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但晚清小说家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洁癖，对人太過苛责，如果别人不能达到他们的标准，就一概斥为泥猪、癞狗、污秽小人。这种心态导致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清官是整个社会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在现实中却不见容于官场，这确实让清官们百思不解。
　　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清不可刻。清只是治术的一端，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诚如康熙皇帝所言：“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这并非是乡愿之言，而是对清官爱之深、责之切的期许。
　　将清廉和贪腐寄予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悲剧，所以讨论清官、贪官的优劣没有现实意义。当今之世界，凡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此我们还需要清官吗？贪官还有市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