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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到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从印发建设健康中国的行动纲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健康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一步步深化、系统化、具体化。
风雨兼程7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彻底打破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的宁静，因为缺少医生和药品，好几条年轻的生命被疾病夺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覃祥官的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1966年应运而生。卫生室创建者覃祥官，也被认为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始创者。
乐园合作医疗的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切全免。
经过两年试点的乐园做法，得到毛泽東同志肯定，称其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1968年底，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进入快速推广期，很快被复制到全国各地，鼎盛时期参保率达到90%。
不过，仅仅10年后，伴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模式遭遇“寒冬”：低谷时参保人数不足5%，“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开始增多。
进入新世纪，新医改大幕正式拉开。由农民个人及各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于2003年7月正式启航，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4省率先启动试点。
2007年，3.16亿农村人口加入新农合。一年后，超过8亿农民加入新农合，全国31个省份实现全覆盖。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国家长远发展为基点，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开启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也为医改深入攻坚吹响了号角，指明了方向。
如今，在“互联网+医疗”的助力下，老百姓的就医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偏远山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大城市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只用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成从挂号缴费、信息查询到在线支付全过程;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能到达最近医疗点，40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预约诊疗、检验检测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
2018年5月，被给予厚望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组建并挂牌，彻底打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最后一道藩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后，有利于发挥医保对医改的基础性作用，为三医联动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家部委名称中，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担当可见一斑。
在制度指引下，医改结出累累硕果，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9年的520元;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药品339个，增幅约15%;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扩至21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6230家。
从乡村群众患病找“赤脚医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夯实民生之基的重点所在，健康中国建设，步履稳健。
从数据看进步
老周，名叫周国平，今年70岁，地地道道的河南人。1965年初中毕业，1966年当上赤脚医生，从医53年。退休后他也闲不住，目前，他的头衔是郑州经开区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老百姓都喊他“周院长”。
“20世纪6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十几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就算有一个，也是没上过学的土郎中。”周国平回忆说，在那个年代，寻常小病都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记得有一次，我妹妹发热、头痛，跑到几公里外请医生给看了看，开了点药，吃了药病情仍不见好转，发烧越来越重。我用板车拉上妹妹，和我妈一起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才到了郑州市的一家大医院，看上医生时妹妹已经半昏迷了，医生看了之后说是脑膜炎，幸亏来得早，再晚些人就没了。”周国平说。
1966年，在家务农的周国平被村里选派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从此走上了医学之路。
周国平回忆，当时，生产队给了3间房，找了两张旧桌子，一个破柜子，花了几十元钱，买了几样常用药，如阿司匹林、黄连素等，又买了几个体温表、听诊器、手电筒，连个血压计都买不起。这样，村卫生所就算成立了。
从缺医少药到设备齐全，周国平亲眼见证了中国农村医疗条件的巨变。
70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
我国成功消除了天花、丝虫病、致盲性沙眼，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地方病严重流行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目前，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以内。
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从拳头大的成人心脏，到核桃大的小儿心脏，再到拇指大的胎儿心脏，我国均能开展手术治疗。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推动了重大疾病诊疗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我国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5G远程操控颅脑手术，标志着远程移动医疗应用达到新高度。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區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110名，2015年提高到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原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提要》中摘录的几个数据更有说服力：
2009年人口数为13.3474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54.88亿，入院人数为1.3256亿。2018年人口数为13.9538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83.08亿，入院人数为2.5453亿。新医改的1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得到了大幅的释放，这是“三医联动”医改综合成效的集中反映。
6月上旬，国办再次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最新部署。
6月15日，北京正式启动实施“五个一”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医疗机构医用耗材5%或10%的加价政策开始取消。这意味着，北京地区的医疗机构将彻底结束通过销售药品和医用耗材赚取收入、补偿运行的历史，医院趋利机制被进一步割断。
这些工作举措无不体现着健康中国战略在渐渐落地，这些改革措施无不践行着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以行动落实健康中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人民健康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肝炎、结核病、职业健康、地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吸烟、酗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普遍，由此引起的疾病问题日益突出。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高度凝练了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从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和防控重大疾病等三方面提出实施15项行动，并对组织实施作出部署。与此同时，为确保健康中国行动得到有效的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同步印发了《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还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了健康中国行动到2022年和2030年的总体目标，明确实施15项专项行动，每项专项行动都有目标、有指标、有路径，不仅有政府的具体任务，还有对社会和公众的健康建议，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健康中国战略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参与健康中国行动，为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提供了有效抓手。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在吹风会上表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不仅是要开展健康的宣传倡导，而是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开展15个专项行动，也就是说，不仅有宣传动员，还有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多个层面协同推进的实际行动，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在定位上，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服务问题，针对重点疾病、重点人群及不同生命周期所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提出明确的建议，做出系统的安排。
二是在策略上，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注重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健康促进和教育，通过行动实施，努力使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必备的核心健康知识与技能，把“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落到实处，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提高生活质量。
三是在主体上，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每一个行动都有具体的目标，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各方面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就是要强化部门协作，“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健康中国建设热潮，努力实现“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家庭支持、个人负责”的健康中国实践的格局。
四是在行动上，努力从宣传倡导向全民参与、个人行动的转变。《健康中国行动》以全社会公众为主要对象，围绕重点健康危险因素、重点疾病、重点人群，不仅要倡导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担健康责任，而且要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全民参与、共担责任、共享健康成果。
（综合国家卫健委、人民日报、新京报）
风雨兼程7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
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疾病，彻底打破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的宁静，因为缺少医生和药品，好几条年轻的生命被疾病夺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覃祥官的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1966年应运而生。卫生室创建者覃祥官，也被认为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始创者。
乐园合作医疗的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一切全免。
经过两年试点的乐园做法，得到毛泽東同志肯定，称其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1968年底，覃祥官首创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进入快速推广期，很快被复制到全国各地，鼎盛时期参保率达到90%。
不过，仅仅10年后，伴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模式遭遇“寒冬”：低谷时参保人数不足5%，“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开始增多。
进入新世纪，新医改大幕正式拉开。由农民个人及各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于2003年7月正式启航，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4省率先启动试点。
2007年，3.16亿农村人口加入新农合。一年后，超过8亿农民加入新农合，全国31个省份实现全覆盖。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国家长远发展为基点，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开启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程，也为医改深入攻坚吹响了号角，指明了方向。
如今，在“互联网+医疗”的助力下，老百姓的就医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偏远山区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大城市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只用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成从挂号缴费、信息查询到在线支付全过程;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能到达最近医疗点，400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普遍提供预约诊疗、检验检测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
2018年5月，被给予厚望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组建并挂牌，彻底打破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最后一道藩篱。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认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后，有利于发挥医保对医改的基础性作用，为三医联动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家部委名称中，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担当可见一斑。
在制度指引下，医改结出累累硕果，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9年的520元;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药品339个，增幅约15%;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扩至21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6230家。
从乡村群众患病找“赤脚医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是夯实民生之基的重点所在，健康中国建设，步履稳健。
从数据看进步
老周，名叫周国平，今年70岁，地地道道的河南人。1965年初中毕业，1966年当上赤脚医生，从医53年。退休后他也闲不住，目前，他的头衔是郑州经开区潮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老百姓都喊他“周院长”。
“20世纪6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十几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就算有一个，也是没上过学的土郎中。”周国平回忆说，在那个年代，寻常小病都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记得有一次，我妹妹发热、头痛，跑到几公里外请医生给看了看，开了点药，吃了药病情仍不见好转，发烧越来越重。我用板车拉上妹妹，和我妈一起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才到了郑州市的一家大医院，看上医生时妹妹已经半昏迷了，医生看了之后说是脑膜炎，幸亏来得早，再晚些人就没了。”周国平说。
1966年，在家务农的周国平被村里选派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从此走上了医学之路。
周国平回忆，当时，生产队给了3间房，找了两张旧桌子，一个破柜子，花了几十元钱，买了几样常用药，如阿司匹林、黄连素等，又买了几个体温表、听诊器、手电筒，连个血压计都买不起。这样，村卫生所就算成立了。
从缺医少药到设备齐全，周国平亲眼见证了中国农村医疗条件的巨变。
70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
我国成功消除了天花、丝虫病、致盲性沙眼，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地方病严重流行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目前，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以内。
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从拳头大的成人心脏，到核桃大的小儿心脏，再到拇指大的胎儿心脏，我国均能开展手术治疗。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上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推动了重大疾病诊疗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我国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5G远程操控颅脑手术，标志着远程移动医疗应用达到新高度。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區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110名，2015年提高到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原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提要》中摘录的几个数据更有说服力：
2009年人口数为13.3474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54.88亿，入院人数为1.3256亿。2018年人口数为13.9538亿，医疗机构就诊人次为83.08亿，入院人数为2.5453亿。新医改的1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得到了大幅的释放，这是“三医联动”医改综合成效的集中反映。
6月上旬，国办再次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作出最新部署。
6月15日，北京正式启动实施“五个一”医耗联动综合改革，医疗机构医用耗材5%或10%的加价政策开始取消。这意味着，北京地区的医疗机构将彻底结束通过销售药品和医用耗材赚取收入、补偿运行的历史，医院趋利机制被进一步割断。
这些工作举措无不体现着健康中国战略在渐渐落地，这些改革措施无不践行着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以行动落实健康中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疾病谱正在发生变化，人民健康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肝炎、结核病、职业健康、地方病等问题不容忽视，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由于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吸烟、酗酒、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普遍，由此引起的疾病问题日益突出。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高度凝练了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内容，明确了健康中国行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从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和防控重大疾病等三方面提出实施15项行动，并对组织实施作出部署。与此同时，为确保健康中国行动得到有效的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同步印发了《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还成立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了健康中国行动到2022年和2030年的总体目标，明确实施15项专项行动，每项专项行动都有目标、有指标、有路径，不仅有政府的具体任务，还有对社会和公众的健康建议，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健康中国战略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参与健康中国行动，为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提供了有效抓手。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在吹风会上表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不仅是要开展健康的宣传倡导，而是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开展15个专项行动，也就是说，不仅有宣传动员，还有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多个层面协同推进的实际行动，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在定位上，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服务问题，针对重点疾病、重点人群及不同生命周期所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提出明确的建议，做出系统的安排。
二是在策略上，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注重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健康促进和教育，通过行动实施，努力使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必备的核心健康知识与技能，把“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落到实处，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提高生活质量。
三是在主体上，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每一个行动都有具体的目标，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各方面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就是要强化部门协作，“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掀起健康中国建设热潮，努力实现“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家庭支持、个人负责”的健康中国实践的格局。
四是在行动上，努力从宣传倡导向全民参与、个人行动的转变。《健康中国行动》以全社会公众为主要对象，围绕重点健康危险因素、重点疾病、重点人群，不仅要倡导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担健康责任，而且要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全民参与、共担责任、共享健康成果。
（综合国家卫健委、人民日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