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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并没有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积极推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战略。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国对外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2-0008-04
如果对比1999年科索沃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短短4年间，世界的深刻变动获得了明显的加速度，其间，“9·11”事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水岭。
首先，大国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一边倒”的状态，隐约带有冷战的痕迹——美、英、法、德等原属西方阵营的世界大国，几乎是以冷战时期的协同一致，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对冷战后俄罗斯屈指可数的盟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起攻击。当时的大国关系中，仍有一条无形的东西方界线。到伊拉克战争，大国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站在执意发动战争的美国与英国的对立面的，不仅有俄罗斯，而且还有法国与德国。大国关系重组的状况一览无余。“9·11”事件使大国关系开始彻底摆脱冷战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已经正面涉及世界大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看法和利益要求，可以说形成了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硬着陆”。这一点对今后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对立双方矛盾的焦点不是战争的合理性而是战争的合法性，即有无联合国的授权问题，但其中的实质性分歧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9·11”事件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时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历经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何以迅速土崩瓦解？关键在于大国在今后的世界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利用“9·11”事件企图确立美国领导和支配之下的世界结构的做法，与法德等国寻求大国平等基础上的“共治”构想，南辕北辙，不能相容。美国之所以公然贬损联合国，而法德等国之所以努力维护联合国，奥妙就在于联合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究竟是“独霸”还是“共治”的象征。说到底，在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中，根本矛盾还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很长的时期内支配大国关系，影响整个国际关系。
其次，“西西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背后的“西西关系”，是同仇敌忾的“铁板一块”。但是伊拉克战争了却了美国人对萨达姆的旧恨，却平添了美国人对法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等等的新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即“西西关系”背上了“战争遗产”的包袱。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民意测验表明，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法国是美国的盟友，直至9月中下旬，仍有41%的美国人认为，法国反战实际上是想要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事实上，围绕着伊拉克战争而爆发的美法矛盾只是一个象征，它在性质上属于更为普遍而深刻的西西矛盾的一部分。在冷战时期，面对着来自东方的共同威胁，彼此之间曾经经历过无数血腥争斗的西方国家，泯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前所未有地紧密团结在一起。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随着冷战结束，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共同敌人一旦消失，由一致对敌所造成的盟友关系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西方国家的关系客观上需要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因此，在冷战后世界里继续奢谈西方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要么是对历史变化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的自欺欺人。冷战后，民族国家利益准则取代意识形态准则，成为支配“西西关系”的根本因素；民族国家利益取代阵营利益，成为西方各国竞相追求的最高目标。由此决定，西方国家之间原来面对东方阵营时的“肩并肩”关系，客观上转变为彼此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即从原先的盟友，变成为竞争者。尤其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能力面对面地协商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主要还是西方诸大国，“西西关系”已经取代东西关系，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导方面。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争斗趋向激烈甚至白热化，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今后世人将在各个领域，看到越来越多的西西冲突。“9·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加速了西方国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激化了西西矛盾。伊拉克战争背后的“西西关系”，充满着可以预知的变数，这就是西方国家按照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时而是同路人，时而是陌路人，在特定的时候甚至成为狭路相逢的冤家。西西矛盾也将深刻影响今后的国际关系。
再次，南北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基本未触及南北关系，是在南北关系未起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对南北关系的影响也微不足道。伊拉克战争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造成战争的逻辑联系上，“9·11”事件引发的国际反恐斗争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激发因素，而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之间的矛盾，不仅广泛而且深入地涉及南北关系。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地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绝望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但也给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注入新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被边缘化意味着贫穷和绝望的增加。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许多思想家和决策者，刻意把经济全球化过程政治化，借机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文化价值观，谋求大一统的“西化”世界，致使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发酵，激化南北之间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冲撞。所有这些，都使南北关系进一步紧张，国际恐怖主义可以被理解成这种状况的一种畸形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之间的矛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和国际关系上的影响。“9·11”事件以后，西方强权的锋芒，基本指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非曲直如何，客观情势已经是，南北关系中出现了直接使用暴力的新动向和你死我活的新问题。伊拉克战争将这种情况张扬到极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英联军“先发制人”的锋镝透过伊拉克，还指向了约旦、叙利亚、伊朗、苏丹以及所有被疑为存在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或正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美国的传统盟国，其与美国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看，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感觉受到了伤害，似乎伊斯兰文化成了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文明冲突”的梦魇沉重地压在伊斯兰世界的胸口，为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最近不得不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9·11”事件在世界留下了伤痕，但是这些伤痕并没有认为伊斯兰教鼓励暴力的误解造成的影响大。“9·11”事件以后，一个必将进一步严重影响南北关系的新因素，是付诸政治决策的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信条，认为民主化是通往全球安全的理想之路，因而主张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伊拉克战争的一面旗帜，就是“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这是一面招引更加剧烈的南北冲突的极其危险的信号旗。总之，透过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到南北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关系的全面紧张和令人不安的新的冲突形成的现实可能性，整个国际关系必将因此而愈益复杂。
最后，“亚国际关系”的演变。相比以上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公认的主流国际关系，区域、双边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可以被看作次一级的“亚国际关系”，在其外延上，也包括发生在一国国内但具有国际性质或能够影响局部国际关系的特定问题。科索沃战争发生时，“亚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按照各自既定的轨道运行，相关的国际问题彼此之间也基本不具有联动性。伊拉克战争发生时，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变，各种“亚国际关系”演变的联动性显著增强。以巴冲突、朝核危机、利比里亚战乱、卢旺达种族冲突、东南亚丛林叛乱和许多地方存在的宗教冲突等等，都被重新审视，都被看作对国际秩序的破坏，都被放置在国际安全的尺度里加以衡量和处置，都被要求以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来解决。这种情况，实际上源于“9·11”事件。“9·11”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建立全球反恐联盟的过程中，突出了国际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样两个彼此相关的重要概念和目标，国际社会出现强调和重视“人的安全”与“全人类安全”的思潮，世界各国因此而更加关注一系列客观上具有国际传导性或联动性的国际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其所谓“领导世界的责任”，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运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度量衡来计量并据以处理各种国际问题，从而大大强化了“亚国际关系”的联动性演变。“亚国际关系”的联动性演变，一方面为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久拖而愈演愈烈的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因于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协同努力的某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会为另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还不甚严重的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障碍，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的情况下，判断各种国际问题的标准和结论极可能被人为地误导、曲解、干扰而流于失真。今后，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亚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联动性演变，将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更大、更复杂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上述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并非杂乱无章。它们都围绕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发生和演变，都处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国际秩序有待重新设定的大框架之内。透过它们，可以看到影响世界前途的各种主要因素都已浮出水面，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的战略意图也都已明晰可辨。因此，它们在给世界带来动荡甚至灾难的同时，也在人类社会面临转折之时，把解决和平与发展基本问题的历史进程推向前进。
它们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之际，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国际竞争与安全环境，其主要特点是：(1)世界大战可以避免。20世纪上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一直处在高强度军备竞赛、世界大战在持续冷战格局中随时可能被触发的巨大危险之中。当前，尽管局部战争相比冷战时期甚至有增无减，但可以预见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终于获得了传统范畴内最为基本的安全保障。（2）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迅速运用于军事领域，先进国家获得了全新的打击手段。世界各类国家之间、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尤其危险的是，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大大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门槛，甚至奉行“先发制人”战略，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随之增加。(3)在面临何种主要安全威胁的认知方面分歧加大。对于武备强大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武力超群的美国来说，传统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已经很小，因而必然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摆上主要议事日程；而世界多数国家却因军事与外交力量弱小，面临传统安全保障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加上强国推行“人权高于主权”、“西化”、先发打击等主张和战略，使其主权和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方面的保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保障其非传统安全与发展中国家保障其传统安全之间，出现了某种相互冲突的趋势。(4)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日见增长。近代以来，世界大国普遍把政治、军事竞争作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和最终手段，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新技术革命深入展开、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交叉空前紧密等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愈来愈被认为是决定国际竞争最终胜负的竞争。经济安全与科技边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5)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新的因素作用下，南北国家之间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不发展泥潭之中。这些国家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其安全，也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正如当年发达国家由于其国内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造成持续的革命和动荡一样，国际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分裂，也必将对国际竞争与安全秩序形成深刻的威胁。(6)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近年美国突出强调安全至上，试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保障其“绝对安全”，同时明确推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公然藐视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否定世界多极化，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以及它所激起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大大增加了维护国际竞争与安全秩序的复杂性，必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是对国际安全的突出威胁。
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与安全环境中，世界各主要力量依据自身的状况和利益要求，相继制定明确的国家竞争与安全战略。美国布什政府以“9·11”事件为契机，改变了克林顿政府以经济安全为首位的国家综合安全战略，以新保守主义理念为基础，明确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通过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改革计划、确立新安全观并力争重树世界军事大国地位、开展重振大国地位的全方位外交等重大举措，加快实施大国复兴战略；欧盟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出以新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纪发展战略，力图成为世界有影响的一极；日本努力向政治大国转变，推行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计划，实施加快全面发展的国家战略；印度谋求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巴西着力于提升其地区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东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等为载体，强化区域集团化发展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起飞过程的发展中大国，在国内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上推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战略。中国国家竞争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要彻底告别贫困、逐步走向富裕，现阶段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依靠发展；要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发展；要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必须依靠发展；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也必须依靠发展。因此，“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发展优先，发展是国家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障经济建设是国家战略最基本的诉求。(2)注重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提高综合国力，基础在振兴经济，但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振兴科技又首先要振兴教育；提高综合国力，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提高综合国力，不仅要靠发展，而且要靠改革，必须持续推进制度创新。(3)高度关注稳定的环境。中国要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内外环境。稳定是国家战略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因素。因此，中国在国内推行高度重视稳定的政策，致力于消除一切有碍稳定的因素；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营造稳定良好的周边与国际环境。(4)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竞争、保障安全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强大压力，首先专注于传统范畴的国家安全，即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放在安全战略的第一位置。维护祖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将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对于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分裂祖国的行为，中国都将予以坚决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也十分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努力保障共同安全。(5)坚持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但从自己在近代遭人欺辱的痛苦体验出发，从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基本需求出发，始终坚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在经济上，中国寻求完全融入国际社会，通过不懈追求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充分表达了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办事的意愿和决心，在坚持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解决所遇到的国际经贸争端与矛盾，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在政治上，中国不对国际社会和邻国提出任何出于私利的要求，不主张国际准则许可范围以外的海外利益，现在和将来都不谋求霸权，同时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及区域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军事上，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遇到国际争端主张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6)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政治自主和祖国统一，同时履行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外交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开放与发展，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外交继续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继续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张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透过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期间国际关系所呈现的重重迷雾，看到世界深刻变动之乱的缘由，也就看到了世界由乱而治的曙光，正所谓“知其所以乱则治也”。世界在变动中发展，时代在变动中前进，这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培训部副主任）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国对外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2-0008-04
如果对比1999年科索沃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短短4年间，世界的深刻变动获得了明显的加速度，其间，“9·11”事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水岭。
首先，大国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一边倒”的状态，隐约带有冷战的痕迹——美、英、法、德等原属西方阵营的世界大国，几乎是以冷战时期的协同一致，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对冷战后俄罗斯屈指可数的盟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起攻击。当时的大国关系中，仍有一条无形的东西方界线。到伊拉克战争，大国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站在执意发动战争的美国与英国的对立面的，不仅有俄罗斯，而且还有法国与德国。大国关系重组的状况一览无余。“9·11”事件使大国关系开始彻底摆脱冷战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已经正面涉及世界大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看法和利益要求，可以说形成了冷战后大国关系的“硬着陆”。这一点对今后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对立双方矛盾的焦点不是战争的合理性而是战争的合法性，即有无联合国的授权问题，但其中的实质性分歧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9·11”事件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时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历经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何以迅速土崩瓦解？关键在于大国在今后的世界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利用“9·11”事件企图确立美国领导和支配之下的世界结构的做法，与法德等国寻求大国平等基础上的“共治”构想，南辕北辙，不能相容。美国之所以公然贬损联合国，而法德等国之所以努力维护联合国，奥妙就在于联合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究竟是“独霸”还是“共治”的象征。说到底，在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大国关系中，根本矛盾还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矛盾。这一矛盾，将在很长的时期内支配大国关系，影响整个国际关系。
其次，“西西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背后的“西西关系”，是同仇敌忾的“铁板一块”。但是伊拉克战争了却了美国人对萨达姆的旧恨，却平添了美国人对法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等等的新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即“西西关系”背上了“战争遗产”的包袱。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民意测验表明，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法国是美国的盟友，直至9月中下旬，仍有41%的美国人认为，法国反战实际上是想要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事实上，围绕着伊拉克战争而爆发的美法矛盾只是一个象征，它在性质上属于更为普遍而深刻的西西矛盾的一部分。在冷战时期，面对着来自东方的共同威胁，彼此之间曾经经历过无数血腥争斗的西方国家，泯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前所未有地紧密团结在一起。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是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随着冷战结束，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共同敌人一旦消失，由一致对敌所造成的盟友关系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西方国家的关系客观上需要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因此，在冷战后世界里继续奢谈西方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要么是对历史变化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的自欺欺人。冷战后，民族国家利益准则取代意识形态准则，成为支配“西西关系”的根本因素；民族国家利益取代阵营利益，成为西方各国竞相追求的最高目标。由此决定，西方国家之间原来面对东方阵营时的“肩并肩”关系，客观上转变为彼此之间“面对面”的关系，即从原先的盟友，变成为竞争者。尤其是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能力面对面地协商处理国际事务的国家，主要还是西方诸大国，“西西关系”已经取代东西关系，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导方面。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争斗趋向激烈甚至白热化，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今后世人将在各个领域，看到越来越多的西西冲突。“9·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加速了西方国家相互关系的重新定位，激化了西西矛盾。伊拉克战争背后的“西西关系”，充满着可以预知的变数，这就是西方国家按照各自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求，时而是同路人，时而是陌路人，在特定的时候甚至成为狭路相逢的冤家。西西矛盾也将深刻影响今后的国际关系。
再次，南北关系的演变。科索沃战争基本未触及南北关系，是在南北关系未起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对南北关系的影响也微不足道。伊拉克战争时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造成战争的逻辑联系上，“9·11”事件引发的国际反恐斗争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激发因素，而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之间的矛盾，不仅广泛而且深入地涉及南北关系。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地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并非偶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绝望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但也给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注入新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被边缘化意味着贫穷和绝望的增加。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许多思想家和决策者，刻意把经济全球化过程政治化，借机推行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文化价值观，谋求大一统的“西化”世界，致使南北关系中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发酵，激化南北之间的政治冲突和文化冲撞。所有这些，都使南北关系进一步紧张，国际恐怖主义可以被理解成这种状况的一种畸形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之间的矛盾，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和国际关系上的影响。“9·11”事件以后，西方强权的锋芒，基本指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非曲直如何，客观情势已经是，南北关系中出现了直接使用暴力的新动向和你死我活的新问题。伊拉克战争将这种情况张扬到极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英联军“先发制人”的锋镝透过伊拉克，还指向了约旦、叙利亚、伊朗、苏丹以及所有被疑为存在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或正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美国的传统盟国，其与美国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看，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感觉受到了伤害，似乎伊斯兰文化成了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文明冲突”的梦魇沉重地压在伊斯兰世界的胸口，为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最近不得不在《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9·11”事件在世界留下了伤痕，但是这些伤痕并没有认为伊斯兰教鼓励暴力的误解造成的影响大。“9·11”事件以后，一个必将进一步严重影响南北关系的新因素，是付诸政治决策的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信条，认为民主化是通往全球安全的理想之路，因而主张首先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伊拉克战争的一面旗帜，就是“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这是一面招引更加剧烈的南北冲突的极其危险的信号旗。总之，透过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到南北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关系的全面紧张和令人不安的新的冲突形成的现实可能性，整个国际关系必将因此而愈益复杂。
最后，“亚国际关系”的演变。相比以上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公认的主流国际关系，区域、双边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可以被看作次一级的“亚国际关系”，在其外延上，也包括发生在一国国内但具有国际性质或能够影响局部国际关系的特定问题。科索沃战争发生时，“亚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按照各自既定的轨道运行，相关的国际问题彼此之间也基本不具有联动性。伊拉克战争发生时，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变，各种“亚国际关系”演变的联动性显著增强。以巴冲突、朝核危机、利比里亚战乱、卢旺达种族冲突、东南亚丛林叛乱和许多地方存在的宗教冲突等等，都被重新审视，都被看作对国际秩序的破坏，都被放置在国际安全的尺度里加以衡量和处置，都被要求以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来解决。这种情况，实际上源于“9·11”事件。“9·11”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建立全球反恐联盟的过程中，突出了国际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样两个彼此相关的重要概念和目标，国际社会出现强调和重视“人的安全”与“全人类安全”的思潮，世界各国因此而更加关注一系列客观上具有国际传导性或联动性的国际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其所谓“领导世界的责任”，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运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度量衡来计量并据以处理各种国际问题，从而大大强化了“亚国际关系”的联动性演变。“亚国际关系”的联动性演变，一方面为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久拖而愈演愈烈的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因于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协同努力的某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会为另一些问题包括现在还不甚严重的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障碍，甚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的情况下，判断各种国际问题的标准和结论极可能被人为地误导、曲解、干扰而流于失真。今后，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上的“亚国际关系”的进一步联动性演变，将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更大、更复杂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上述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并非杂乱无章。它们都围绕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发生和演变，都处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国际秩序有待重新设定的大框架之内。透过它们，可以看到影响世界前途的各种主要因素都已浮出水面，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的战略意图也都已明晰可辨。因此，它们在给世界带来动荡甚至灾难的同时，也在人类社会面临转折之时，把解决和平与发展基本问题的历史进程推向前进。
它们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之际，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国际竞争与安全环境，其主要特点是：(1)世界大战可以避免。20世纪上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下半期一直处在高强度军备竞赛、世界大战在持续冷战格局中随时可能被触发的巨大危险之中。当前，尽管局部战争相比冷战时期甚至有增无减，但可以预见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终于获得了传统范畴内最为基本的安全保障。（2）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迅速运用于军事领域，先进国家获得了全新的打击手段。世界各类国家之间、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尤其危险的是，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大大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门槛，甚至奉行“先发制人”战略，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随之增加。(3)在面临何种主要安全威胁的认知方面分歧加大。对于武备强大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武力超群的美国来说，传统安全方面面临的威胁已经很小，因而必然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摆上主要议事日程；而世界多数国家却因军事与外交力量弱小，面临传统安全保障方面的诸多现实问题，加上强国推行“人权高于主权”、“西化”、先发打击等主张和战略，使其主权和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方面的保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保障其非传统安全与发展中国家保障其传统安全之间，出现了某种相互冲突的趋势。(4)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日见增长。近代以来，世界大国普遍把政治、军事竞争作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和最终手段，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新技术革命深入展开、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交叉空前紧密等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科技竞争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愈来愈被认为是决定国际竞争最终胜负的竞争。经济安全与科技边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5)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新的因素作用下，南北国家之间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不发展泥潭之中。这些国家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其安全，也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正如当年发达国家由于其国内贫富悬殊和社会分裂造成持续的革命和动荡一样，国际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分裂，也必将对国际竞争与安全秩序形成深刻的威胁。(6)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近年美国突出强调安全至上，试图以绝对的军事优势保障其“绝对安全”，同时明确推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公然藐视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否定世界多极化，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以及它所激起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大大增加了维护国际竞争与安全秩序的复杂性，必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是对国际安全的突出威胁。
在这样的国际竞争与安全环境中，世界各主要力量依据自身的状况和利益要求，相继制定明确的国家竞争与安全战略。美国布什政府以“9·11”事件为契机，改变了克林顿政府以经济安全为首位的国家综合安全战略，以新保守主义理念为基础，明确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领导下，通过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改革计划、确立新安全观并力争重树世界军事大国地位、开展重振大国地位的全方位外交等重大举措，加快实施大国复兴战略；欧盟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出以新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纪发展战略，力图成为世界有影响的一极；日本努力向政治大国转变，推行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计划，实施加快全面发展的国家战略；印度谋求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巴西着力于提升其地区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东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等为载体，强化区域集团化发展战略。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起飞过程的发展中大国，在国内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上推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战略。中国国家竞争与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是：(1)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要彻底告别贫困、逐步走向富裕，现阶段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必须依靠发展；要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发展；要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必须依靠发展；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也必须依靠发展。因此，“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发展优先，发展是国家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障经济建设是国家战略最基本的诉求。(2)注重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提高综合国力，基础在振兴经济，但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振兴科技又首先要振兴教育；提高综合国力，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提高综合国力，不仅要靠发展，而且要靠改革，必须持续推进制度创新。(3)高度关注稳定的环境。中国要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内外环境。稳定是国家战略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因素。因此，中国在国内推行高度重视稳定的政策，致力于消除一切有碍稳定的因素；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营造稳定良好的周边与国际环境。(4)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竞争、保障安全的过程中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强大压力，首先专注于传统范畴的国家安全，即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放在安全战略的第一位置。维护祖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将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对于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分裂祖国的行为，中国都将予以坚决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也十分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努力保障共同安全。(5)坚持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但从自己在近代遭人欺辱的痛苦体验出发，从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基本需求出发，始终坚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在经济上，中国寻求完全融入国际社会，通过不懈追求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充分表达了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办事的意愿和决心，在坚持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解决所遇到的国际经贸争端与矛盾，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在政治上，中国不对国际社会和邻国提出任何出于私利的要求，不主张国际准则许可范围以外的海外利益，现在和将来都不谋求霸权，同时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及区域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军事上，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遇到国际争端主张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6)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政治自主和祖国统一，同时履行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外交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开放与发展，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外交继续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加强区域合作，继续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主张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透过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期间国际关系所呈现的重重迷雾，看到世界深刻变动之乱的缘由，也就看到了世界由乱而治的曙光，正所谓“知其所以乱则治也”。世界在变动中发展，时代在变动中前进，这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培训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