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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开17年，有人觉得这是行为艺术，但时间又给了陈涛新的选择，让他发掘出文艺生活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
去年11月，24岁的长春小伙李根在Vice中文版上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的老哥哥陈涛带去了久违的关注。李根换工作的间隙、失落的时候，在陈涛的小书店里发呆、闲聊、“很舒服”。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红书店依然是广州最噪的书店》，陈涛就是红书店的主人，书店开了将近17年，现在一点不“噪”。它所在的广州市海珠区新安大厦，如今只有一半商户还在营业，走廊整体黑黢黢的，90年代风格的日光灯零星地闪光。最热的店铺，是大厦入口旁的7-11。
不到下午三四点，他是不来开门的。开了门，也晃晃悠悠半天不见一个客人。2014年，李根却撞了进来，不是因为书，而是因为”调子”。他在长沙读大学，热爱广州，因为这里既是“第三世界首都、全国批发中心、隔皮箱都能丢钱包”又具有“永远欢迎你”的气质。他的梦想清单里有“做皮具”一项，来老大哥的地盘瞄几眼。
还没进去，他就看到了美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74年在新成立的那洛巴大学（Naropa University）草坪上穿着白袍子跳舞的海报，那是美国第一家得到学历承认的有佛教背景的大学。金斯堡的右边是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黑白相，柯本的遗言“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冲上他的心头，他几乎定在了原地。
再往下的橱窗里，摆着一双齐膝的Red Wing系带男靴，透着玻璃，他还看到了恐怖片大师、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道格码95宣言”的剪报，那是一个极端的誓言，提倡电影回归自然，摄像机必须手持、拒绝打光，不使用配乐。旁边是著名摇滚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掀裙子的台湾版海报。
李根在网上的笔名是“亚文化联盟”。他喜欢相对出位的cult片、B级片，红书店的草木都有那个味道，他挺着迷的。他提前在网上查过，以为书店三点半开门。但直到五点，陈涛才现身。
40岁出头的陈涛刚当爸爸，于是开始间歇地跳票既有的营业时间。红书店之于他，更是一个私人书房，尽管它曾是广州美院学生淘书、淘碟的胜地，设计公司预订罕见画册的希望所在，还在走廊里办过小型live。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很少有人在这里买正价书，但那种味道却保留到了现在，在“价值观越来越单一世界”里艰难地存在。
市场没了，味道没有丢失。李根的文章出街之后，很多年轻人慕名来到这里，偶尔会消费书籍，更多是被“调调”所吸引。互联网削弱了实体书店的空间，但坚硬的铁杆们，代际相传，没有打算放弃。
千元房租维系的文艺生活
让李根着迷的是陈涛聊天的方式。“他不是灌输鸡汤的，聊天其实挺负能量的一个人，但是在负能量里边，你能找到一个挺好的奔头”。陈涛给李根讲故事，李根把故事的精华在网络上写出来，将其定义为“从1999年到现在，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老板的头发也越来越少，但这里的棱角依旧锋利”的故事。
陈涛坐在书店入口处，一部黑色的台式电脑旁边。他的外形打扮会被一些人视为“经典”：骑着金属横梁的老单车，穿着蓝色背带牛仔裤，同色系衬衫，腰间挂着精致的黄铜挂件，棕色的贝雷帽，双耳的圆耳环在整体风格的映衬下，毫不夸张，反而显得顺从。陈涛是广州“古着”圈子中数得上的人物，李根最初知道他，也是看了他在最大同好社群“33oz论坛”上的视频。
从网络时代开始，“古着”服装生意开始成为补贴红书店营收的来源之一，当陈涛看到从书店拿到的批发价和京东、亚马逊差不多甚至更高时，他知道日子真的到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吭哧吭哧去北京扛书回来的场景，对方是电影出版社，外地没有代理，只给8.5折，运费自理。他累得要死，发现除非把价格定得比标签还高，否则等于赔本。
陈涛早早地怀念起旧时光。1999年，广州美院国画系毕业的他，要么去画院，要么当老师，进入编制序列；要么进设计公司，成为职业感极高的从业人员。对他而言，这是违背性格基本要素的，他不愿意动，不愿意朝九晚五，反正就是“难以也没有兴趣进入正常的轨道”。
那时，广州市面上还比较少有调性的书店，充满学术味道的博尔赫斯书店算是其一。陈涛和朋友非常即兴地看出来，这是一个有市场、又舒服的选择。背靠着美术学院的新安大厦，吃透了美术学院两三千的师生，也就够了。铺租、人工一解决，年轻的他认为自己是无敌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种冲动被他比喻为“没事去西藏旅游一下，不玩了走就完了”。但陈涛从此再没有下过高原，也从没想过启迪别人的人生。画册、视觉类书籍、CD、电影碟片是他的主力。在那个年代，美院附近的海珠区文化站还会放一些文艺电影，用LOP电镀碟片，大家拿着卡，十次一张，看过一次打一个孔。或者舍友们来回地借，有的人忘记还了，下一个想看的直接去找，看到碟片刮花为止。
“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导演，电影诗人）啊，阿兰雷奈（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这些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然后按图索骥一路看。”当时的美院只有一千来人，大学生是稀有品种，美院学生“大皮靴，松松垮垮的衣服，留着长头发”，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也差不多，哈哈。”
李根和一众80后、90后的来访者，都喜欢问陈涛一个问题，这个“红书店”是不是有什么致敬的味道，你们那个年代的“理想青年”是不是特牛啊。
“错了，错了，红书店是因为我搬进来的时候，上一个租户是卖珠宝的，他把架子搞成了红色”，加上那个年代还流行挂“格瓦拉”的像。陈涛不止一次地解释说，这些表面的东西，顶多算是波普，搞符号本身就是他们擅长的。
实际上，陈涛和新安大厦的物业管理、海珠区的工商局、文化局，并没有冲突，很多时候，他会刻意维持各种类型文化产品的配比，加上一直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大家相安无事。物业对他还颇为欣赏。他们一同经历过新安大厦在整个珠江以南数一数二的商场热度，到今天多少“被忽悠”的港商业主血本无归、收着房租聊胜于无；保安和店家保持着相视一笑、互相慰解的状态。 陈涛不是没有过高潮。2005年，“大声展”的咖喱秀部分在红书店举行。这个巡回于北上广深的艺术展，在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其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三个月的展期，一共吸引了累计12万人观展，是2005年中国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具体到落地，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现场演出，十来二十个人坐在台阶上松散地看着，陈涛担心音量方面控制不住，隔壁店铺会投诉，他曾紧张地想要不要申报。他当然没有举办文艺活动的资质，但居然也就这么办下来了。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没有人打扰，少有人围观。
2006年，摄影师肖全的《我们这一代》首版发行时，放了一部分到他这里寄卖，2015年连州摄影节前夕，肖全又过来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俩一起感慨红书店还在，彼此没变。
时间给了陈涛选择，开着店，他逐渐发现一些过去平常的东西，开始变得稀罕起来。这种稀罕，也将成为文艺生活主要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比如，让李根兴奋的左小祖咒那幅台湾版海报，由一位知名艺术家拍摄，今天炒到了千元的级别，当年45元没人买，今天他也不卖了。他提起如今被奉为“摇滚师”的左小祖咒时，脸上会浮起老歌迷才有的浅笑，“无非显得挺敏感、稍微走点那个意思，感觉屌屌的罢了”。
他还有一些黑胶藏品：Pink Floyd的《迷墙》，80元淘来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多元，当时觉得贵了，现在淘宝上搜都搜不到。有老板通过人来找，根本没问价格，他被这架势惊住了。小小的红书店总算有了一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修炼感觉。
陈涛36岁时，红书店不行了，他却收获了凡人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妻子，来红书店看展时认识的。“当时我没想说要泡我们书店的客人，完全就是因为谈得来，也是慢慢发现的”。
1400元的房租价格，多年没变。每当陈涛想要放弃书店的时刻，他都会想，要么多命题作文一下，画一幅国画卖了；要么多卖出一条“古着”藏品，也许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二去，17年过去了。
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他如果真像他讲的那么消极，也不至于把一个书店开了17年”，李根理解那个魂是什么，“他那个人就这样，是谦虚吧，说是不屑于传播鸡汤也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家庭也好，对红书店也好。我觉得能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红书店开业五年后，陈涛在斜对面开了家名为“2047”的古着店，店名来自电影《2046》，他和朋友反复折腾，一个人开了“2046”，一个人的店叫“2047”。后来，2046放弃了，2047活到现在。
陈涛特别迷恋二战前后美国制造的经典服饰，店内天花板上挂满牛仔衣，最古老的一件来自1950年代。“当时对商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们使用的年头是以十年计，甚至更长。”
古着的概念来自日本，因为那里曾被占领，留下大量美式物资，其中就包括牛仔服等。喜爱美式文化的日本青年，将这种服饰重新包装推广，点中了不少人对经典服装技巧的情感联系与回忆。现在的古着追求当年的工艺版型等记忆细节，2047店内就有一台专门改裤脚边的缝纫机，可以还原单线的表面底线和三股的锁链线。
“把衣服和年代背景发生关系的话，它是让你从点进入到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包括面料、织法、染色、工艺上的细节等等。”
外和内在陈涛这产生了交集，尽管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爱穿的人不太读书，爱读书的人不注意外表，不爱收拾，这是非常浅显的误读。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都是对细节、美好的着迷，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陈涛体会到了这种模式，这也是更多人憧憬的可能性。
常被人提及的“以物质养文化”就是这个意思，除去华人世界人尽皆知的“诚品书店”，广州城内亦有成功例子，比如“例外”服装的创始人毛继洪在广州太古汇开的方所书店，跟附近的LV、香奈儿、爱马仕，并不违和。书店卖卖外文书、精装书、精致偏贵的小玩意儿、咖啡、办办文化活动，年底还能盈利，看起来不错。
当然，这其中也有财团靠多种经营、文化名片吸引客流的考虑。陈涛对此则相当不以为然，类似的机会也曾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有大哥叫我去机场开店。机场书店很好做的。你要说那种营销书、成功学，我看得头都大了。我说哥你别玩我了，没这个能耐，你叫我在那里坐着干嘛呢？”
一个反问紧接着出现：可是，你现在这个模式跟方所也已经很像了，一边卖衣服一边卖书？
“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转型转型，转什么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无非就是我在书籍上更真诚一点点咯。他们也不是不真诚，但就像诚品方所一样，那么大一家书店，其实占公司营收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啊，对不对？“
陈涛看得太透，又有他的固执，“生意要做好做大必然是好事，但是还要考虑人工成本铺面租金。花精力在这上面我就特别头痛。干脆就不管了。”
但他也一直缺钱，特别是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金钱的无底洞。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进货、在朋友圈里做古着展示。他也想商业化，想人们来红书店的时候，总归喝一杯东西吧，然后坐着聊天。“做浪子有什么好呢，人生总是有规律的”，采访到一半，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来了，陈涛总算有了40岁男人的神态。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不错的了。最近，他见了一个美院的老同学，“比我还屌，比我还惨”，毕业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动，会做精致的木工，但也不卖，不找女朋友也不找工作，不进入主流圈子，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时代对抗，在现在的中国非常辛苦。
“在身边人都出国写书赚大钱的时候，他很难去找同龄人诉说。诉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老朋友早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以前一起吹牛、放炮的朋友们，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陈涛感慨，美院扩招了好几倍，但搬到了郊区那个叫“大学城”的地方，跟他早已没有关系，美院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他期待的不复杂。在日本、台湾、甚至香港，独立的文艺小店还有生存的空间，陈涛时不时会去那些地方看看。
“你看台湾那些书店啊，他们做得很好的。它是整个社会氛围。像日本的神保町旧书街，也是特别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很容易受到这种气氛的感召。但在国内还是很少人见到这一类东西，对吧？”陈涛笑着，继续哄孩子。
李根理解老大哥的话。他目前在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做APP，做内容，他欣赏的一个同行前辈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的：“什么不费力？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东西浅尝辄止的话，他不会获得更高的进步。顶多是大家吹水的时候能接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往深层次走的话，重的文章、重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李根如今也是古着打扮，“极度干燥”是那个领域的潮牌，他就穿着一件。
回去后，他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千字文章，觉得自己还没写完，先发给编辑看看，结果就上网了，反响非常好，许多人去拜读。
去年11月，24岁的长春小伙李根在Vice中文版上写了一篇文章，给他的老哥哥陈涛带去了久违的关注。李根换工作的间隙、失落的时候，在陈涛的小书店里发呆、闲聊、“很舒服”。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红书店依然是广州最噪的书店》，陈涛就是红书店的主人，书店开了将近17年，现在一点不“噪”。它所在的广州市海珠区新安大厦，如今只有一半商户还在营业，走廊整体黑黢黢的，90年代风格的日光灯零星地闪光。最热的店铺，是大厦入口旁的7-11。
不到下午三四点，他是不来开门的。开了门，也晃晃悠悠半天不见一个客人。2014年，李根却撞了进来，不是因为书，而是因为”调子”。他在长沙读大学，热爱广州，因为这里既是“第三世界首都、全国批发中心、隔皮箱都能丢钱包”又具有“永远欢迎你”的气质。他的梦想清单里有“做皮具”一项，来老大哥的地盘瞄几眼。
还没进去，他就看到了美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74年在新成立的那洛巴大学（Naropa University）草坪上穿着白袍子跳舞的海报，那是美国第一家得到学历承认的有佛教背景的大学。金斯堡的右边是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黑白相，柯本的遗言“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fade away）”冲上他的心头，他几乎定在了原地。
再往下的橱窗里，摆着一双齐膝的Red Wing系带男靴，透着玻璃，他还看到了恐怖片大师、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的“道格码95宣言”的剪报，那是一个极端的誓言，提倡电影回归自然，摄像机必须手持、拒绝打光，不使用配乐。旁边是著名摇滚专辑《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掀裙子的台湾版海报。
李根在网上的笔名是“亚文化联盟”。他喜欢相对出位的cult片、B级片，红书店的草木都有那个味道，他挺着迷的。他提前在网上查过，以为书店三点半开门。但直到五点，陈涛才现身。
40岁出头的陈涛刚当爸爸，于是开始间歇地跳票既有的营业时间。红书店之于他，更是一个私人书房，尽管它曾是广州美院学生淘书、淘碟的胜地，设计公司预订罕见画册的希望所在，还在走廊里办过小型live。
一切都过去了，如今很少有人在这里买正价书，但那种味道却保留到了现在，在“价值观越来越单一世界”里艰难地存在。
市场没了，味道没有丢失。李根的文章出街之后，很多年轻人慕名来到这里，偶尔会消费书籍，更多是被“调调”所吸引。互联网削弱了实体书店的空间，但坚硬的铁杆们，代际相传，没有打算放弃。
千元房租维系的文艺生活
让李根着迷的是陈涛聊天的方式。“他不是灌输鸡汤的，聊天其实挺负能量的一个人，但是在负能量里边，你能找到一个挺好的奔头”。陈涛给李根讲故事，李根把故事的精华在网络上写出来，将其定义为“从1999年到现在，书架上的灰尘越积越厚，老板的头发也越来越少，但这里的棱角依旧锋利”的故事。
陈涛坐在书店入口处，一部黑色的台式电脑旁边。他的外形打扮会被一些人视为“经典”：骑着金属横梁的老单车，穿着蓝色背带牛仔裤，同色系衬衫，腰间挂着精致的黄铜挂件，棕色的贝雷帽，双耳的圆耳环在整体风格的映衬下，毫不夸张，反而显得顺从。陈涛是广州“古着”圈子中数得上的人物，李根最初知道他，也是看了他在最大同好社群“33oz论坛”上的视频。
从网络时代开始，“古着”服装生意开始成为补贴红书店营收的来源之一，当陈涛看到从书店拿到的批发价和京东、亚马逊差不多甚至更高时，他知道日子真的到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吭哧吭哧去北京扛书回来的场景，对方是电影出版社，外地没有代理，只给8.5折，运费自理。他累得要死，发现除非把价格定得比标签还高，否则等于赔本。
陈涛早早地怀念起旧时光。1999年，广州美院国画系毕业的他，要么去画院，要么当老师，进入编制序列；要么进设计公司，成为职业感极高的从业人员。对他而言，这是违背性格基本要素的，他不愿意动，不愿意朝九晚五，反正就是“难以也没有兴趣进入正常的轨道”。
那时，广州市面上还比较少有调性的书店，充满学术味道的博尔赫斯书店算是其一。陈涛和朋友非常即兴地看出来，这是一个有市场、又舒服的选择。背靠着美术学院的新安大厦，吃透了美术学院两三千的师生，也就够了。铺租、人工一解决，年轻的他认为自己是无敌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这种冲动被他比喻为“没事去西藏旅游一下，不玩了走就完了”。但陈涛从此再没有下过高原，也从没想过启迪别人的人生。画册、视觉类书籍、CD、电影碟片是他的主力。在那个年代，美院附近的海珠区文化站还会放一些文艺电影，用LOP电镀碟片，大家拿着卡，十次一张，看过一次打一个孔。或者舍友们来回地借，有的人忘记还了，下一个想看的直接去找，看到碟片刮花为止。
“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看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导演，电影诗人）啊，阿兰雷奈（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这些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然后按图索骥一路看。”当时的美院只有一千来人，大学生是稀有品种，美院学生“大皮靴，松松垮垮的衣服，留着长头发”，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也差不多，哈哈。”
李根和一众80后、90后的来访者，都喜欢问陈涛一个问题，这个“红书店”是不是有什么致敬的味道，你们那个年代的“理想青年”是不是特牛啊。
“错了，错了，红书店是因为我搬进来的时候，上一个租户是卖珠宝的，他把架子搞成了红色”，加上那个年代还流行挂“格瓦拉”的像。陈涛不止一次地解释说，这些表面的东西，顶多算是波普，搞符号本身就是他们擅长的。
实际上，陈涛和新安大厦的物业管理、海珠区的工商局、文化局，并没有冲突，很多时候，他会刻意维持各种类型文化产品的配比，加上一直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大家相安无事。物业对他还颇为欣赏。他们一同经历过新安大厦在整个珠江以南数一数二的商场热度，到今天多少“被忽悠”的港商业主血本无归、收着房租聊胜于无；保安和店家保持着相视一笑、互相慰解的状态。 陈涛不是没有过高潮。2005年，“大声展”的咖喱秀部分在红书店举行。这个巡回于北上广深的艺术展，在当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展，其中一半是中国大陆的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三个月的展期，一共吸引了累计12万人观展，是2005年中国最成功的展览之一。
具体到落地，有一个小型乐队在现场演出，十来二十个人坐在台阶上松散地看着，陈涛担心音量方面控制不住，隔壁店铺会投诉，他曾紧张地想要不要申报。他当然没有举办文艺活动的资质，但居然也就这么办下来了。周围的人走来走去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没有人打扰，少有人围观。
2006年，摄影师肖全的《我们这一代》首版发行时，放了一部分到他这里寄卖，2015年连州摄影节前夕，肖全又过来了，时隔这么多年，他俩一起感慨红书店还在，彼此没变。
时间给了陈涛选择，开着店，他逐渐发现一些过去平常的东西，开始变得稀罕起来。这种稀罕，也将成为文艺生活主要的发展途径和谋生之道。比如，让李根兴奋的左小祖咒那幅台湾版海报，由一位知名艺术家拍摄，今天炒到了千元的级别，当年45元没人买，今天他也不卖了。他提起如今被奉为“摇滚师”的左小祖咒时，脸上会浮起老歌迷才有的浅笑，“无非显得挺敏感、稍微走点那个意思，感觉屌屌的罢了”。
他还有一些黑胶藏品：Pink Floyd的《迷墙》，80元淘来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多元，当时觉得贵了，现在淘宝上搜都搜不到。有老板通过人来找，根本没问价格，他被这架势惊住了。小小的红书店总算有了一种“洞中三日，世上千年”的修炼感觉。
陈涛36岁时，红书店不行了，他却收获了凡人轨迹中最重要的人物：妻子，来红书店看展时认识的。“当时我没想说要泡我们书店的客人，完全就是因为谈得来，也是慢慢发现的”。
1400元的房租价格，多年没变。每当陈涛想要放弃书店的时刻，他都会想，要么多命题作文一下，画一幅国画卖了；要么多卖出一条“古着”藏品，也许就回来了。这么一来二去，17年过去了。
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他如果真像他讲的那么消极，也不至于把一个书店开了17年”，李根理解那个魂是什么，“他那个人就这样，是谦虚吧，说是不屑于传播鸡汤也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性格。你跟他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对家庭也好，对红书店也好。我觉得能把一个不赚钱的小书店坚持到现在，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了”。
红书店开业五年后，陈涛在斜对面开了家名为“2047”的古着店，店名来自电影《2046》，他和朋友反复折腾，一个人开了“2046”，一个人的店叫“2047”。后来，2046放弃了，2047活到现在。
陈涛特别迷恋二战前后美国制造的经典服饰，店内天花板上挂满牛仔衣，最古老的一件来自1950年代。“当时对商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它们使用的年头是以十年计，甚至更长。”
古着的概念来自日本，因为那里曾被占领，留下大量美式物资，其中就包括牛仔服等。喜爱美式文化的日本青年，将这种服饰重新包装推广，点中了不少人对经典服装技巧的情感联系与回忆。现在的古着追求当年的工艺版型等记忆细节，2047店内就有一台专门改裤脚边的缝纫机，可以还原单线的表面底线和三股的锁链线。
“把衣服和年代背景发生关系的话，它是让你从点进入到面的。很多细节都是和时代息息相关的。包括面料、织法、染色、工艺上的细节等等。”
外和内在陈涛这产生了交集，尽管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爱穿的人不太读书，爱读书的人不注意外表，不爱收拾，这是非常浅显的误读。一个向内，一个向外，都是对细节、美好的着迷，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陈涛体会到了这种模式，这也是更多人憧憬的可能性。
常被人提及的“以物质养文化”就是这个意思，除去华人世界人尽皆知的“诚品书店”，广州城内亦有成功例子，比如“例外”服装的创始人毛继洪在广州太古汇开的方所书店，跟附近的LV、香奈儿、爱马仕，并不违和。书店卖卖外文书、精装书、精致偏贵的小玩意儿、咖啡、办办文化活动，年底还能盈利，看起来不错。
当然，这其中也有财团靠多种经营、文化名片吸引客流的考虑。陈涛对此则相当不以为然，类似的机会也曾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有大哥叫我去机场开店。机场书店很好做的。你要说那种营销书、成功学，我看得头都大了。我说哥你别玩我了，没这个能耐，你叫我在那里坐着干嘛呢？”
一个反问紧接着出现：可是，你现在这个模式跟方所也已经很像了，一边卖衣服一边卖书？
“其实说到底啊，你说转型转型，转什么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无非就是我在书籍上更真诚一点点咯。他们也不是不真诚，但就像诚品方所一样，那么大一家书店，其实占公司营收百分之三十都不到啊，对不对？“
陈涛看得太透，又有他的固执，“生意要做好做大必然是好事，但是还要考虑人工成本铺面租金。花精力在这上面我就特别头痛。干脆就不管了。”
但他也一直缺钱，特别是孩子出生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金钱的无底洞。他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进货、在朋友圈里做古着展示。他也想商业化，想人们来红书店的时候，总归喝一杯东西吧，然后坐着聊天。“做浪子有什么好呢，人生总是有规律的”，采访到一半，他的妻子抱着孩子来了，陈涛总算有了40岁男人的神态。
他觉得自己已经算不错的了。最近，他见了一个美院的老同学，“比我还屌，比我还惨”，毕业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动，会做精致的木工，但也不卖，不找女朋友也不找工作，不进入主流圈子，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时代对抗，在现在的中国非常辛苦。
“在身边人都出国写书赚大钱的时候，他很难去找同龄人诉说。诉说什么呢？每个人的变化如此之大，老朋友早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以前一起吹牛、放炮的朋友们，都变了，时代也变了。
陈涛感慨，美院扩招了好几倍，但搬到了郊区那个叫“大学城”的地方，跟他早已没有关系，美院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他期待的不复杂。在日本、台湾、甚至香港，独立的文艺小店还有生存的空间，陈涛时不时会去那些地方看看。
“你看台湾那些书店啊，他们做得很好的。它是整个社会氛围。像日本的神保町旧书街，也是特别的，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很容易受到这种气氛的感召。但在国内还是很少人见到这一类东西，对吧？”陈涛笑着，继续哄孩子。
李根理解老大哥的话。他目前在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做APP，做内容，他欣赏的一个同行前辈的签名档是这样写的：“什么不费力？唯有愚昧毫不费力”。
“当所有人都对一个东西浅尝辄止的话，他不会获得更高的进步。顶多是大家吹水的时候能接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往深层次走的话，重的文章、重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李根如今也是古着打扮，“极度干燥”是那个领域的潮牌，他就穿着一件。
回去后，他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千字文章，觉得自己还没写完，先发给编辑看看，结果就上网了，反响非常好，许多人去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