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哥，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武术指导，七小福之一，洪金宝、成龙的师兄弟。众人第一印象里的怪老头，熟了后成了个话唠的老爷爷。虽然是香港人，可学京剧出身，京腔倍儿溜，饭桌上讲起“吃糖饼烫后脑勺儿”这种笑话，得意得很。
　　佐餐的八卦总是不能少，有人擅长讲当红明星的破事儿，而彬哥擅长讲老故事。那年冬天，吃着南门涮肉，我们的八卦就由最让人头疼的盗版讲起。那时，公司刚上了新片，前狼后虎，第一天被偷票房，第二天高清盗版就流出来了，发源地在河南，精装DVD当街卖得火热。电影人是蛮辛苦，可估计，整个村子的人为了盗版这部电影要不眠不休几天。
　　“你们没有找盗版商去谈吗？我知道好几家电影公司都会这么做。扔个几百万过去，求人家把DVD晚几天上市。舍小钱保大钱。”彬哥问。
　　“如果有，也不会这样了。”
　　“唉，现在数字电影，盗版商方便多了，电脑和硬盘一插一拔就能搞定，我们以前做胶片电影，盗版商才是真有技术。”彬哥说，台湾是当年东南亚盗版的头号发源地。徐克的《青蛇》，香港午夜场还没上映，深圳已经有盗版碟叫卖。盗版商神通广大到什么地步？拷贝从台北送到高雄剪辑室的路上，工作人员在卡车上火速制造出第一个翻版。第二天就可以运到深圳，第三天满大街就都在卖了。
　　“现在，票房怎么样了？”彬哥吃得两个腮帮鼓鼓，抽空关心了下听故事出神的我们。
　　虽然也不是有多糟心，但还是叹了气。也就只能这样啊，三个月筹备，三个月拍摄，三个月后期，三个月宣传。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从头再来。
　　陪着我们叹过了气，彬哥把话题又绕到香港娱乐圈的黑暗期，有一种“年轻人，你们要经得起打击，看看我们当年比你们惨多了”的义气感。彬哥说，上世纪80年代末，在香港拍电影突然很赚钱，拍什么都行，谁来拍都行，于是谁都想来分一杯羹。
　　“我和程小东被‘关东刀’架在脖子上，问，开不开工？开不开工。”彬哥的语气稀松平常，“当然开工了。一个月拍3部戏，每天睡3个小时，在香港和台湾之间往返一次。我在香港片场用小DV拍摄动作套招、替身走位，3小时后，小东从台湾片场飞过来看我留下的DV，把替身改成演员拍一遍。我去台湾片场，看小东留下的DV……”这样的日子，从1988年开始，直到1998年才结束。彬哥说，连自己家在哪里都不知道，每天醒来的瞬间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都拍了些什么。
　　“都拍出些什么电影呢？”小朋友们问。
　　“《新龙门客栈》《黄飞鸿》《鹿鼎记》《飞刀又见飞刀》。”
　　听到答案，小朋友们面面相觑，童年感油然而生。
　　“98年这样的日子结束，原因是嘉禾、新艺城这些电影公司都完蛋了。黑社会全面接管娱乐圈，从你争我夺的混乱期走向了集团化，如向氏集团。我们的工作量减少，工作薪酬的单价提高，不再被用关东刀对待。拍戏的时候，夜宵有鲍鱼吃。”彬哥得意地剔着牙。
　　酒足饭饱，彬哥的手机滴滴滴地响，扫了一眼，立刻笑趴。招呼我们一起看。“是徐克”，他说，“让我记得去买盐。”那是2011年初，日本地震过后，受核电站泄漏事故影响，很多大爷大妈、叔伯阿姨都在排队抢购加碘食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