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很关注党群关系问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党对党群关系问题的认识也日趋成熟，并在实践中多方面地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不断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党群关系的发展历程为新时期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关系；理论与实践；启示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向着光明的革命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群众高度热情地拥护党，一起开创了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联系。虽然党在对待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有过“左”的错误，但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我党的党群关系理论日趋成熟，这对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党群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好党群关系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发展的，把握革命动力，密切党群关系，才取得革命的胜利。从建党到建国，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对党群关系认识的初步探索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初探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如何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民族独立还需不断摸索，对于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还有些偏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革命的动力、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认识还不清楚，片面地强调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没有认识到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性。直至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国事，这是党最早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还明确指出我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革命的受挫使党更加重视扩大群众基础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以在党的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统一战线。党的四大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处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②在党的五大上我党强调可以吸收会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对于土匪和会党的区分对待也是党在党群关系认识领域的一大突破。
（二）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曲折发展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为及时审查和纠正党的错误，1927年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在纠错中指出党中央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接受群众监督；为了改变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组成状况，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中负责一些工作。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中央发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成分要工农化，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吸收大批工农分子入党。但是这种一味强调工农化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了社会和党的实际情况，导致我党在党群关系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此后，党中央继续推行“左”的路线，虽然党一直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仍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六大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出的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中工人占21人。1931年通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议案》甚至将吸收工人入党作为考核工作的标准。这种“左”的思想给我党造成很大挫伤，挫伤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也削弱了我党的群众基础。
（三）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成熟阶段
1935年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华北事变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选择继续屈服于日本，共产党要争取民族独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身上，因此需重新认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以及军阀中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人等。从这次会议来看，党的群众基础范围广、成分杂，较之“唯成分论”有很大进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专门规定要求吸收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别党员”，大量发展中共党员。战略相持阶段，我党面临抗日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浪潮的双重压力，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巩固民主阵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继续深化，把一切反帝反蒋的人都吸收到统一战线，使党联系的群众空前壮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实践重点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党从多方面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首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说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在总结1927年海陆丰根据地试点的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次年湘赣边区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指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以人口和劳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等九个条款，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红军所到之处都燃起了革命的热潮，推进了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入调查土地革命实况，对土地法规不断进行修整，1929年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完善了《井冈山土地法》的不足。中央苏区时期，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了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群众，通过把苏区农民的“耕田证”改为“土地证”，使农民彻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主人。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欧阳钦1932年考察苏区建设后指出：“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①护红运动中到处可见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感人情景，可见此时的党群关系是十分融洽和谐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相继颁布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减租减息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到1949年初约一亿多农民分得了三亿多亩地，得到土地的农民积极生产、参军、支援前线，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其次，重视群众民主权利。重视并处理好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这点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中央苏区实行代表会议制度，按照“主权在民、基层政权民主化”的原则，通过法律法规严格规定选举资格、选举方式、投票方式等，切实保障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政权建设：一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和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等权利。二是在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党内忽视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错误做法，提出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中成员分配比例上要实行“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三是实行人民民主议政。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②所以共产党员要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要多听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监督而不违背人民的意旨。如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向陕甘宁边区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受到党的高度重视并采纳落实。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成果显著，人民群众团结协作参与革命，激发了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意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与融洽。
第三，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为了发展苏区经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广泛调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解决生活困难。抗日战争时期，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改善民生，党在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首先是将减租减息的口号深入落实，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改变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各根据地的党政军学各方面的人员响应号召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中，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的开垦，使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各地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通过发放贷款、贷粮、贷种子等方法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还建立了小型的武器制造厂和生产生活加工厂，以保障供给。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保障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繁荣了经济，改善了民生，从而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密切党群关系的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③正是我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密切党群关系的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等人民政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最后，加强党性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组织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党员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旧式的知识分子，不仅文化水平低，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也不够高，腐化堕落的可能性不容小觑，所以从党的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加强党性教育和反腐倡廉的问题。
1927年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加强党性教育刻不容缓。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决议案决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这是我党第一次整党。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周恩来的《坚决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书籍成为党性教育的读本。为了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7-1948年土地运动时期强调要过滤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将混入党内的异己势力清除出党，这次整党运动为我党成为执政党打下了坚实的作风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性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也是加强党性教育的实践基础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腐倡廉建设也要坚持群众路线，如30年代苏区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成立了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监察组织检举举报不法分子，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坚持公开化的原则让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旁听监督，我党在那一时期依靠群众查处了“左祥云案”、“熊仙壁案”等，一大批公款、公债、公物被追回，从而保证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密切党群关系的经验启示
党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党自身的建设，学习和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结得出的一些处理党群关系的思想和原则，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要重塑党的价值观念，保持党的纯洁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内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为谋取私利而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深究党员干部犯错误的深层内因是在当今社会思潮冲击影响下，部分党员在心理上还达不到对我党价值观念的认同和统一。因此，重塑党的价值理念，保持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建设来说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要大力增强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宗旨、党的纪律和组织等方面的认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一直奉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还深入阐述了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人民利益关系，形成了科学系统的人民利益观，这些理论原则和行为指南有益于推进利益激励机制的落实和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建设。党的纯洁性建设要求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保持在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的纯洁，最主要的是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毫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其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各层干部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秉承“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服务理念，形成了党与群众“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和谐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不断分化、重组，社会结构突破工农两大阶级而呈现多元化趋势，统筹协调好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成为紧迫问题，为此我党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树立全党牢固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二是不断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是在实践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经济和民生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人民民主、增强文化软实力、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其三，要与时俱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证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适当地开展大规模的党性教育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方式。与时俱进地树立群众观点，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着想，让群众从被动的被管理的角色转变成社会事务决策的参与者和实施者，变间接参与为直接参与，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利益。政党只有接地气，时刻听取群众的呼声，满足人民利益诉求，才能让群众信服和支持，所以我们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此外，我们还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干群关系不脱节，同时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关系；理论与实践；启示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向着光明的革命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群众高度热情地拥护党，一起开创了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奇迹——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联系。虽然党在对待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有过“左”的错误，但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我党的党群关系理论日趋成熟，这对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党群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好党群关系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而发展的，把握革命动力，密切党群关系，才取得革命的胜利。从建党到建国，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对党群关系认识的初步探索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初探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如何带领人民群众取得民族独立还需不断摸索，对于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还有些偏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革命的动力、性质、任务等一系列问题认识还不清楚，片面地强调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没有认识到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性。直至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国事，这是党最早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还明确指出我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革命的受挫使党更加重视扩大群众基础的问题，即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以在党的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统一战线。党的四大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处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②在党的五大上我党强调可以吸收会党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对于土匪和会党的区分对待也是党在党群关系认识领域的一大突破。
（二）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曲折发展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为及时审查和纠正党的错误，1927年中共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在纠错中指出党中央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接受群众监督；为了改变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组成状况，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中负责一些工作。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中央发通告提出党的指导机关成分要工农化，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吸收大批工农分子入党。但是这种一味强调工农化成分的指导思想脱离了社会和党的实际情况，导致我党在党群关系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此后，党中央继续推行“左”的路线，虽然党一直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断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但仍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工人化，六大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出的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中工人占21人。1931年通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议案》甚至将吸收工人入党作为考核工作的标准。这种“左”的思想给我党造成很大挫伤，挫伤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也削弱了我党的群众基础。
（三）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成熟阶段
1935年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华北事变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选择继续屈服于日本，共产党要争取民族独立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大众身上，因此需重新认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地主以及军阀中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人等。从这次会议来看，党的群众基础范围广、成分杂，较之“唯成分论”有很大进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专门规定要求吸收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别党员”，大量发展中共党员。战略相持阶段，我党面临抗日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浪潮的双重压力，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巩固民主阵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继续深化，把一切反帝反蒋的人都吸收到统一战线，使党联系的群众空前壮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实践重点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党从多方面密切联系群众，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从而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首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说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在总结1927年海陆丰根据地试点的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次年湘赣边区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指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内容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以人口和劳力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等九个条款，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红军所到之处都燃起了革命的热潮，推进了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深入调查土地革命实况，对土地法规不断进行修整，1929年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完善了《井冈山土地法》的不足。中央苏区时期，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了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群众，通过把苏区农民的“耕田证”改为“土地证”，使农民彻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主人。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欧阳钦1932年考察苏区建设后指出：“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①护红运动中到处可见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感人情景，可见此时的党群关系是十分融洽和谐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相继颁布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减租减息改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到1949年初约一亿多农民分得了三亿多亩地，得到土地的农民积极生产、参军、支援前线，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其次，重视群众民主权利。重视并处理好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是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这点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中央苏区实行代表会议制度，按照“主权在民、基层政权民主化”的原则，通过法律法规严格规定选举资格、选举方式、投票方式等，切实保障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展了广泛的民主政权建设：一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和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等权利。二是在敌后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党内忽视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错误做法，提出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中成员分配比例上要实行“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三是实行人民民主议政。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②所以共产党员要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要多听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监督而不违背人民的意旨。如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向陕甘宁边区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受到党的高度重视并采纳落实。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成果显著，人民群众团结协作参与革命，激发了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意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与融洽。
第三，关心群众生活。毛泽东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为了发展苏区经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广泛调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解决生活困难。抗日战争时期，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改善民生，党在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首先是将减租减息的口号深入落实，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改变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各根据地的党政军学各方面的人员响应号召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中，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的开垦，使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各地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通过发放贷款、贷粮、贷种子等方法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还建立了小型的武器制造厂和生产生活加工厂，以保障供给。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保障了群众的切身利益，繁荣了经济，改善了民生，从而调动了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密切党群关系的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③正是我党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密切党群关系的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等人民政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最后，加强党性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组织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党员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旧式的知识分子，不仅文化水平低，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也不够高，腐化堕落的可能性不容小觑，所以从党的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加强党性教育和反腐倡廉的问题。
1927年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加强党性教育刻不容缓。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决议案决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这是我党第一次整党。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周恩来的《坚决肃清党内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书籍成为党性教育的读本。为了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47-1948年土地运动时期强调要过滤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作风，将混入党内的异己势力清除出党，这次整党运动为我党成为执政党打下了坚实的作风基础和群众基础。
党性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反腐倡廉建设也是加强党性教育的实践基础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腐倡廉建设也要坚持群众路线，如30年代苏区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成立了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监察组织检举举报不法分子，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坚持公开化的原则让更多的干部和群众旁听监督，我党在那一时期依靠群众查处了“左祥云案”、“熊仙壁案”等，一大批公款、公债、公物被追回，从而保证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密切党群关系的经验启示
党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党自身的建设，学习和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结得出的一些处理党群关系的思想和原则，对新时期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要重塑党的价值观念，保持党的纯洁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内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为谋取私利而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深究党员干部犯错误的深层内因是在当今社会思潮冲击影响下，部分党员在心理上还达不到对我党价值观念的认同和统一。因此，重塑党的价值理念，保持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建设来说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要大力增强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宗旨、党的纪律和组织等方面的认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一直奉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还深入阐述了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人民利益关系，形成了科学系统的人民利益观，这些理论原则和行为指南有益于推进利益激励机制的落实和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建设。党的纯洁性建设要求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保持在思想、组织、作风等各个方面的纯洁，最主要的是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毫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其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各层干部同志无论职位高低都秉承“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服务理念，形成了党与群众“血浓于水”、“鱼水相依”的和谐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不断分化、重组，社会结构突破工农两大阶级而呈现多元化趋势，统筹协调好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成为紧迫问题，为此我党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树立全党牢固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鱼水之情；二是不断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是在实践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经济和民生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人民民主、增强文化软实力、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其三，要与时俱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证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适当地开展大规模的党性教育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方式。与时俱进地树立群众观点，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着想，让群众从被动的被管理的角色转变成社会事务决策的参与者和实施者，变间接参与为直接参与，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利益。政党只有接地气，时刻听取群众的呼声，满足人民利益诉求，才能让群众信服和支持，所以我们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此外，我们还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干群关系不脱节，同时建立一套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