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无论体制内外，智库机构均层出不穷。体制内的大多历经合并、撤销、重组，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研究，它们的职责和任务也在悄然变化。由于一些国家级智库分别隶属党中央和国务院两个系统，它们为中南海出的主意不同，擅长的领域也各有差异。

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中财办。
　　刘鹤，办公室主任。
　　简历：领衔国研中心课题组制定383改革方案，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

智库流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到中南海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知道“383方案”吧！就是他们弄的！
　　国研中心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分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1983年，杜润生担任两个智库的主任。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颁发一个“一号文件”，关注农业问题。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其中，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直接推动者，杜润生因此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是后者的重要职能，其下设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其中工作。
　　“体改所做得特别专，包括做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一边是改革的主体推进，一边是对民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愿望的调查，他们把这些东西提供给高层的决策机构。”学者柳红曾在访谈中透露，当时的智库机构对改革“想得非常全面，非常详尽”。
　　1989年，农村重大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不再独立出现。1998年，体改委也被撤销。
　　近些年来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国研中心。它成立于1981年，可谓是国务院智库的“集大成者”。至今，国研中心下设10余个研究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聚集的专家更是达到130多位。
　　吴敬琏、刘国光、樊纲等皆是国研中心出身。该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曾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而2004年至今，研究员程国强曾参加过七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此外，几乎每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国研中心都有参与。向高层报送各类研究报告，更是中心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去年一年报送的研究报告就达572篇。
　　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国家行政学院同样具有智库色彩，和国研中心并称国务院“一政一经”两大智库。
　　国务院重大政策出台前夕，往往会在行政学院办一个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告诉《南方周末》，“经过讨论，汇总研讨班意见，制成简报向国务院领导报送”。 　　1998年之后，这种专题研讨班形成惯例，一般每年举办一两次。内容多是紧扣热点，比如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7年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
　　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是较为开放的两个智库。每逢国家级会议前后，媒体记者都可以比较轻松地采访到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汪玉凯等权威专家。
　　而在国研中心，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之外，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巴曙松、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是媒体记者近年来采访得最为频繁的专家之一。

历史沿革
　　1981年成立，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1987年被撤销，改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989年，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

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

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咨询国事。

学术机构
　　清华：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跨国公司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国内标志性企业家，及国内财经高级官员。
　　北大：中心由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于1994年创建。是经济研究的最前沿，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库之一。
　　（资料来源：搜狐网）

　　国务院研究室前身是1975年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中间经过合并、撤销，1988年恢复建制。与其他智库机构不同的是，国务院研究室相对“私人”，职责是服务于国务院主要领导，提出咨询意见，起草重要讲话。除此之外，它还有一项职能为人熟知，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从理论到实际

　　学者柳红曾撰写过《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智库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研究具体政策，而是“争论一些词语、概念”，诸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为改革“找说法”、“找理论”。
　　“因为改革首先需要有一个合法性，从原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或者是毛泽东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改革，要有个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就变成了为找说法而殚精竭虑的人。”柳红说，这些是当下年轻人不能理解的。
　　当然，“理论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升温，一些智库机构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最典型是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作为中共的传统理论智库，中央党校充满传奇色彩。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发生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经其审定，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近些年来，除了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负责其中的理论部分，比如阐释“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中央党校逐渐成了一个“吹风”的地方。
　　1992年6月9日，距离十四大召开不足百天，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列举了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三个提法，并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表示赞成。历时两年多的姓“社”姓“资”争论有了答案。
　　自此以后，历次党代会召开前，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几成惯例。从1997年的“5·29讲话”、2002年的“5·31讲话”，再到2007年的“6·25讲话”，都被认为是为随后的党代会定调。

　　参与党代会报告起草的机构还有中国社科院，1977年建院初期，同样是偏重于基础研究。1991年，江泽民还曾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随着时间推移，社科院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现实问题。在其几十个研究所中，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金融研究所等涉及经济的部门越发重要。
　　2003年，李长春考察社科院时，明确要求其“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成了社科院的新目标。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早在2005年的时候，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随着中央领导对信息与分析材料需求的增加，我们报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达到400多篇，比上年增加一倍多。”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各大智库影响高层决策的途径也在日渐增多，除了负责一批国家级重要课题、定期向中南海报送材料之外，近年来，各大智库的学者专家纷纷成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座上宾，在宣讲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时，对中央高层的决策也有可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