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所深深酷爱的床头书。正是这些床头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一代人的人文气质和价值取向。杜小真在《西西弗的神话》译后记中曾谈及一个法国朋友在她十八岁的时候把《西西弗的神话》当作床头书，加缪成为战后成长起来的她所隶属的那一代人的精神导师。或许加缪在有生之年无法预料到，他的另一本散文集《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在问世的三十年后，成为我，一个酷爱加缪的中国读者的床头书。
这部散文集分两部分：《反与正》与《反叛者》。当《反与正》发表的时候，加缪只有二十二岁。同这个复杂的世界比起来，这个年龄确乎太年轻了。然而却正是这一部分最令我感动。它差不多都是伴随着加缪弱冠之年一次足迹遍布欧美大陆的游历所触发的孤独的随想。旅行的魅力在于虽然亲历的一切都不是久驻的，一次告别紧随着另一次告别，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和颖悟。正是旅行照亮了初涉世界的加缪，“在他与诸物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失调。世界的音乐比较容易地进入这颗不那么坚实的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加缪的人生哲学是如何在他的青年时期的大脑中萌芽的。
我更感兴趣的还在于一颗年轻而孤独的灵魂在漂泊生涯中的启悟历程：他那纤细而敏锐的感觉如何在接纳着这个世界；“旅行构成的生动而又感人的景色”如何化为他心灵的内在背景；一道微光，一首安达卢西亚歌曲，一群鸽子翅膀干涩的扑打声，如何使他心中充满模糊而又不安的欢乐。
我在旧金山修道院的小井中看到鸽群的飞翔，我因此忘记了自己的干渴。我又感到干渴的时刻总会来临。
青年加缪体现出的是一种既敏感又沉潜的性格，这使他在旅行中把一切都试图体验到心理层次。于是，即使游阅繁华的都市，他也要透过喧嚣的外表力图看到它的内质，捕捉到一个城市深处的忧郁与落寞，渴望与焦灼，所到之处都由于这种心理意向而泛上一种人格化色调。而这种意向也往往给他带来更为沉重的心理负荷，长久占据他心理的，便是这种内在的沉潜的情绪。在意大利，他感到“这块土地是为我的灵魂而生的”，而布拉格，则“把我带回到自己的内心之中，并让我面对我隐秘的焦虑”。
我是在黎明时分跨越西里西亚平原的。一群黑压压的飞鸟在雾气浓重的早晨从粘滞的大地上空飞过。我还喜欢温柔而又深沉的摩拉维亚，喜欢它无垠的原野，道路两旁是挂满酸果的李子树。但在心灵深处，我保留着对那些长久观看深不见底的地沟的人们的震惊。我到过维也纳，逗留了一星期。我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
这种“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的感觉伴随着加缪的整个旅程。这是一次心灵的自我囚禁与自我放逐之旅。它是以自我观照的方式具现的。旅行的阅历只在于它使加缪一步步更深地走入自己的内心。与这个世界的深深的失调的感受构成了《反与正》的贯穿情绪，这是一种对世界的冷漠与激情相互交织消长的矛盾情绪。加缪在拒斥这个陌生的世界的同时又深爱着这个世界。而这一切心态都构成了加缪此后的人生哲学的感性背景。我们可以在《反叛者》对苦难与阳光的辩证中清晰地看到他青年时期的充满启悟的游历所刻下的深深的印记。
加缪认为，人类的命运正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永远无法达到生存的本真的意义。但加缪并未到此止步。在荒谬与苦难的范畴之外，他引入了阳光。“阳光”，这一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经典文本无数次赞美歌吟过的意象，从未有像在加缪这里更令人感动。在加缪的人生哲学中，“阳光”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甚至它也并不象征着人世间的温暖这一伦理属性，而具有了一种存在论的意义。苦难与阳光，正是这个世界鲜明对峙的两个正面与反面的范畴。我们大都会断然地选择阳光。这似乎并不需要犹疑。然而令人怅惘的是，加缪却拒绝选择。或许在他看来，苦难与阳光绝不是截然被划分在此岸与彼岸的两个绝不相容的世界。“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这里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阳光以苦难为底色才更有力度，更弥足珍贵，而且在于，阳光和爱在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人生的苦难与绝望的根基上，正像尤瑟纳尔理解“不幸”一样：世间万物的美，“有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这确乎是一种热爱苦难和不幸的哲学，我们会联想到格·格林《问题的核心》中的主人公斯考比的内心倾述：“我爱失败，我不爱成功，连上帝也是个失败啊”，或者联想到茨维塔耶娃那段著名的独白：“我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我曾长久地困惑于这种酷爱失败，酷爱决裂的心理。当我一遍遍地翻开加缪这本小册子，我隐约感到我理解了。在这种对于苦难和不幸的挚爱之中，蕴含着对生活和世界更深切的眷恋和更丰富的领悟。也许，苦难是通向阳光的唯一一条道路。
苦难与阳光固然是以对峙的形态出现在加缪的视域中，但却不是两个对等的范畴。在加缪眼里，洒满阳光的世界是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通过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修改而创造出来的。“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但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福克纳《阿尔贝·加缪》)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痛苦，若愿意的话，能够持续直至死亡。”但这不意味着把苦难神圣化，加缪不是以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虐式的心态来对待苦难。毕竟我们都不是为了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的幻像恰恰在于，它的存在似乎使人的生存变得更为厚重，使生命变得更富于价值，但玩味苦难的人往往是那些尚未真正经历生之创痛的人。这总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而加缪说：
由于缺少永不厌倦的幸福，一种长期的痛苦至少会造成一种命运。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将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欲望将宣告一切已结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或许正是沿着这一起点开始思索并且比加缪走的更远：“悲剧只是一种接受人类痛苦的方法，它包涵这种痛苦，因而也就证明这种痛苦是必要的，明智的，纯净的。否认上述这种方法并寻求不屈从于(再也没有什么比悲剧更诱惑人)这一方法的技巧，在今天是一项必要的任务。”对痛苦与悲剧的崇拜与迷恋终于在罗兰·巴特那里得到了更彻底的消解。
对海明威的长久喜爱给我造成了一种幻像，即苦难是使人更趋成熟和坚强的必由之路。讲求“压力下的风度”并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的海明威曾说：“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这固然能够给予人们以战胜挫折的信心和勇气，但更多的情形却正相反：人们往往对挫折和苦难的忍受是有限度的，“人不能长久地忍受痛苦”。而在本质上这不是一个对苦难能忍受多少或多久的问题，当苦难并不是作为使人生臻于成熟的境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在这种生之沉重的压迫下丧失掉抗争的力量。苦难在加缪这里，并非阶段性的，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有现象，它不是指向一条征服与光明的坦途，而恰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而人们在面对这种终生承载的近于原罪一般的痛苦的时候，人的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会呈露无遗。
很多毕生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状况的先知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天性一般的脆弱，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里尔克，无论是茨维塔耶娃还是加缪，都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具有更多的关注，他们常常想到爱，希望和怜悯，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孱弱的本性，它们需要的是人类悉心地呵护，它们往往无力抵御些微的冷漠与苛待，更不用说蹂躏与强暴。爱伦堡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一文中说：“或许，许许多多的作家的悲惨命运恰恰从心灵的坦率，从脆弱中可以得到说明。”
这部散文集分两部分：《反与正》与《反叛者》。当《反与正》发表的时候，加缪只有二十二岁。同这个复杂的世界比起来，这个年龄确乎太年轻了。然而却正是这一部分最令我感动。它差不多都是伴随着加缪弱冠之年一次足迹遍布欧美大陆的游历所触发的孤独的随想。旅行的魅力在于虽然亲历的一切都不是久驻的，一次告别紧随着另一次告别，但它却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和颖悟。正是旅行照亮了初涉世界的加缪，“在他与诸物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失调。世界的音乐比较容易地进入这颗不那么坚实的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加缪的人生哲学是如何在他的青年时期的大脑中萌芽的。
我更感兴趣的还在于一颗年轻而孤独的灵魂在漂泊生涯中的启悟历程：他那纤细而敏锐的感觉如何在接纳着这个世界；“旅行构成的生动而又感人的景色”如何化为他心灵的内在背景；一道微光，一首安达卢西亚歌曲，一群鸽子翅膀干涩的扑打声，如何使他心中充满模糊而又不安的欢乐。
我在旧金山修道院的小井中看到鸽群的飞翔，我因此忘记了自己的干渴。我又感到干渴的时刻总会来临。
青年加缪体现出的是一种既敏感又沉潜的性格，这使他在旅行中把一切都试图体验到心理层次。于是，即使游阅繁华的都市，他也要透过喧嚣的外表力图看到它的内质，捕捉到一个城市深处的忧郁与落寞，渴望与焦灼，所到之处都由于这种心理意向而泛上一种人格化色调。而这种意向也往往给他带来更为沉重的心理负荷，长久占据他心理的，便是这种内在的沉潜的情绪。在意大利，他感到“这块土地是为我的灵魂而生的”，而布拉格，则“把我带回到自己的内心之中，并让我面对我隐秘的焦虑”。
我是在黎明时分跨越西里西亚平原的。一群黑压压的飞鸟在雾气浓重的早晨从粘滞的大地上空飞过。我还喜欢温柔而又深沉的摩拉维亚，喜欢它无垠的原野，道路两旁是挂满酸果的李子树。但在心灵深处，我保留着对那些长久观看深不见底的地沟的人们的震惊。我到过维也纳，逗留了一星期。我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
这种“永远是我自己的囚犯”的感觉伴随着加缪的整个旅程。这是一次心灵的自我囚禁与自我放逐之旅。它是以自我观照的方式具现的。旅行的阅历只在于它使加缪一步步更深地走入自己的内心。与这个世界的深深的失调的感受构成了《反与正》的贯穿情绪，这是一种对世界的冷漠与激情相互交织消长的矛盾情绪。加缪在拒斥这个陌生的世界的同时又深爱着这个世界。而这一切心态都构成了加缪此后的人生哲学的感性背景。我们可以在《反叛者》对苦难与阳光的辩证中清晰地看到他青年时期的充满启悟的游历所刻下的深深的印记。
加缪认为，人类的命运正像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永远无法达到生存的本真的意义。但加缪并未到此止步。在荒谬与苦难的范畴之外，他引入了阳光。“阳光”，这一被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经典文本无数次赞美歌吟过的意象，从未有像在加缪这里更令人感动。在加缪的人生哲学中，“阳光”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甚至它也并不象征着人世间的温暖这一伦理属性，而具有了一种存在论的意义。苦难与阳光，正是这个世界鲜明对峙的两个正面与反面的范畴。我们大都会断然地选择阳光。这似乎并不需要犹疑。然而令人怅惘的是，加缪却拒绝选择。或许在他看来，苦难与阳光绝不是截然被划分在此岸与彼岸的两个绝不相容的世界。“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这里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阳光以苦难为底色才更有力度，更弥足珍贵，而且在于，阳光和爱在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人生的苦难与绝望的根基上，正像尤瑟纳尔理解“不幸”一样：世间万物的美，“有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这确乎是一种热爱苦难和不幸的哲学，我们会联想到格·格林《问题的核心》中的主人公斯考比的内心倾述：“我爱失败，我不爱成功，连上帝也是个失败啊”，或者联想到茨维塔耶娃那段著名的独白：“我生活中的一切我都喜爱，并且是以永别而不是相会，是以决裂而不是结合来爱的。”我曾长久地困惑于这种酷爱失败，酷爱决裂的心理。当我一遍遍地翻开加缪这本小册子，我隐约感到我理解了。在这种对于苦难和不幸的挚爱之中，蕴含着对生活和世界更深切的眷恋和更丰富的领悟。也许，苦难是通向阳光的唯一一条道路。
苦难与阳光固然是以对峙的形态出现在加缪的视域中，但却不是两个对等的范畴。在加缪眼里，洒满阳光的世界是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通过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修改而创造出来的。“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但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福克纳《阿尔贝·加缪》)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痛苦，若愿意的话，能够持续直至死亡。”但这不意味着把苦难神圣化，加缪不是以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虐式的心态来对待苦难。毕竟我们都不是为了苦难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痛苦”的幻像恰恰在于，它的存在似乎使人的生存变得更为厚重，使生命变得更富于价值，但玩味苦难的人往往是那些尚未真正经历生之创痛的人。这总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而加缪说：
由于缺少永不厌倦的幸福，一种长期的痛苦至少会造成一种命运。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将结束。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的欲望将宣告一切已结束，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或许正是沿着这一起点开始思索并且比加缪走的更远：“悲剧只是一种接受人类痛苦的方法，它包涵这种痛苦，因而也就证明这种痛苦是必要的，明智的，纯净的。否认上述这种方法并寻求不屈从于(再也没有什么比悲剧更诱惑人)这一方法的技巧，在今天是一项必要的任务。”对痛苦与悲剧的崇拜与迷恋终于在罗兰·巴特那里得到了更彻底的消解。
对海明威的长久喜爱给我造成了一种幻像，即苦难是使人更趋成熟和坚强的必由之路。讲求“压力下的风度”并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的海明威曾说：“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这固然能够给予人们以战胜挫折的信心和勇气，但更多的情形却正相反：人们往往对挫折和苦难的忍受是有限度的，“人不能长久地忍受痛苦”。而在本质上这不是一个对苦难能忍受多少或多久的问题，当苦难并不是作为使人生臻于成熟的境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容易在这种生之沉重的压迫下丧失掉抗争的力量。苦难在加缪这里，并非阶段性的，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有现象，它不是指向一条征服与光明的坦途，而恰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负荷。而人们在面对这种终生承载的近于原罪一般的痛苦的时候，人的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会呈露无遗。
很多毕生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状况的先知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天性一般的脆弱，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里尔克，无论是茨维塔耶娃还是加缪，都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脆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具有更多的关注，他们常常想到爱，希望和怜悯，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孱弱的本性，它们需要的是人类悉心地呵护，它们往往无力抵御些微的冷漠与苛待，更不用说蹂躏与强暴。爱伦堡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一文中说：“或许，许许多多的作家的悲惨命运恰恰从心灵的坦率，从脆弱中可以得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