颇为欣赏。他们一同经历过新安大厦在整个珠江以南数一数二的商场热度,到今天多少“被忽悠”的港商业主血本无归、收着房租聊胜于无;保安和店家保持着相视一笑、互相慰解的状态。 陈涛不是没有过高潮。2005年,“大声展”的咖喱秀部分在红书店举行。这个巡回于北上广深的艺术展,在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其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三个月的展期,一共吸引了累计12万人观展,是2005年中国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具体到落地,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现场演出,十来二十个人坐在台阶上松散地看着,陈涛担心音量方面控制不住,隔壁店铺会投诉,他曾紧张地想要不要申报。他当然没有举办文艺活动的资质,但居然也就这么办下来了。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没有人打扰,少有人围观。
2006年,摄影师肖全的《我们这一代》首版发行时,放了一部分到他这里寄卖,2015年连州摄影节前夕,肖全又过来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俩一起感慨红书店还在,彼此没变。
时间给了陈涛选择,开着店,他逐渐发现一些过去平常的东西,开始变得稀罕起来。这种稀罕,也将成为文艺生活主要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比如,让李根兴奋的左小祖咒那幅台湾版海报,由一位知名艺术家拍摄,今天炒到了千元的级别,当年45元没人买,今天他也不卖了。他提起如今被奉为“摇滚师”的左小祖咒时,脸上会浮起老歌迷才有的浅笑,“无非显得挺敏感、稍微走点那个意思,感觉屌屌的罢了”。
他还有一些黑胶藏品:Pink Floyd的《迷墙》,80元淘来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多元,当时觉得贵了,现在淘宝上搜都搜不到。有老板通过人来找,根本没问价格,他被这架势惊住了。小小的红书店总算有了一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修炼感觉。
陈涛36岁时,红书店不行了,他却收获了凡人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妻子,来红书店看展时认识的。“当时我没想说要泡我们书店的客人,完全就是因为谈得来,也是慢慢发现的”。
1400元的房租价格,多年没变。每当陈涛想要放弃书店的时刻,他都会想,要么多命题作文一下,画一幅国画卖了;要么多卖出一条“古着”藏品,也许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二去,17年过去了。
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他如果真像他讲的那么消极,也不至于把一个书店开了17年”,李根理解那个魂是什么,“他那个人就这样,是谦虚吧,说是不屑于传播鸡汤也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家庭也好,对红书店也好。我觉得能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红书店开业五年后,陈涛在斜对面开了家名为“2047”的古着店,店名来自电影《2046》,他和朋友反复折腾,一个人开了“2046”,一个人的店叫“2047”。后来,2046放弃了,2047活到现在。
陈涛特别迷恋二战前后美国制造的经典服饰,店内天花板上挂满牛仔衣,最古老的一件来自1950年代。“当时对商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们使用的年头是以十年计,甚至更长。”
古着的概念来自日本,因为那里曾被占领,留下大量美式物资,其中就包括牛仔服等。喜爱美式文化的日本青年,将这种服饰重新包装推广,点中了不少人对经典服装技巧的情感联系与回忆。现在的古着追求当年的工艺版型等记忆细节,2047店内就有一台专门改裤脚边的缝纫机,可以还原单线的表面底线和三股的锁链线。
“把衣服和年代背景发生关系的话,它是让你从点进入到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包括面料、织法、染色、工艺上的细节等等。”
外和内在陈涛这产生了交集,尽管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爱穿的人不太读书,爱读书的人不注意外表,不爱收拾,这是非常浅显的误读。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都是对细节、美好的着迷,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陈涛体会到了这种模式,这也是更多人憧憬的可能性。
常被人提及的“以物质养文化”就是这个意思,除去华人世界人尽皆知的“诚品书店”,广州城内亦有成功例子,比如“例外”服装的创始人毛继洪在广州太古汇开的方所书店,跟附近的LV、香奈儿、爱马仕,并不违和。书店卖卖外文书、精装书、精致偏贵的小玩意儿、咖啡、办办文化活动,年底还能盈利,看起来不错。
当然,这其中也有财团靠多种经营、文化名片吸引客流的考虑。陈涛对此则相当不以为然,类似的机会也曾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有大哥叫我去机场开店。机场书店很好做的。你要说那种营销书、成功学,我看得头都大了。我说哥你别玩我了,没这个能耐,你叫我在那里坐着干嘛呢?”
一个反问紧接着出现:可是,你现在这个模式跟方所也已经很像了,一边卖衣服一边卖书?
“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转型转型,转什么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无非就是我在书籍上更真诚一点点咯。他们也不是不真诚,但就像诚品方所一样,那么大一家书店,其实占公司营收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啊,对不对?“
陈涛看得太透,又有他的固执,“生意要做好做大必然是好事,但是还要考虑人工成本铺面租金。花精力在这上面我就特别头痛。干脆就不管了。”
但他也一直缺钱,特别是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金钱的无底洞。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进货、在朋友圈里做古着展示。他也想商业化,想人们来红书店的时候,总归喝一杯东西吧,然后坐着聊天。“做浪子有什么好呢,人生总是有规律的”,采访到一半,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来了,陈涛总算有了40岁男人的神态。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不错的了。最近,他见了一个美院的老同学,“比我还屌,比我还惨”,毕业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动,会做精致的木工,但也不卖,不找女朋友也不找工作,不进入主流圈子,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时代对抗,在现在的中国非常辛苦。
“在身边人都出国写书赚大钱的时候,他很难去找同龄人诉说。诉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老朋友早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以前一起吹牛、放炮的朋友们,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陈涛感慨,美院扩招了好几倍,但搬到了郊区那个叫“大学城”的地方,跟他早已没有关系,美院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他期待的不复杂。在日本、台湾、甚至香港,独立的文艺小店还有生存的空间,陈涛时不时会去那些地方看看。
“你看台湾那些书店啊,他们做得很好的。它是整个社会氛围。像日本的神保町旧书街,也是特别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很容易受到这种气氛的感召。但在国内还是很少人见到这一类东西,对吧?”陈涛笑着,继续哄孩子。
李根理解老大哥的话。他目前在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做APP,做内容,他欣赏的一个同行前辈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的:“什么不费力?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东西浅尝辄止的话,他不会获得更高的进步。顶多是大家吹水的时候能接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往深层次走的话,重的文章、重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李根如今也是古着打扮,“极度干燥”是那个领域的潮牌,他就穿着一件。
回去后,他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千字文章,觉得自己还没写完,先发给编辑看看,结果就上网了,反响非常好,许多人去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