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替周总理做翻译是1956年秋天，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没想到我第一次上陣，就出了一个大洋相。
　　宴会时，按惯例我与尼泊尔首相的保镖和随从坐在最后一桌。但突然得到通知，在周总理的欢迎宴会上，我将坐在第一桌，为两国领导人做翻译。我很吃惊，也非常兴奋，觉得充满自信。
　　我陪同尼泊尔首相到达北京饭店宴会厅，总理在那里欢迎尼泊尔贵宾。头几句互相致意的话我翻译得完全没问题，觉得这简直太容易了，就有些飘飘然。接下来应该是总理站起来致欢迎词，按照预先打印好的讲话稿朗读出来。我则朗读预先打印好的讲话稿的英译本，总理念一段中文，我念一段英文，这显得再简单不过了。我看见前面坐着好几位副总理、部长、大使、各国高级官员，都在仔细听讲话。我仿佛是在粉红色的云彩上飘呀飘，好像自己是总理，正居高临下地对下面的大人物讲话呢。
　　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总理却对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进行了改动。因为他发现原先准备好的讲话稿没有提到当时尼泊尔执政党的主席，这位主席实际上是尼泊尔首相背后真正大权在握的人，于是他临时决定在讲话中添加赞扬尼泊尔执政党主席的话。可是由于我当时正飘飘然，没有仔细听总理讲什么，所以照样按原稿朗读。总理马上就察觉到我没有翻译他临时增加的话，就大声打断我说：“不，不，小冀，你翻译错了，你太紧张了，赶紧换一个翻译。”这样我马上就从第一桌又挪到最后一桌，我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第二天早上，交际处又告诉我说，总理还要我做翻译。这次是北京市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一开始，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北京市向尼泊尔首相献礼、献旗，总理转向我说：“小冀呀，你怎么没有向我们的客人翻译市长刚才说的话呢？”我又走神了，只记得刚才市长好像说“献礼”，所以我跟尼泊尔首相说市长要向阁下献礼。总理听到后又转过来问我：“怎么不说还有献旗呢？”我很羞愧，真想钻到地毯下面躲起来。这是我两天之内犯的第二个错误。这时市长的翻译走上前来，根据准备好的英译稿，非常准确地读出市长要讲的话，减轻了我的负担。这时我想到为自己开脱的办法，对总理说：“那已经翻译了嘛。”总理严肃地看着我，好像过了很久，才低声说：“小冀呀，你没有讲实话。”那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杨琳摘编自《从红墙翻译官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