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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才培养是千秋大业、系统工程，而人才计划的效果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应秉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而对相关政策及时做出调整。本文对我国现有各类人才计划的概况进行了小结，探讨了现阶段人才计划丛生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提出几点建议。包括，现有各类部委及省级的人才计划中相近年龄段与申报条件者相互承认，逐年提高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并适当调整竞争性科研经费与非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大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等。
关键词：人才 计划 调整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20）03（b）-0230-04
Abstract： Talents training is an eternal lasting enterprise and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as well， but the effects of talent programs are not eternal.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hall be adhered to make adjustments on those program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various talent programs in China， discusses disadvantages on abusing those programs， and makes three suggestions， including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talent programs which have similar declaration requirements， increase on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adjusting the proportion between competitive funding and non-competitive fu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Key Words： Talents; Programs; Adjustments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科研基础条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便是各类人才计划的设立与实施。可以说，人才计划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一定数量的领军人才，为推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倡议，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本世纪后，我国的R&D投入强度（即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快速增长，2013年已突破2%。根据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的R&D投入强度在1%以下时，R&D的投入处于缓慢增长期，此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多以保护已有产业，引进技术为主;当R&D投入强度在1%～2.5%时，R&D的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期，此时国家从工业化初级阶段逐步迈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并开始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过渡;当R&D投入强度达到2.5%以上时，R&D投入基本稳定，国家当此时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经济处于飞速进步时期，新技术、新产业得到发展。一般认为，R&D投入强度达到2%是一个国家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标志[1]。亦即，现阶段我国R&D投入已有望进入成熟期，国家将从工业化中级阶段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原有的一些物质条件缺乏、人力资源缺失等问题已得到很大改善。那么相应的，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也应进行调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有近20个，加上各省市的，全国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2]。文献回顾表明，对于人才计划过多造成弊端，一些专家已有共识。代表性的观点如，刘云认为，人才计划为少数人“贴标签、戴帽子”，导致社会资源持续过度地向人才计划获得者集中， 造成人才竞争与发展的极大不公平[3]。王建华认为，将人才级别与薪酬标准直接挂钩成为很多高校的普遍做法，通过高薪挖人成為部分高校加快发展的捷径[4]。一方面，我们对人才有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整体的科研环境跟不上这样的需求，反而走向异化。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途径，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侯建国提出，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必须随着人才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与时俱进，改变过去那种‘伯乐相马式’的管理模式[5]。墨宏山提出，有必要整合各部门针对各自系统的各类人才资助计划，形成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面向全体科研人员的资助计划[6]。王小凡提出，国家层面的计划应重点集中在一、两个部门来组织，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人才项目，专门面向已从事独立科研工作5～10年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青年科研人员[7]。
本文认为，人才计划的效果是有阶段性的。我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已有的一些人才计划中，有的已经完成使命，或者并不适应科技事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的要求，应予以及时取缔或整编。如何整编，如何进一步促进科研环境的改善，后文对于这方面政策的细化与落实将做探讨。 1 我国现有各类人才计划概况
（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类型、针对各年龄层次的人才计划不断衍生。部委级的人才计划主要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近年又增设青年学者项目）”、“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等等。地方及各单位自设的人才计划则更加数不胜数，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楚天学者”，等等，如星罗棋布，不一而足。
（2）人才计划的设立与实施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给予科技工作者一定时间内的稳定支持，容许受资助者能够成体系地构建自己的科学研究成体系，更注重长线科研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技资源缺乏、经费不充足的年代里，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人才计划的支持下做出了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较有影响力的工作。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世纪90年代设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带给受资助者的不仅是科研经费，更是一个研究兴趣得以延续的平台，使他们能够获得开拓学术领域的机遇以及完善科研版图的条件[8]。总体而言，该项基金对我国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推进，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享有较好声誉。截至2014年，“杰青”基金获得者中已有142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4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自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全面改革以来，共有501位“杰青”基金获得者555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9]。在国际科学界，以肖瑞平教授为代表的[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部分“杰青”基金获得者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担任重要的职务，显著提升了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地位。
（3）人才培养工作是千秋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一些已经完成使命，或者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计划，应进行及时调整。不顾时代发展而一味执行已不合时宜的政策，将原有的继续强化，新的又不断产生，这样的举措说到底是一种懒政，结果不可能对我国科技事业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现阶段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样条件匮乏、人才引进极端困难、科技工作者青黄不接，需要人才计划雪中送炭的形势。如今更重要的事情是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人才能够较无障碍地顺利成长，其中更优秀者在一个较为公正、透明的体制中自能脱颖而出。实际上，对于已实行岗位制的单位而言，按岗位直接进行人才的全球招募便是最高效的制度。
科技创新的成功者从来就无法事先指定，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其本身具有先导性、探索性、时代性等特征，不可能把宝押在一小部分树木上，就指望收获成片的森林。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的全面进步，有赖于这个国家拥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因此，目前人才计划的要点应是鼓励更大面积的人群努力进行科技创新工作。如不能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而及时调整政策，对国内科研环境的打造毫无疑问是不利的。
2 人才计划过多的弊端
（1）对于如今的科技工作者而言，入选某人才计划很多时候已不单单是一种荣誉，而与后续利益挂钩。“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在这里体现在与“仕”相称的各级“待遇”上。没贴上人才计划“标签”的人与贴上“标签”的人相比，也许学术水平相差无几，待遇上却有鲜明差别，他们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易受到严重挫伤。
要被贴上“标签”，则又需要项目与论文的铺垫，更加剧了科技界的竞争态势。而且，现阶段人才计划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一个“牛人”身上常常贴了好几张“标签”。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以类似的研究内容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支持，而科研成果也可以向各方交账，便助推了跑项目、争资金的现象，对人才本身的发展没有益处，也使得少数人或团队的经费过于集中而形成科技投入的浪费。
更有甚者，目前似乎有一种趋势，各“标签”之间环环相扣。比如，当院士最好先当“杰青”，当“杰青”最好先拿“优青”。人才计划竟有演变成职称晋升体系的苗头。
（2）各类型、各年龄层次的人才计划的不断衍生，不利于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研究，从而导致整体环境上存在一种急于求成的风气。研究工作小型化、个体化、碎片化等现象比较严重，一些科技工作者不能对重要科学问题做深入的研究，缺乏积累性和在一个领域内的长期坚持。一些功利性论文的发表拉低了我国基础研究表现力的平均水准，甚至一小部分人为此投机倒把，为学界带去了不良习气。
不仅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工作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等资源，评审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易导致评审专家不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帽子”[10]。
（3）科学本应看重民主和平等，打破权威，而过于看重贴“标签”容易把科技工作者分成三六九等，造成彼此間的关系隔阂与交流障碍，难以建立起合作氛围，更不利于重要创新的产出。古有“二桃杀三士”的掌故。春秋时齐相晏子只用两颗鲜桃便除掉了齐景公帐下战功彪炳的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用比喻的话来说，过于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贯穿人才培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就好比那两颗鲜桃，导致人才之间的竞争过度白热化。
试想，一个年轻人在科研起步阶段便面临来自单位内外同侪的激烈竞争，并且这种竞争是一环扣一环、一步接一步的，直到不再有适合他申报的人才计划为止。在这种形势中，他又怎么可能安心投入于与其他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总存在竞争关系者的合作当中？在科学发展越来越注重团队合作与学科交叉的今日，对投入大量资金辛苦培养人才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悲哀的。
3 建议
（1）建议现有各类部委及省级的人才计划，相近年龄段与申报条件之间相互承认，避免重复申报而浪费各种资源。 比如，获得“青年千人”者不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者不再申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投入总是有限的，如何不浪费辛苦培养的人才资源，鼓励更大面积人群的科技创新工作，而不仅仅是培育几个典型，这是顶层设计应郑重考虑的事情。必须摆脱计划经济思维，以国家发展为目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制定政策。
对入选人才计划者可以实行跟踪评估和退出制度，变固定年限执行期为更长期的支持，建立一个评估周期，不达标者退出，通过评估的继续支持，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在评审机制上，加大监督力度，杜绝作弊行为，吸纳国外的知名科学家与国内有水平、有公信力的专家共同评审，提高评审质量。评审标准、评审结果、是否退出等信息可向社会公开。
（2）建议逐年提高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适当调整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比例，以稳定基本科研。
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资金投入保持20% 以上的增长幅度，为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然而，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仍然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支出中的比例十余年来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美国近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在15%～19%之间变动[11]。
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实际上应包括来自政府各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科学出版物等做出的投入。而我國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国家及地方政府通过各类科研基金与计划进行财政拨款。特别是国家级的科技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是高校及科研院所获得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渠道。因此，国家对基础研究更具有导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提升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提升到2.5%。建议20年内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支出中的比例逐年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地方财政要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基础研究的投入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兴趣不高、力度不大。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基础研究资金在其投入的科技经费中所占比例仅为1.61%[12]。建议将基础研究投入纳入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引导地方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试图把过去科研经费按部门分配的计划拨款制改成竞争分配机制，然而过于单一的、以竞争性项目为主的科研资源配置方式等却是制约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应适当调整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比例，以便稳定基本科研，营造松紧有度的竞争氛围。
（3）建议大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回顾西方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主要是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即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这三支队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完成了一系列变革、创新和发展，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的建立、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信用制度的建立、议会制度的确立、专利制度的创立、资产阶级革命等，率先实现了现代化[13]。从国家而言，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长、创新生发的土壤，比单纯的物质激励更重要。罔顾创新文化土壤的灌溉，不可能获得满园的果实。
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与考核机制。科技评价工作需要从上到下、多部门参与，要加强宏观统筹。要从重视人的产出转变为重视人才本身，推行科学研究的去功利化，积极为科技工作者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在科技工作者的薪酬制度上，要明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
强化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科学共同体的任务是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促进科学家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制定学术规范等。对于新思想、新技术的认定，学会的界定也应当是有权威性的。而目前我国科学学会在各方面的作用不大。应更多地发挥出科学共同体在学科设置、科研立项、经费投入、学科评估、学术评价等方面的作用，减少行政部门对高校学科设置、项目评审、经费划拨、成果评奖的不恰当干预。
让公众理解科学，塑造良好的国民心态。按照现在国际比较通用的米勒公民科学素养测评体系进行的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为6.2%，也就是说每100人中有6.2人具备科学素质，这一水平相当于欧美20多年前的水平[14]。事实上，科学技术不应仅仅被看作为一门专业或生产力，它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思维逻辑，对人类世界观的塑造、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国内目前虽然有部分国家科技计划要求项目结题时提交科普型成果，但仍是流于形式。这与我国不重视科学传播，科技报道与科普创作队伍极其缺乏有很大关系。应鼓励研究人员配合科技报道者，及时把研究进展告知公众;鼓励有能力者创作科普作品。
参考文献
[1] 谢兰云，曲永义.我国区域R&D强度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1）：118-123.
[2] 赵永新.全国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计划多达近百个[EB/OL].（2016-3-28）[2017-8-1]. http：//www.wokeji.com/shouye/renwu/201603/t20160329_2372648.shtml.
[3]刘云.关于科技人才政策的若干思考[J].科学与社会， 2017，3（7）：43-49.
[4] 王建华.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的反思[J]. 江苏高教， 2018（2）：1-5.
[5] 李陈续. 侯建国：摆脱“伯乐相马式”的窠臼[N]. 光明日报， 2014-09-22（5）.
[6] 墨宏山. 关于推进人才资助计划改革的建议[J]. 科技导报， 2015，33（2）：13.
[7] 王小凡.中国科技人才计划总体布局亟需调整和改善[J]. 科技导报， 2017，2（35）：11.
[8] 孙爱民.追溯“杰青情缘”：那些年，我们是杰青[EB/OL]. （2013-11-26）[2017-7-12].http：//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66e72e153e2.
[9] 杨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周年巡礼[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0]赵永新.人才“帽子”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样？[EB/OL]. （2016-3-28）[2017-8-1]. http：//www.cssn.cn/yyx/kxyjs/201603/t20160328_2940805.shtml.
[11]赵立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管理对我国未来的经验借鉴[J].未来与发展，2013（11）：31-34.
[12]王元丰.该怎样增加我国基础研究经费？[N].光明日报，2016-02-15（11）.
[13]王鸣远. 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改革路线图[EB/OL].（2014-7-19）[2017-10-18].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00601-812892.html.
[14]刘莉.中国科普现状解析：别让科学素质拖了创新后腿[EB/OL].（2016-7-15）[2017-10-20].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16/0715/c1007-28556112.html.2016-7-15.
关键词：人才 计划 调整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20）03（b）-0230-04
Abstract： Talents training is an eternal lasting enterprise and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 as well， but the effects of talent programs are not eternal.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hall be adhered to make adjustments on those program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various talent programs in China， discusses disadvantages on abusing those programs， and makes three suggestions， including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talent programs which have similar declaration requirements， increase on basic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adjusting the proportion between competitive funding and non-competitive fun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ulture.
Key Words： Talents; Programs; Adjustments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科研基础条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便是各类人才计划的设立与实施。可以说，人才计划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一定数量的领军人才，为推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倡议，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本世纪后，我国的R&D投入强度（即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快速增长，2013年已突破2%。根据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的R&D投入强度在1%以下时，R&D的投入处于缓慢增长期，此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多以保护已有产业，引进技术为主;当R&D投入强度在1%～2.5%时，R&D的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期，此时国家从工业化初级阶段逐步迈入工业化中级阶段，并开始向工业化高级阶段过渡;当R&D投入强度达到2.5%以上时，R&D投入基本稳定，国家当此时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经济处于飞速进步时期，新技术、新产业得到发展。一般认为，R&D投入强度达到2%是一个国家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标志[1]。亦即，现阶段我国R&D投入已有望进入成熟期，国家将从工业化中级阶段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原有的一些物质条件缺乏、人力资源缺失等问题已得到很大改善。那么相应的，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也应进行调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有近20个，加上各省市的，全国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2]。文献回顾表明，对于人才计划过多造成弊端，一些专家已有共识。代表性的观点如，刘云认为，人才计划为少数人“贴标签、戴帽子”，导致社会资源持续过度地向人才计划获得者集中， 造成人才竞争与发展的极大不公平[3]。王建华认为，将人才级别与薪酬标准直接挂钩成为很多高校的普遍做法，通过高薪挖人成為部分高校加快发展的捷径[4]。一方面，我们对人才有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整体的科研环境跟不上这样的需求，反而走向异化。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途径，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侯建国提出，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必须随着人才工作的形势与任务与时俱进，改变过去那种‘伯乐相马式’的管理模式[5]。墨宏山提出，有必要整合各部门针对各自系统的各类人才资助计划，形成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面向全体科研人员的资助计划[6]。王小凡提出，国家层面的计划应重点集中在一、两个部门来组织，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人才项目，专门面向已从事独立科研工作5～10年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青年科研人员[7]。
本文认为，人才计划的效果是有阶段性的。我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已有的一些人才计划中，有的已经完成使命，或者并不适应科技事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的要求，应予以及时取缔或整编。如何整编，如何进一步促进科研环境的改善，后文对于这方面政策的细化与落实将做探讨。 1 我国现有各类人才计划概况
（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类型、针对各年龄层次的人才计划不断衍生。部委级的人才计划主要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中科院百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近年又增设青年学者项目）”、“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等等。地方及各单位自设的人才计划则更加数不胜数，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楚天学者”，等等，如星罗棋布，不一而足。
（2）人才计划的设立与实施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给予科技工作者一定时间内的稳定支持，容许受资助者能够成体系地构建自己的科学研究成体系，更注重长线科研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技资源缺乏、经费不充足的年代里，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人才计划的支持下做出了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较有影响力的工作。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世纪90年代设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带给受资助者的不仅是科研经费，更是一个研究兴趣得以延续的平台，使他们能够获得开拓学术领域的机遇以及完善科研版图的条件[8]。总体而言，该项基金对我国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推进，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享有较好声誉。截至2014年，“杰青”基金获得者中已有142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4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自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全面改革以来，共有501位“杰青”基金获得者555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励[9]。在国际科学界，以肖瑞平教授为代表的[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部分“杰青”基金获得者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担任重要的职务，显著提升了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地位。
（3）人才培养工作是千秋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一些已经完成使命，或者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计划，应进行及时调整。不顾时代发展而一味执行已不合时宜的政策，将原有的继续强化，新的又不断产生，这样的举措说到底是一种懒政，结果不可能对我国科技事业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现阶段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样条件匮乏、人才引进极端困难、科技工作者青黄不接，需要人才计划雪中送炭的形势。如今更重要的事情是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人才能够较无障碍地顺利成长，其中更优秀者在一个较为公正、透明的体制中自能脱颖而出。实际上，对于已实行岗位制的单位而言，按岗位直接进行人才的全球招募便是最高效的制度。
科技创新的成功者从来就无法事先指定，特别是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其本身具有先导性、探索性、时代性等特征，不可能把宝押在一小部分树木上，就指望收获成片的森林。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事业的全面进步，有赖于这个国家拥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因此，目前人才计划的要点应是鼓励更大面积的人群努力进行科技创新工作。如不能随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而及时调整政策，对国内科研环境的打造毫无疑问是不利的。
2 人才计划过多的弊端
（1）对于如今的科技工作者而言，入选某人才计划很多时候已不单单是一种荣誉，而与后续利益挂钩。“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在这里体现在与“仕”相称的各级“待遇”上。没贴上人才计划“标签”的人与贴上“标签”的人相比，也许学术水平相差无几，待遇上却有鲜明差别，他们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易受到严重挫伤。
要被贴上“标签”，则又需要项目与论文的铺垫，更加剧了科技界的竞争态势。而且，现阶段人才计划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一个“牛人”身上常常贴了好几张“标签”。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以类似的研究内容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支持，而科研成果也可以向各方交账，便助推了跑项目、争资金的现象，对人才本身的发展没有益处，也使得少数人或团队的经费过于集中而形成科技投入的浪费。
更有甚者，目前似乎有一种趋势，各“标签”之间环环相扣。比如，当院士最好先当“杰青”，当“杰青”最好先拿“优青”。人才计划竟有演变成职称晋升体系的苗头。
（2）各类型、各年龄层次的人才计划的不断衍生，不利于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研究，从而导致整体环境上存在一种急于求成的风气。研究工作小型化、个体化、碎片化等现象比较严重，一些科技工作者不能对重要科学问题做深入的研究，缺乏积累性和在一个领域内的长期坚持。一些功利性论文的发表拉低了我国基础研究表现力的平均水准，甚至一小部分人为此投机倒把，为学界带去了不良习气。
不仅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工作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等资源，评审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易导致评审专家不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帽子”[10]。
（3）科学本应看重民主和平等，打破权威，而过于看重贴“标签”容易把科技工作者分成三六九等，造成彼此間的关系隔阂与交流障碍，难以建立起合作氛围，更不利于重要创新的产出。古有“二桃杀三士”的掌故。春秋时齐相晏子只用两颗鲜桃便除掉了齐景公帐下战功彪炳的三员大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用比喻的话来说，过于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贯穿人才培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就好比那两颗鲜桃，导致人才之间的竞争过度白热化。
试想，一个年轻人在科研起步阶段便面临来自单位内外同侪的激烈竞争，并且这种竞争是一环扣一环、一步接一步的，直到不再有适合他申报的人才计划为止。在这种形势中，他又怎么可能安心投入于与其他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总存在竞争关系者的合作当中？在科学发展越来越注重团队合作与学科交叉的今日，对投入大量资金辛苦培养人才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悲哀的。
3 建议
（1）建议现有各类部委及省级的人才计划，相近年龄段与申报条件之间相互承认，避免重复申报而浪费各种资源。 比如，获得“青年千人”者不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者不再申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投入总是有限的，如何不浪费辛苦培养的人才资源，鼓励更大面积人群的科技创新工作，而不仅仅是培育几个典型，这是顶层设计应郑重考虑的事情。必须摆脱计划经济思维，以国家发展为目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制定政策。
对入选人才计划者可以实行跟踪评估和退出制度，变固定年限执行期为更长期的支持，建立一个评估周期，不达标者退出，通过评估的继续支持，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在评审机制上，加大监督力度，杜绝作弊行为，吸纳国外的知名科学家与国内有水平、有公信力的专家共同评审，提高评审质量。评审标准、评审结果、是否退出等信息可向社会公开。
（2）建议逐年提高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适当调整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比例，以稳定基本科研。
近年来我国财政科技资金投入保持20% 以上的增长幅度，为科技事业快速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然而，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仍然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支出中的比例十余年来长期徘徊在5%左右，而美国近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在15%～19%之间变动[11]。
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实际上应包括来自政府各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科学出版物等做出的投入。而我國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来源于国家及地方政府通过各类科研基金与计划进行财政拨款。特别是国家级的科技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是高校及科研院所获得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渠道。因此，国家对基础研究更具有导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提升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提升到2.5%。建议20年内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支出中的比例逐年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地方财政要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基础研究的投入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兴趣不高、力度不大。有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基础研究资金在其投入的科技经费中所占比例仅为1.61%[12]。建议将基础研究投入纳入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引导地方大力提高基础研究投入。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试图把过去科研经费按部门分配的计划拨款制改成竞争分配机制，然而过于单一的、以竞争性项目为主的科研资源配置方式等却是制约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应适当调整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比例，以便稳定基本科研，营造松紧有度的竞争氛围。
（3）建议大力加强创新文化建设。
回顾西方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主要是形成了三支引领队伍，即私有制企业家（资本家）队伍、政治家（政客）队伍、科技专家队伍。这三支队伍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完成了一系列变革、创新和发展，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的建立、资本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信用制度的建立、议会制度的确立、专利制度的创立、资产阶级革命等，率先实现了现代化[13]。从国家而言，培育有利于人才成长、创新生发的土壤，比单纯的物质激励更重要。罔顾创新文化土壤的灌溉，不可能获得满园的果实。
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与考核机制。科技评价工作需要从上到下、多部门参与，要加强宏观统筹。要从重视人的产出转变为重视人才本身，推行科学研究的去功利化，积极为科技工作者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在科技工作者的薪酬制度上，要明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原则。
强化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科学共同体的任务是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促进科学家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制定学术规范等。对于新思想、新技术的认定，学会的界定也应当是有权威性的。而目前我国科学学会在各方面的作用不大。应更多地发挥出科学共同体在学科设置、科研立项、经费投入、学科评估、学术评价等方面的作用，减少行政部门对高校学科设置、项目评审、经费划拨、成果评奖的不恰当干预。
让公众理解科学，塑造良好的国民心态。按照现在国际比较通用的米勒公民科学素养测评体系进行的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为6.2%，也就是说每100人中有6.2人具备科学素质，这一水平相当于欧美20多年前的水平[14]。事实上，科学技术不应仅仅被看作为一门专业或生产力，它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思维逻辑，对人类世界观的塑造、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国内目前虽然有部分国家科技计划要求项目结题时提交科普型成果，但仍是流于形式。这与我国不重视科学传播，科技报道与科普创作队伍极其缺乏有很大关系。应鼓励研究人员配合科技报道者，及时把研究进展告知公众;鼓励有能力者创作科普作品。
参考文献
[1] 谢兰云，曲永义.我国区域R&D强度与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1）：118-123.
[2] 赵永新.全国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计划多达近百个[EB/OL].（2016-3-28）[2017-8-1]. http：//www.wokeji.com/shouye/renwu/201603/t20160329_2372648.shtml.
[3]刘云.关于科技人才政策的若干思考[J].科学与社会， 2017，3（7）：43-49.
[4] 王建华.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的反思[J]. 江苏高教， 2018（2）：1-5.
[5] 李陈续. 侯建国：摆脱“伯乐相马式”的窠臼[N]. 光明日报， 2014-09-22（5）.
[6] 墨宏山. 关于推进人才资助计划改革的建议[J]. 科技导报， 2015，33（2）：13.
[7] 王小凡.中国科技人才计划总体布局亟需调整和改善[J]. 科技导报， 2017，2（35）：11.
[8] 孙爱民.追溯“杰青情缘”：那些年，我们是杰青[EB/OL]. （2013-11-26）[2017-7-12].http：//www.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66e72e153e2.
[9] 杨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周年巡礼[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0]赵永新.人才“帽子”那么多究竟效果怎样？[EB/OL]. （2016-3-28）[2017-8-1]. http：//www.cssn.cn/yyx/kxyjs/201603/t20160328_2940805.shtml.
[11]赵立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管理对我国未来的经验借鉴[J].未来与发展，2013（11）：31-34.
[12]王元丰.该怎样增加我国基础研究经费？[N].光明日报，2016-02-15（11）.
[13]王鸣远. 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改革路线图[EB/OL].（2014-7-19）[2017-10-18].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00601-812892.html.
[14]刘莉.中国科普现状解析：别让科学素质拖了创新后腿[EB/OL].（2016-7-15）[2017-10-20].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16/0715/c1007-28556112.html.201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