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的院士，是科学界授予学术成就卓越、学术品格高尚的科学家的一个荣誉称号，和科学家的职务、研究经费、个人待遇并无牵涉。而中国的院士头衔却被庸俗化、功利化，院士头上除了光环，还包含着巨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际利益。
　　
　　争抢院士
　　对很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言，院士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谁都想挂一张在自家的大门上。
　　1991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现了该校院士“零的突破”。此后，有关部门立即关照该校：“你们千万不要让杨院士坐飞机，如果有什么闪失，岂不是又变成了零。”杨叔子说：“虽是江城著名笑谈，但我也的确有好几年不敢坐飞机。”
　　杨叔子的助手陈思中曾说，与几位院士的贴身工作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院士”的影响力。一群院士聚集在一起，就会有一个“榕树效应”。
　　“榕树是一树成林，一棵树它长起来以后，就在这个领域占领了制高点，占领了一个学科的地位，它的根系也可以成树。然后，如果有几棵榕树的话，在这片土地上就变成了森林。”陈思中说，彼此根系勾连，形成一个特殊气氛。
　　潘垣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引进潘垣院士，时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玉泉、校长周济等人四下合肥邀请。
　　陈思中回忆起一个细节，当他们发现潘院士的妻子患重病时，立即介绍武汉著名的同济医院帮助潘妻治病。
　　大批院士进来，“院士群”的形成，华中科技大学年科研经费大幅度增长，1999年已达1.598亿元。
　　对院士个人而言，在这一次次的邀请中，他们个人因为“院士”的头衔，也获得了不菲的利益。当时，同在211工程大学的武汉理工大学承诺，凡引进来的院士，都能获得每人100万元的科研经费、200平方米院士楼住房、50万元安家费。
　　类似的价码并非个案。
　　媒体曾这样写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来宁波的那天晚上，一辆银色商务车停在开元酒店门口，一身黑色呢子大衣的柴天佑走下车来。这次来宁波，是硬挤出的时间，第二天要回北京，后天到深圳开会。他在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资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此行是来开董事会的。”
　　但还是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这样候鸟型院士有点像在走穴捞钱。不少二三线城市的院士多为双聘院士，只是在学校挂名，很少出现。如天津大学姚建铨院士，同时又被郑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双聘。一人同时出现在这三所学校的院士名单中。
　　
　　院士乱象
　　成为院士后，在各院校和地方的争夺下，很多院士成了走穴达人，开始腰包鼓起来，而一切也变得与以往不同起来。和院士相关的乱象逐渐增多，令这一让人尊敬的头衔失色不少。
　　如果不是一次情感纠纷的曝光，段振豪很有可能在今年被增补为新科院士。那么，很难说他是否会在自己的院士生涯里，继续着自己虚报费用、生活不检点等行为。
　　除此之外，学术作风不端也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早在2009年，“六教授联名投诉工程院院士刘兴土抄袭剽窃”一事闹得沸沸扬扬。
　　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曾对媒体说：“近20年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过度宽容，导致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不劳而获。这种对学术造假恨不起来的糊涂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何谈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官院士的出现，让公众感到担忧，权力和学术的勾连，是否会让院士圈子变得更加不可捉摸呢？
　　今年5月25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11年度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名单共485人。名单公布后有人统计发现，工程管理学部44名候选人中，近一半是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
　　此外，院士和商业的结合，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警惕。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一项新近的研究称，院士过度参与商业活动有利用“院士”头衔寻租的嫌疑，不利于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研究以2009年南方某省都市报为例，该报全年共有18篇广告软文涉及中国两院院士。分析其主题，11篇院士软文是在卖药，四篇是在卖食品，两篇是在卖房子，还有1篇是教育类。在这些软文中，院士并非直接推荐产品，而是作为商品“科学性”的标签。
　　院士的光晕效应，在寻求科研经费上显得很重要，其中也存在问题。曾有人援引一位院士的话说：“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却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在2010年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兼职问题就成为焦点，而有人断言，取消院士到处收费兼职，中国的学术水平或将提高一倍。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