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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文化是基金产品的灵魂，是设计与运行基金的依据；同时，基金文化也是基金业企业文化的基础，是基金业成长管理的情境和指南。基金文化至少由如下九个方面构成：（1）分工文化；（2）组合文化；（3）共享文化；(4)诚信文化；（5）审慎文化；（6）制衡文化；(7)包容文化；（8）共生文化:(9)开放文化。
毋庸辩驳的事实是，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乃至整个基金行业，都需要成长和壮大，基金业的成长和成长管理，只能在上述基金文化的背景下展开，并与这一文化相融合。唯有如此，该行业的成长才会平衡、高效和持久。
分工、专业化与基金业的成长
基金业的形成是分工发展的结果，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造就了专业化投资，但专业化投资因迂回生产等原因又相应地增加了交易成本。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出现不但促进了整个分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其成长壮大在更高的层面上降低和部分地规避了上述成本，集中体现了专业化的优势。
专业化分工是推动基金业成长的原动力。在基金业后行国家中，与基金业成长相关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增长速度和均等化程度，专业化理财水平与基金绩效，基金的定价水平与定价结构，基础证券市场的规模、发育与繁荣，制度的系统性改进与政策配合，竞争与全球化，以及知识的引进与创新能力的形成等，本身也都是分工与专业化拓展的成果。分工、专业化通过促进上述动力因素的演进，间接地推动着基金业的成长。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是基金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是基金文化的核心之一。共享不仅存在于投资者之间，也存在于管理者、员工、顾客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甚至政府通过推行产业政策、确定行业技术标准、主导制定各种游戏规则、平衡各方利益等活动，也成为基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产品层面上，保本型基金是较好体现上述共享文化的一类产品。仰赖于投资组合保险技术，保本型基金的管理人自愿加重自身责任，在基金治理中引入自我惩罚机制，使自己也承担起未来的一部分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增强了投资者的信任感，并进而大大促进了基金的募集和规模的扩张。
在企业层面上，通过绩效-规模-取费-赎回机制，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代理人及相关服务机构和个人，与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基金业目标市场的终端是大众客户。因此，该行业的大众性越强、“共享”色彩越浓、越是向大众利益倾斜，规模扩张和行业的成长速度就会越快。而在此期间，在家庭缺乏来自于自身和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保障的条件下，倡导民众从事高风险投资和超前消费，则几乎等同于谋杀。谋杀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基金业的自杀。
诚实守信是基金业健康成长的守护神
基金投资人将投资交与托管人存管、管理人管理，是出于对后者的信任；后者对投资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不但是义务和责任，也是其谋求行业持续发展之根本。
基金管理公司应该以诚信求实作为其组织文化的第一要素，将诚实、正直、守信、言行一致、公平公正作为指导公司一切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共同基金无论是实行契约制还是实行公司制，其委托关系都要基于人类群体生活下形成的信任本性，这一特点在基金业要远较其他行业鲜明。因此基金管理人必须高度珍视这种信任。这种与自私和贪婪并存的人类本性要维持下去，需要有群体的诚信来保障，否则就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投资危机，从而毁掉基金业的生态环境。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考察中心曾就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对各国国民做过广泛的调查。调查发现，信任度高的国家，（如挪威为65%）普遍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群体关系和谐健康；而信任率在30%以下的国家，（如南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则易陷入贫困、动荡和无法维持投资条件的怀疑陷阱。重视礼、义、信的儒家文化，对维护基金管理人的上述核心价值观会大有助益，我们应使其在成长管理中发扬光大。
为确保基金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监管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治理：（1）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2）强化公平有效竞争；（3）设定科学的考评体系；（4）消除诱逼造假的市场与人为因素；（5）道德教育、行业自律、勤勉激励与严惩失信相结合。
审慎决策：保证行业永续的职业操守
基金管理业的文化类型可归类为“镖局文化”，即受人之托，替人化险，审慎行事。基金管理公司既要栽花又要种树，栽花是指对于投资者年年都要有收获奉上，种树是指基金管理公司必须要以投资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决策的第一出发点，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暴涨暴跌的时刻。葛斯(Arie De Geus)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①，揭开了那些已经生存了100年至700年的长寿公司的长寿秘密，其结论的第一条就是这些公司代代相传的谨慎信条。为了保证持久地谨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在管理中必须坚持执行团队作业程序，慎待个人英雄主义。
激励与制衡：基金业的组织治理精要
企业研究表明，只要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一致，承认一定的内部人控制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也认为，生活于表扬和激励环境中的人，要比生活在批评和惩罚条件下的人身心更为健康、更易于取得优异成绩。所以，在优质基金管理公司中允许有条件地试行股票期权制，将会有利于我国基金业的稳定成长。
然而基金文化本身讲求“配置”，讲求平衡，讲求风险-收益对应和权利-义务对等以及各方利益的均衡。于是，制衡机制的设置就势成必然。为此，利益相关者在决策、岗位设置、制度安排、言行之中都必须体现制衡准则和民主精神。这一点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已经从各基金业先行国那里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但与此同时，制衡也必须是权变的、科学的，而不能演变成扯皮和隔绝，如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时代的兵制一样，将队伍整治得没有一丝战斗力，最终功绩全无。
包容和创新：公司与行业持续成长的文化技术保证
兼容并蓄与不断自新相辅相成。包容有利于创新，而创新又会使组织变得更为包容。对于基金后行国而言，引入性创新可以奠定基金业坚实的基础，而自主性创新则为该行业设定了日后的成长空间。基金管理业最习惯于做的和最应避免的是以过去推断未来，特别是坚信过去正确的将来也一定正确，因此持续创新（例如观念的不断更新），对这一行业意义尤为重大。
从文化角度看，企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文化并不断取得成功之后，会很容易使组织文化凝固化，而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合资或跨国经营的基金管理公司，极易在强力文化的支配下，在行为上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只选择与已有的组织文化相吻合的新进入者，容不下思想、行为不合群的人加盟；或者过分地宽容和多元化，不是基于统一的标准（如绩效）而是基于国籍来分配地位和薪酬。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健康的组织文化和企业行为，因而都不利于公司和行业的成长。
共生共荣：基金业成长管理需要全局观
基金产品可以看作是对基础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的组合和集成。因此，基金业寄生于证券业，并与基础证券市场、其他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存在共生共荣的关系，后者影响和决定着前者的发展状态。
首先，证券市场的制度演进程序及金融深化次序影响基金业的成长。证券市场的价值基础和运行效率决定基金业的长期绩效与可持续成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总体质地低劣，业绩不稳定，信用缺失，是直接融资市场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根源。据统计，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为3.2%，仅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2.9%略高，但与集体企业的5.6%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5.9%相比，相差甚远。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景气周期的影响，2004年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仍处于下滑中。如果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消灭价值，从而使得证券市场变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巨大漏斗，则其必将伤害投资者的信心，严重阻碍储蓄-投资的转换进程，并进而阻滞经济增长和基金业的成长。
基础证券的供给结构影响基金业的产品结构和风险-收益配比，并进而影响后者的演进路线。例如，在欧洲国家及南美的巴西，市场中有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抵押债券可供选择，因而那里的债券型基金发展势头就普遍较好；除美国外，绝大多数英语系国家债券型基金的比重都比较低。
基础证券市场通过对基金产品的传导作用，间接决定了管理公司的绩效与资产管理规模，并进而影响着基金行业的成长进程。
所以，基金业的成长管理必须具有系统性，必须蕴含着全局思想。
开放性：对基金业成长管理的内生需求
基金文化的开放属性，是创造基金业成长管理需求的因素之一。
世界银行的Klapper等人关于对外开放因素对基金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曾得出过有意思的结论（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第3055号,2003 ）。该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大不相同。在高收入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的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具有负面影响，开放程度越高，基金业的发展进程反而受到阻碍。我们理解到，一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显然不能等同于其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但它毕竟与一国市场的总体开放水平相关。联系到印度大规模对外资开放之后外资对国内基金业的分化瓦解作用，以及韩国、日本对基金业长期实施保护措施进而为后来行业的有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有理由确信，在本国基金业尚未成熟、基金业市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之前，过早过快地单向对外开放，于基金业的成长是不利的。因此基金业后行国政府应强化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严格对合资管理公司的监管和定期核查，对于包含技术、技能、流程管理、风险控制、研发共享、规制提升在内的知识与人力资本等项目，输入水平达不到标准者，应坚决拒绝进入或强行限期达标.
组合文化：基金业成长管理的思想精髓
配置资产、实行组合投资，这是基金业的通用技术，也是投资管理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又一个重要特征。组合文化带给基金业成长管理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成长管理必须要打组合拳，均衡施政。既要进行供给管理，又要进行需求管理；既要对成长环境进行治理，又要对发展战略进行谋划；既要关心组织制度建设，又需顾及法律文化环境；既要关心基金产品和管理人的成长，又要顾及投资者的利益；既要倾向于投资大众，又要兼顾行业发展阶段的特点；既要加强外部知识吸纳，又要谨慎呵护内部资源完整，以使基金业尽量避开成长陷阱，顺利走出初始成长阶段，并能够并入战略成长路径，实现企业（基金管理人等受托代理机构）、市场（基金投资者和基础证券市场）与政府（产业政策）相互配合，管理公司利益与基金投资者利益共同成长，企业价值成长与产业战略成长相互配称，产品战略、组织战略与知识共享战略相互适配的客观要求。
（作者为衡平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毋庸辩驳的事实是，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乃至整个基金行业，都需要成长和壮大，基金业的成长和成长管理，只能在上述基金文化的背景下展开，并与这一文化相融合。唯有如此，该行业的成长才会平衡、高效和持久。
分工、专业化与基金业的成长
基金业的形成是分工发展的结果，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造就了专业化投资，但专业化投资因迂回生产等原因又相应地增加了交易成本。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出现不但促进了整个分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其成长壮大在更高的层面上降低和部分地规避了上述成本，集中体现了专业化的优势。
专业化分工是推动基金业成长的原动力。在基金业后行国家中，与基金业成长相关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增长速度和均等化程度，专业化理财水平与基金绩效，基金的定价水平与定价结构，基础证券市场的规模、发育与繁荣，制度的系统性改进与政策配合，竞争与全球化，以及知识的引进与创新能力的形成等，本身也都是分工与专业化拓展的成果。分工、专业化通过促进上述动力因素的演进，间接地推动着基金业的成长。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是基金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
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是基金文化的核心之一。共享不仅存在于投资者之间，也存在于管理者、员工、顾客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甚至政府通过推行产业政策、确定行业技术标准、主导制定各种游戏规则、平衡各方利益等活动，也成为基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产品层面上，保本型基金是较好体现上述共享文化的一类产品。仰赖于投资组合保险技术，保本型基金的管理人自愿加重自身责任，在基金治理中引入自我惩罚机制，使自己也承担起未来的一部分不确定性风险，由此增强了投资者的信任感，并进而大大促进了基金的募集和规模的扩张。
在企业层面上，通过绩效-规模-取费-赎回机制，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代理人及相关服务机构和个人，与基金投资者的利益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基金业目标市场的终端是大众客户。因此，该行业的大众性越强、“共享”色彩越浓、越是向大众利益倾斜，规模扩张和行业的成长速度就会越快。而在此期间，在家庭缺乏来自于自身和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保障的条件下，倡导民众从事高风险投资和超前消费，则几乎等同于谋杀。谋杀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基金业的自杀。
诚实守信是基金业健康成长的守护神
基金投资人将投资交与托管人存管、管理人管理，是出于对后者的信任；后者对投资人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不但是义务和责任，也是其谋求行业持续发展之根本。
基金管理公司应该以诚信求实作为其组织文化的第一要素，将诚实、正直、守信、言行一致、公平公正作为指导公司一切行为的核心价值观。共同基金无论是实行契约制还是实行公司制，其委托关系都要基于人类群体生活下形成的信任本性，这一特点在基金业要远较其他行业鲜明。因此基金管理人必须高度珍视这种信任。这种与自私和贪婪并存的人类本性要维持下去，需要有群体的诚信来保障，否则就将陷入恶性循环的投资危机，从而毁掉基金业的生态环境。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考察中心曾就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对各国国民做过广泛的调查。调查发现，信任度高的国家，（如挪威为65%）普遍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群体关系和谐健康；而信任率在30%以下的国家，（如南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则易陷入贫困、动荡和无法维持投资条件的怀疑陷阱。重视礼、义、信的儒家文化，对维护基金管理人的上述核心价值观会大有助益，我们应使其在成长管理中发扬光大。
为确保基金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监管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治理：（1）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2）强化公平有效竞争；（3）设定科学的考评体系；（4）消除诱逼造假的市场与人为因素；（5）道德教育、行业自律、勤勉激励与严惩失信相结合。
审慎决策：保证行业永续的职业操守
基金管理业的文化类型可归类为“镖局文化”，即受人之托，替人化险，审慎行事。基金管理公司既要栽花又要种树，栽花是指对于投资者年年都要有收获奉上，种树是指基金管理公司必须要以投资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决策的第一出发点，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暴涨暴跌的时刻。葛斯(Arie De Geus)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①，揭开了那些已经生存了100年至700年的长寿公司的长寿秘密，其结论的第一条就是这些公司代代相传的谨慎信条。为了保证持久地谨慎，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在管理中必须坚持执行团队作业程序，慎待个人英雄主义。
激励与制衡：基金业的组织治理精要
企业研究表明，只要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一致，承认一定的内部人控制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也认为，生活于表扬和激励环境中的人，要比生活在批评和惩罚条件下的人身心更为健康、更易于取得优异成绩。所以，在优质基金管理公司中允许有条件地试行股票期权制，将会有利于我国基金业的稳定成长。
然而基金文化本身讲求“配置”，讲求平衡，讲求风险-收益对应和权利-义务对等以及各方利益的均衡。于是，制衡机制的设置就势成必然。为此，利益相关者在决策、岗位设置、制度安排、言行之中都必须体现制衡准则和民主精神。这一点我们有后发优势。我们已经从各基金业先行国那里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但与此同时，制衡也必须是权变的、科学的，而不能演变成扯皮和隔绝，如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时代的兵制一样，将队伍整治得没有一丝战斗力，最终功绩全无。
包容和创新：公司与行业持续成长的文化技术保证
兼容并蓄与不断自新相辅相成。包容有利于创新，而创新又会使组织变得更为包容。对于基金后行国而言，引入性创新可以奠定基金业坚实的基础，而自主性创新则为该行业设定了日后的成长空间。基金管理业最习惯于做的和最应避免的是以过去推断未来，特别是坚信过去正确的将来也一定正确，因此持续创新（例如观念的不断更新），对这一行业意义尤为重大。
从文化角度看，企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文化并不断取得成功之后，会很容易使组织文化凝固化，而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合资或跨国经营的基金管理公司，极易在强力文化的支配下，在行为上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只选择与已有的组织文化相吻合的新进入者，容不下思想、行为不合群的人加盟；或者过分地宽容和多元化，不是基于统一的标准（如绩效）而是基于国籍来分配地位和薪酬。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健康的组织文化和企业行为，因而都不利于公司和行业的成长。
共生共荣：基金业成长管理需要全局观
基金产品可以看作是对基础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的组合和集成。因此，基金业寄生于证券业，并与基础证券市场、其他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存在共生共荣的关系，后者影响和决定着前者的发展状态。
首先，证券市场的制度演进程序及金融深化次序影响基金业的成长。证券市场的价值基础和运行效率决定基金业的长期绩效与可持续成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总体质地低劣，业绩不稳定，信用缺失，是直接融资市场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根源。据统计，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利润率为3.2%，仅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2.9%略高，但与集体企业的5.6%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5.9%相比，相差甚远。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景气周期的影响，2004年上市公司的总体业绩仍处于下滑中。如果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消灭价值，从而使得证券市场变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巨大漏斗，则其必将伤害投资者的信心，严重阻碍储蓄-投资的转换进程，并进而阻滞经济增长和基金业的成长。
基础证券的供给结构影响基金业的产品结构和风险-收益配比，并进而影响后者的演进路线。例如，在欧洲国家及南美的巴西，市场中有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抵押债券可供选择，因而那里的债券型基金发展势头就普遍较好；除美国外，绝大多数英语系国家债券型基金的比重都比较低。
基础证券市场通过对基金产品的传导作用，间接决定了管理公司的绩效与资产管理规模，并进而影响着基金行业的成长进程。
所以，基金业的成长管理必须具有系统性，必须蕴含着全局思想。
开放性：对基金业成长管理的内生需求
基金文化的开放属性，是创造基金业成长管理需求的因素之一。
世界银行的Klapper等人关于对外开放因素对基金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曾得出过有意思的结论（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第3055号,2003 ）。该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的影响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大不相同。在高收入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的发展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基金具有负面影响，开放程度越高，基金业的发展进程反而受到阻碍。我们理解到，一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显然不能等同于其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但它毕竟与一国市场的总体开放水平相关。联系到印度大规模对外资开放之后外资对国内基金业的分化瓦解作用，以及韩国、日本对基金业长期实施保护措施进而为后来行业的有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有理由确信，在本国基金业尚未成熟、基金业市场结构尚未调整到位之前，过早过快地单向对外开放，于基金业的成长是不利的。因此基金业后行国政府应强化产业进入的政策壁垒，严格对合资管理公司的监管和定期核查，对于包含技术、技能、流程管理、风险控制、研发共享、规制提升在内的知识与人力资本等项目，输入水平达不到标准者，应坚决拒绝进入或强行限期达标.
组合文化：基金业成长管理的思想精髓
配置资产、实行组合投资，这是基金业的通用技术，也是投资管理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又一个重要特征。组合文化带给基金业成长管理的启迪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成长管理必须要打组合拳，均衡施政。既要进行供给管理，又要进行需求管理；既要对成长环境进行治理，又要对发展战略进行谋划；既要关心组织制度建设，又需顾及法律文化环境；既要关心基金产品和管理人的成长，又要顾及投资者的利益；既要倾向于投资大众，又要兼顾行业发展阶段的特点；既要加强外部知识吸纳，又要谨慎呵护内部资源完整，以使基金业尽量避开成长陷阱，顺利走出初始成长阶段，并能够并入战略成长路径，实现企业（基金管理人等受托代理机构）、市场（基金投资者和基础证券市场）与政府（产业政策）相互配合，管理公司利益与基金投资者利益共同成长，企业价值成长与产业战略成长相互配称，产品战略、组织战略与知识共享战略相互适配的客观要求。
（作者为衡平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