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屏，1892年8月26日出生在云南省宣威县倘塘村。云南讲武堂毕生，曾在滇军任旅参谋长，因感滇军腐败，1924年毅然辞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到赣东北与方志敏共同组建农民起义团（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先后任团、师、军长。长征后任陕甘宁边区武装部长、115师343旅副旅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他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始人之一。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频繁的转战，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在河北省平山县小觉镇旧傷复发不治去世。遗体安葬在他战斗过的平山小觉镇。1939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把平山县小觉镇改名为建屏镇，1945年10月，又以小觉镇为中心建立建屏县（建屏县于1958年与平山县合并），建屏县成为当时石家庄市第一个用烈士姓名命名的县。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由朱德介绍入党成为“创造红十军的一个主要领导者”
　　1909年，刚刚18岁的周建屏，怀着保国卫民的心情参加了新军。之后，随新军在云南参加了辛亥起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时，周建屏在护国第一军第三团第六支队朱德部下当连长，次年进入成都。后随军退至叙永一带。
　　1923年春，滇军进入广州，周建屏在入粤滇军第一军（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兼任军长）第一师（师长杨池生）师部任上尉参谋。同年七、八月间，入粤滇军发生内讧，孙中山下令速捕杨如轩、杨池生，两杨在杨希闵的掩护下逃走。周建屏从自己10余年的戎马生涯，看到辛亥革命到云南起义，一次次的革命都失败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仍然处于饥寒交迫和战乱之中。看不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于是，在1923年9月失望地离开了滇军解甲归田，回江西金溪老家定居。
　　1924年，逃走的两杨投奔了北洋军，杨如轩任扩编第六师长驻守江西赣州地区，杨池生任赣南镇守使。次年，周建屏离开金溪到了赣州，在杨如轩师任辎重营营长，后又在师部任少校参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迅速进入湖南。周建屏被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形势激励着。他决然离开赣州，投奔了以滇军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同年11月6日，他随第三军攻克江西南昌。
　　这时，朱德受党的委派来到南昌工作，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周建屏在南昌会见了阔别多年的老上级朱德。朱德了解这位正直、爱国、有志的青年军官，向他讲述了国际国内的大好革命形势，宣传工农革命的道理。从这以后，一种新的要求在周建屏的心底里滋长着。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扩编，周建屏担任该军第九师二十七团二营营长。这时，他向朱德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朱德看到这位青年的进步，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笑着说：“共产党人可是不能抽大烟的！”
　　周建屏一听，连忙甩掉烟枪，毫不迟疑地把烟戒掉了。后经朱德介绍，周建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进入军官教育团，协助开展党的工作。从此，他立下誓言：跟着共产党，誓死志不移。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周建屏随教育团奉命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和歼灭驻地附近的敌人。起义胜利后，周建屏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同年10月，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败。为了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周建屏躲避在汕头一座庙中做和尚。
　　1927年冬，周建屏从汕头潜回南昌，辗转到达上海找到党中央，在上海、青岛等地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年上半年，方志敏等领导的弋横苏区红军缺少得力的军事指挥干部，党中央根据方志敏等同志的要求，决定将周建屏派往弋横苏区。周建屏化名改装，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都昌县，在县政府建设局秘密会见了中共都昌县委书记刘梦松，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精神，详细询问了都昌县敌人兵力及武器装备情况，并在刘梦松的带领下察看了都昌县城的地形，最后商定了先夺取汪家墩靖卫团枪支、乘胜攻打县城、收缴县自卫大队枪支的起义计划。8月18日，周建屏在都昌县王滚垅村农民谭洪进家里秘密召开都昌、湖口两县县委负责人会议，具体部署了武装暴动的行动计划。22日夜晚，周建屏手持匕首，率领湖口县地下党员周赓年等15名突击队员，在都昌县地下党的配合下，顺利缴获了汪家墩靖卫团的11支枪，取得了起义的胜利。由于当晚时间不够，乘胜攻打县城的计划未能实现。第二天，起义人员打出了“东北红军游击第一大队”（简称“一大队”）的旗帜。此后，“一大队”在周赓年等同志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围县攻镇，威震赣东北。
　　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军，最早由1928年初弋横起义后的农民武装组成，同年6月金鸡山大捷后，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兵力约有一连，后来补充了哗变过来的两连白军士兵。当时红军中的工农分子军事素质较差，缺乏作战经验，而部分哗变过来的士兵居功自傲，闹饷、闹赏，不服指挥，保留着旧军的那一套作风，因而战斗力不强。正如方志敏总结的那样：“一九二九年，是我们胜利发展的一年，不过红军的胜利，比较苏区的发展是要落后一点。军事干部不强，军事领导机关不健全，是其主要原因。”
　　1929年9月，周建屏到达弋横苏区。10月1日，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县漆工镇召开。会上，组织了信江军委会，以邵式平为主席，红军番号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周建屏当选为信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担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从此以后，“他领导红军打了许多胜仗”，成为“创造红十军的一个主要领导者”。
　　是方志敏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重要成员
　　在信江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方志敏的正确领导下，很快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四次局部“围剿”。刚刚接任红军团长的周建屏抓住大好时机，率领红军乘胜展开反击。 　　周坊是贵溪北乡的一个重镇，座落在贵（溪）、余（江）、万（年）三县交界的山区。为了消灭驻守周坊的白军，周建屏率独立团开进了贵溪北乡，隐蔽在离周坊十来里的三丫桥一带。据侦察员报告，一连白军和靖卫团正朝三丫桥开来。周建屏和方志敏等人研究了敌情，认为这是敌人一支搞“清乡”的部队，没有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三连红军完全有把握吃掉这股敌人。方志敏立即批准了作战计划，周建屏率部队首战三丫桥，再战关王殿，夺回了周坊，击溃了敌军一个正规连和三县靖卫团的联合进攻，打死打伤敌人30多人，俘虏100多人，缴获步枪72支，水机关枪一挺，取得了赣东北红军创立以来的一次最大胜利。红军第一次摸上机关枪，个个都乐了，战士们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关枪，再也不怕敌人的机关枪了。”
　　红军后来又在余江、万年打了几个胜仗，遂创造了余、万苏区。周建屏运用自己的作战经验，精心组织了关王殿等几次战斗，用红军的战斗胜利推动根据地的发展，成为方志敏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左右手。方志敏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因为红军的胜利和苏区的扩大，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的环境是大大地转好过来。在西线，扩大了贵、余、万等四县苏区，在东南线，横丰苏区扩大了几倍，差不多全县都收入苏维埃版图；上饶也举行了年关暴动，成立了上饶苏区；在北线，德兴苏区也有新的发展。白军小的部队，是不敢随便进入苏区。因此，我们脱离了天天爬山爬岭躲山躲坞的生活，比较安稳地建立起机关来做工作了。”
　　1930年元旦，红军独立团集中在弋阳九区余家仓扩编成六个连和一个机关枪队，战斗力大大加强。几天后，国民党十八师五十二旅戴岳部会同各县靖卫团，分兵六路对信江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周建屏率红军独立团迅速投入反“围剿”战斗，遇敌于弋阳芳家墩，激战一天，稍稍失利。他很快摸清了敌情，看到敌人大兵压境，势头正旺，便动员群众暂避深山，坚壁清野，号召地方游击队伺机骚扰打擊进犯之敌，然后亲率独立团跳出重围，扑向兵力空虚的敌人巢穴——上饶。上饶守敌经不起红军突然而来的猛攻，扔下20来支枪弃城而逃。红军首次攻下上饶城，占领半天，逼使进犯之敌急急回援，顺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五次局部“围剿”。红军战斗的胜利，使根据地面积由弋横两县扩大到赣东北8县，人口由10余万增加到40余万。
　　在红军独立团工作了几个月之后的周建屏，发现这支以工农为主体组成的人民武装，人人怀着阶级的深仇大恨，吃苦耐劳、勇敢不怕死，具备着旧军队无法比拟的许多特点，但也看到由于大部分战士未经过军事训练，作战经验不足，同时还存在极端民主化、军纪不严和狭隘的报复主义，以及由于投诚白军担任指挥员而带来的军阀主义等问题。周建屏深感有整军的必要。经特委批准，他和方志做、邵式平一起，领导了一场整军运动。
　　整军着重放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严明军纪、废除军阀主义残余、强调官兵平等、改善战斗员生活等问题上。同时，周建屏还十分注重部队的军事训练，无论在课堂还是在操场，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经过一个短期这样的整顿训练，独立团原有的一些散漫混乱现象逐渐肃清，变成整齐严肃的正规红军了，战斗力也随之较前加强。”红军独立团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新的战斗。
　　这年4月，周建屏率独立团冒雨摸黑奇袭大茅山下的张家川，歼灭德兴黄柏塘靖卫团，为群众除一大害。5月5日，周建屏和方志敏率红军分数路攻打乐平秧畈，全歼白军一个连。第二天，乘胜攻下乐平东南乡的大集镇众埠街。接着，红军又攻下鸣山煤矿和铁山、黎桥等村镇。前后个把星期，乐平东南乡敌人的枪支基本缴完，红军枪支由300多支增加到600多支。红军将在鸣山煤矿缴获的几台车床运回根据地，建起了信江苏区的第一个兵工厂。同时，红军帮助乐平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匀出部分枪支协助建立乐平县游击大队。
　　此时，方志敏接到景德镇地下党和工农群众要解放景德镇的请求，立即同周建屏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们认为有景德镇地下党和工人群众的支持，奇袭成功是有把握的，于是把进攻的日子定在7月6日。
　　7月5日清晨，周建屏在弋阳芳家集合红军1000余人接受方志敏的战前检阅后，简单作了战斗动员，便踏上了征途。一路急行军，中午到达段家。周建屏指挥部队休息，而自己却和方志敏仔细研究刚刚找来的敌人报纸，进一步分析景德镇的敌情。傍晚时分，为了麻痹敌人，周建屏命令部队打上安徽靖卫团的旗子，抽调一批外省籍战士组成先头部队，连夜直奔景德镇。
　　这天晚上，大雨滂沱，红军战士泥一脚水一脚，步行近百里，赶到昌江南岸。由于河水猛涨，无法涉水，只有绕道。为了赶在拂晓前抵达景德镇，周建屏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夜幕中，周建屏纤瘦的身影，时而出现在队伍的前头，时而出现在队伍的后头。红军战士们看到团长不顾自己患有慢性疟疾、经常发烧的身体，和战士们一道冒雨行军，更加精神抖擞。在黄泥头，方志敏、周建屏会见了从上海请示工作回来的特委书记唐在刚，见到了景德镇地下党的同志和100多名工人群众，进一步研究了攻城方案。接着，将部队分作五路，同时进城包围各部反动武装。
　　此役，敌人除在河西的4个哨兵携枪逃跑外，其余官兵、警察全部就擒，共缴枪413支，子弹、药品、布匹等物无数。在景德镇地下党和工人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战士搜捕了欺压工人的外号“三尊大佛”、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的一伙恶霸，筹款100余万元（上缴中央20万元）。
　　红军打下景德镇后，根据地红军由1000余人扩大到4000余人，实力大为加强，根据地面积纵横达500余里，人口增至100余万。
　　周恩来对红十一军英勇善战给予高度评价
　　1930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进犯赣东北根据地的国民党正规部队3万余人已大兵压境，横峰、上饶、玉山、广丰、铅山5县靖卫团乘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已向我后方进攻，闽北苏区和铅山、上饶、横峰部分苏区遭到严重摧残。面对这种情况，方志敏等决定红十军回师根据地。 　　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指挥部队火速赶回根据地，进攻万年县城未克，与敌胡祖珏第五师遭遇于珠仙桥，激战一场，主动撤出战斗，而后穿过苏区，出敌不意，第二次攻克上绕城，歼灭上饶等5县靖卫团，缴枪100余支。第三天，周建屏邵式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河口，与敌激战4小时，全歼敌新编十三师李全坤團，俘敌300余名，缴获机枪4挺，迫击炮4门，步、手枪400余支，军威大振，扭转了根据地一度出现的慌乱现象。
　　河口大捷后，周建屏率红军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一阵后，将敌第五师大部诱入弋阳七星尖，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300多人，与各县地方武装一道将敌人驱出根据地，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大“围剿”。
　　1930年底，涂振农（后叛变）以中央特派员名义来到赣东北，召开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评立三路线错误，在军事上，将3万人的红十军缩编为一个师三个主力团，保留4000余人，实行一人一枪正规编制，遣散新兵师，划闽北独立团回闽北，并由涂振农接替了邵式平十军政委的职务。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担任红十军政委的涂振农动摇恐慌，认为赣东北红军无力抗击敌人，主张拉到中央苏区去。在他的领导下，红十军两个多月一味避敌，大仗打不胜，不能打，小仗又不愿打，几乎未打一仗。对于涂振农逃跑主义的错误，方志敏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经请示中央后，撤销了涂振农十军政委的职务。
　　方志敏到十军工作，大大激发了周建屏的革命热情，他俩在葛源进行了短暂的整军后，获悉敌十八师一个团孤军深入贵溪周坊，遂决计先收拾这个团。4月8日，周建屏率领一团红军进入贵溪，埋伏在丁家坊山上，在群众支持下，伏击下乡抢粮的一连白军，歼敌40多人，缴枪40余支。战斗结束后，周建屏分析敌人将送伤兵到贵溪县城去，决定再打一次伏击战。4月9日，周建屏将部队转移到苟里源，一个伏击，又俘敌30余人。10日，红军部队拉至余冮横山一带，乘胜歼灭敌保安团一个营。
　　此时，进攻赣东北根据地的敌人已构成包围圈，处处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一举歼灭红军。方志敏、周建屏考虑必须避其锋芒，挫其锐气，决定将红军开往闽北作战。在4月上旬从上饶渡过信江后，首战铅山石塘街，消灭任老汉靖卫团。月底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独立团会师桐木关，乘势收复车盘根和坑口。5月初，红军与固守在长涧源的敌卢兴邦部展开激战。周建屏和方志敏深入前线，察看地形，指挥部队挖地道用火攻拿下长涧源，红军乘胜追击，先后消灭黄柏、谷前的白军和靖卫团，又乘势攻占赤石街。这是红军入闽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歼灭敌人一个团又一个营，缴获银洋20万元、黄金2000余两和大批军需物资。红十军一进闽北，“除军事得到胜利，打了十一仗，仗仗皆捷，建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外，主要的还是这次的胜利，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这是政治上极可宝贵的收获。”
　　在坑口，方志敏、周建屏接到敌人企图进犯葛源的消息。鉴于进军闽北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他们决定回师赣东北。同年5月17日，红十军在横峰何家坝，伏击进犯白军一个团，大获全胜。接着，出击进驻芳家墩的白军，歼敌一营，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在红军的频繁战斗中，赣东北省于1932年12月11日改名闽浙赣省。不久又将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仍担任军长，另将赤色警卫师扩编成军，沿用十军番号。由此，闽浙赣红军战斗力达到最盛时期。这时，中央又电令红十一军南渡信江，配合中央红军组织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在周建屏与邵式平、方志纯率领下，红十一军于1933年1月25日（农历除タ）夜渡信江。次日，红十一军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在贵溪上清宫会师。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亲切会见了周建屏等同志，简要地交待了红十一军的任务。三军团走后，周建屏率领红十一军进入金溪县城，接替了三军团的防务。
　　周建屏回到金溪故乡，住在竹桥余家“步云公祠”里，接见了乡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第二天一早就赶回县城，带领红十一军经金溪左坊，翻山到达资溪石峡。在这里，他见到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对红十一军在赣东北根据地英勇善战、奋斗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告诉周建屏红十一军驻防金溪的任务已经完成，第四次反“围剿”的大战即将拉开，命令周建屏率十一军开往建（宁）黎（川）、泰（宁）一带，巩固和发展抚河以东的闽赣边区根据地，打击敌人，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2月3日，周建屏率红十一军到达黎川。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军强攻南丰，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乘夜向西转移。接着，又会合闽北独立师进攻福建光译，歼灭国民党新编第四旅周志群的第一团，在和顺又歼灭了该旅的第三团。
　　3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在宜黄歼灭敌人近3个师，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1935年6月，周建屏因身体原因到上海治疗。伤愈后，他由党组织送到西安，再由西安到达延安，担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科科长。
　　1937年8月，周建屏出席了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他被任命为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随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同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重挫日军板垣师团的战斗中，他和旅长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平型关公路南侧担任主攻，击毁敌人汽车多辆，歼灭日军近千名。
　　11月，周建屏在周艾镇八路军总部又一次见到老首长朱德总司令。朱德命令他和刘道生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开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由他任四分区司令员，刘道生担任政治委员。
　　周建屏还是和往常一样，二话不说，很快交待了部队的工作，带三四三旅一个连赶到孟县，开始了分区的工作。“在四分区所属的10多个县，周建屏的军事斗争经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组织部队在战斗中锤炼，几个月时间，扩建了三个相当于团的区队。有了这样一支抗日人民军队，加上村村都有民兵、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如同大厦有了顶梁柱。”
　　分区司令部开始设在平山县洪子店。日本侵略军经常出动大部队向这一带“扫荡”。1937年12月23日，周建屏、刘道生指挥两个主力团和四分区两个区队，在温塘布置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四分区改造了原有的村、乡政权，选举成立了抗日的村公所和各级政权机构，军队一面用战斗保卫抗日民主政权，一面帮助人民实行换工互助，发展生产。在日军不断“蚕食”、“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滹沱河两岸稻谷丰收，人民得以温饱，并尽力支援战争，使四分区抗日根据地逐步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四分区三面环绕着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境内公路密布，给敌入“封锁”、“扫荡”、“分割”、“蚕食”以许多便利，战斗频繁。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周建屏带着难以忍受的脊髓炎的疼痛，总是周密部署着全盘的工作，细致安排每一个战斗。分区机关搬到小觉镇后，周建屏住在贫苦农民老何家里，虽重病缠身，仍每天忘我地工作，还登门串户访贫问苦，号召民兵参军参战，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援前线。他对部队工作抓得更紧，经常找干部商量工作，注意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使得许多和他共过事的战友非常感动。
　　党和人民对周建屏的病情十分关心。那时四分区只有一个卫生队，药品很缺，专区和四分区从敌占区购进药品为他治病。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还专程前来为他治病。小觉镇的村民也时常来看望他。
　　由于环境的恶劣，周建屏患的脊髓炎逐渐恶化。1938年6月13日，分区政委刘道生、专区专员邵式平等军政领导同志都守护在他身边。他望着生死与共的战友，缓慢而又平稳地说：“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过打倒三个皇帝（宣统、袁世凯、张勋扶植宣统复辟）的斗争，直到我加入共产党，才算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是党和根据地的人民养育了我。我虽然没有看到全中国的解放，但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到那时候请代我向根据地的人民致意！”下午3时，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周建屏，终因医治无效去世。
　　聂荣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深情地写道：“……在晋察冀的土地上。尤其令人怀念的是我军优秀指挥员，红军时期就当过军长的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于1938年6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战斗岗位上。他们在作战中英勇捐躯，效命沙场，永远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