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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带是当下经济浪潮中最“璀璨、时尚”的新热点，天津作为“引航”中国21世纪私募股权发展领域的新一级增长点，正逐步渗透进这场尚未步入“巅峰”的资本盛宴。
“天津过去曾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国内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是于1921年在天津建立的。而20世纪40年代初，天津的经济规模一度占整个中国经济规模的40％左右，在那时单银行就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则高达200多家，居全国之首。”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毫不隐讳且颇带兴奋地细数着天津过去的辉煌。
学者出身的陈宗胜不单单对经济、历史、文化多有研究，凭借其10多年的经济改革实战经验，他对政策及商业趋势的把控也颇具心得。“80年代，人们将经济增长点的目光放在了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90年代，发展到以上海为重点的长三角；进入21世纪，从经济战略发展的角度，中央把发展环渤海经济带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家有政策，而天津有基础。”陈宗胜表示。
2006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后2008年国家发改委又对天津私募股权“先行先试”的方案进行了批复。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的指导和带领下，天津金融创新的舞台正式拉开了序幕。
打造资本“试验田”
历史机遇也好，宏伟蓝图也罢，如果仅有一揽子计划，天津金融创新“试验田”的未来很可能也只能化为泡影。然而幸运的是，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组合拳”推进之下，天津成为环渤海湾、中国第三个经济增长级中心及国际重要港口的端倪已日渐显现。尤其在私募股权领域，天津无论从政策还是商业实践，均已处在领跑者的位置。
据介绍，截至2010年3月底，天津已注册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360家，累计注册(认缴)资金800多亿元。在各行各业中的投资总额已超过400亿元。除了股权投资基金外，天津还注册了160多家创投企业，注册资金超过110亿元。
“每场金融改革创新都需要一个明确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就是战略方向。”陈宗胜表示，“天津之所以选择以发展私募股权领域为突破口，主要与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上世纪90年来以来，发债、上市成为经济浪潮中的热点，然而市场上间接投资、贷款太多导致银行压力大、坏账多，也渐渐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点。而私募股权投资作为直接投资中的‘大头’，引起了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视。而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便是建立起与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创新基地。”
在制定了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之后，天津在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四个主要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获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大型产业基金，如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作为国家批准的首支大型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募集60.8亿元。该基金目前已投资天津钢管公司、成都市商业银行和奇瑞汽车公司等多个项目，首期90％资金已投毕。而2009年底成立的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是国内第一支大型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也是中国加快发展航运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募集23.5亿元，目前已购置大型船舶和特种船舶近50艘。
第二，在2007年6月《合伙制企业法》生效后，天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中小型PE基金，组织专家及业内人士，制定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优惠政策，如针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可采取“先分后税”的方式，即由合伙人获得投资收益后，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有效地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后来，国税局也在2008年12月明确了“先分后税”这一做法。除此之外，在购置、租赁办公用房方面，还给予在天津注册的基金公司最高可达500万元的政策补贴。
第三，全面构建私募股权发展产业链及生态圈，比如专门成立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为来到天津注册的基金公司提供包括成立前期的调研咨询、基金设立、政策落实、基金备案、资金募集、项目投资、投资退出等各个方面的“一站式”服务和支持。从提出建立基金想法到完成注册大概仅需一周时间，甚至还会有专职人员亲自带领基金人员去工商局等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将执行效率及优质服务落实到位。另外，从2007年起开始召开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逾千家股权投资基金及企业来参会，通过会前项目筛选、投资匹配、会中对接、快速约会及会后全程服务为投融资双方搭建资金融通的桥梁；并且还成立了中国首个PE协会，引导基金发展。
第四，组织一个集合政府、学术界、商界等专业人才的班子，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与时俱进，并源源不断地招募、吸引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人才来天津发展。“天津市委、市政府对金融创新及私募股权的发展非常重视，多次召开大型听证会议及工作会议，集合了一批懂金融并善于运作金融的领导干部、专业人才。”陈宗胜表示，“为了办好国际融资洽谈会，市领导曾多次带队到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进行路演及宣传，并学习、借鉴优秀的国际经验，吸引更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天津参会、投资。”
构建资本“防火墙”
从解决注册，到结合每年融洽会围绕基金的呼声，再到利用协会的黏合性推动行业的发展，天津私募股权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然而在吸引国内外基金来津发展的同时，如何防范虚假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的“乘机而入”?在鼓励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鼎足而立的同时，又如何防止国外“热钱”的渗透和“搅局”?在对外开放，利用好国际资本的同时，又如何不“引狼入室”、失守自家阵地?这些都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为确保健康优良的产业环境，防范市场风险，天津对注册基金执行严格的审核标准。“不论大、中、小型的股权投资基金，我们都欢迎，不过这些基金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会有专门的小组来负责基金LP、GP的资格、资金审查，比如LP的资产、经营状况，GP的管理水平、经验及投资战略、思路等等。另外还要看基金的管理资金是否真正到位，是否实实在在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在过去，借潮流搞虚假承诺、资金不到位的假公司也出现过。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会在审查、服务过程中去伪存真。”陈宗胜表示。
关于国外热钱渗透的问题，陈宗胜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开始关注并涉足中国市场。虽然目前在中国人民币与美元之间还未实现自由兑换，但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汇率存在变数、中国市场升值空间大等问题，国际资本热钱仍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国内，如果把控不利势必会对国内市场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如何从宏观上控制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比例，以及如何更好促进美元基金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合作，也成为当前中国私募股权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天津目前的做法是，无论是纯外资的美元基金，还是中外合资的美元基金，都需要根据具体项目来一笔一笔进行投资，也就是资金必须落实在具体项目上，以防止国外热钱假借私募股权投资的形式流入股市，冲击国内资本市场。”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天津也对各种规模的基金采取了分级管控的方式。申请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规模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下的由天津发改委自行审批即可；规模在30亿至5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基金，天津发改委审批后递交国家发改委备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加大对基金的监控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基金的品牌及增信；而大型产业基金则一般先由国家发改委审批后，再建立。 在天津私募股权推进、实践及发展的进程中，陈宗胜表示有几点经验值得与大家共同探讨与分享。首先，要确实组建一支专业的团队，从研究中国、世界金融的下一步发展趋势开始，结合当地的自身情况与需求，明确发展的战略及主题。“基金到一定阶段，资产证券化将是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大胆尝试，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不过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消除美国在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过度衍生等问题，学习他们资产证券化的一些合理做法。目前天津也正在超资产证券化方向上进行研究及努力。”
其次，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先要自己主动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在获得审批之后，还要将计划落实在具体的项目之上，有配套的执行班子和相关政策。
迎接资本“盛夏”
作为最早提出建设“全国股权投资中心”的城市，天津凭借国家对滨海新区先试先行的政策东风，在发展股权投资行业方面已经日渐成熟。然而陈宗胜坦言，虽然中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发展已过了“春天”，但仍未到“盛夏”。这同时意味着在该行业快速发展、备战冲击下一个高峰的同时，还面临一些必须解决和突破的瓶颈或问题。
陈宗胜一路来见证了天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发展，他表示自2006年以来，虽然相继克服及解决了中小型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名称注册、免除双重征税如何落实、基金高管层补贴如何落实到位等问题，但外资参与合伙组织与外汇入境管理的限制、国内基金管理公司人才及经验的缺乏、国有企业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担心、私募基金的备案制与审批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非法集资对私募基金冲击等都是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我们既要防范资本风险，建立安全‘防火墙’，但又不能对行业发展过度限制，这些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帮助解决。”陈宗胜以国内成熟LP相对缺乏为例，他表示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及人们对私募股权投资认识的加深，除了社保、养老金、企业财团、政府引导基金等机构或民营老板等个人LP之外，还可以允许百姓或自然人在一定规则指导下，比较自由集合起来，形成有一定注册形式群体，作为合法、合格的LP。另外，当下人们的投资渠道相对较少，仅限于股市、房市、黄金等领域，“政府在投资渠道多样化及相关制度政策的建立及完善上，仍需要进一步开辟、引导和实践。”
在讨论政府引导型基金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指挥棒”作用时，陈宗胜亦坦率直言自己的观点，“由于政府引导基金激励机制落后，以及政府作为投资人大多都参与管理并把控、审批过程繁琐等原因，目前国内政府引导型基金实践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不过在这方面，南京、苏州等城市走在了前面，这几个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程度较高，激励机制也较为灵活，实际运营效果也比较明显。政府引导型基金市场化操作与发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和方向。”
自1997年被天津市领导从南开大学“邀至旗下”以来，陈宗胜的“研究阵地”也从高校的象牙塔转至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实战之中。从耶鲁大学博士后，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到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再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这位沉稳、谦和的学者型政府官员始终秉承的理念便是不断学习，迎接新挑战，把理论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来。从参与渤海产业基金的组织与筹备工作，到主持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从邀请吴尚志、赵令欢等业界精英共同探讨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到与《中国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陈宗胜全身心投入其中。而工作之余，除了散步和游泳，他笑言自己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和写书。而参与并见证天津私募股权行业“黄金发展期”的这段历程，则成为他事业生涯中最为精彩、浓重的一笔。
“天津过去曾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国内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是于1921年在天津建立的。而20世纪40年代初，天津的经济规模一度占整个中国经济规模的40％左右，在那时单银行就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则高达200多家，居全国之首。”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毫不隐讳且颇带兴奋地细数着天津过去的辉煌。
学者出身的陈宗胜不单单对经济、历史、文化多有研究，凭借其10多年的经济改革实战经验，他对政策及商业趋势的把控也颇具心得。“80年代，人们将经济增长点的目光放在了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90年代，发展到以上海为重点的长三角；进入21世纪，从经济战略发展的角度，中央把发展环渤海经济带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家有政策，而天津有基础。”陈宗胜表示。
2006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后2008年国家发改委又对天津私募股权“先行先试”的方案进行了批复。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的指导和带领下，天津金融创新的舞台正式拉开了序幕。
打造资本“试验田”
历史机遇也好，宏伟蓝图也罢，如果仅有一揽子计划，天津金融创新“试验田”的未来很可能也只能化为泡影。然而幸运的是，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组合拳”推进之下，天津成为环渤海湾、中国第三个经济增长级中心及国际重要港口的端倪已日渐显现。尤其在私募股权领域，天津无论从政策还是商业实践，均已处在领跑者的位置。
据介绍，截至2010年3月底，天津已注册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360家，累计注册(认缴)资金800多亿元。在各行各业中的投资总额已超过400亿元。除了股权投资基金外，天津还注册了160多家创投企业，注册资金超过110亿元。
“每场金融改革创新都需要一个明确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就是战略方向。”陈宗胜表示，“天津之所以选择以发展私募股权领域为突破口，主要与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上世纪90年来以来，发债、上市成为经济浪潮中的热点，然而市场上间接投资、贷款太多导致银行压力大、坏账多，也渐渐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点。而私募股权投资作为直接投资中的‘大头’，引起了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视。而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便是建立起与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创新基地。”
在制定了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之后，天津在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四个主要措施。
第一，大力发展获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大型产业基金，如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作为国家批准的首支大型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募集60.8亿元。该基金目前已投资天津钢管公司、成都市商业银行和奇瑞汽车公司等多个项目，首期90％资金已投毕。而2009年底成立的船舶产业投资基金，是国内第一支大型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也是中国加快发展航运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基金总规模200亿元，首期募集23.5亿元，目前已购置大型船舶和特种船舶近50艘。
第二，在2007年6月《合伙制企业法》生效后，天津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中小型PE基金，组织专家及业内人士，制定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优惠政策，如针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可采取“先分后税”的方式，即由合伙人获得投资收益后，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有效地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后来，国税局也在2008年12月明确了“先分后税”这一做法。除此之外，在购置、租赁办公用房方面，还给予在天津注册的基金公司最高可达500万元的政策补贴。
第三，全面构建私募股权发展产业链及生态圈，比如专门成立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为来到天津注册的基金公司提供包括成立前期的调研咨询、基金设立、政策落实、基金备案、资金募集、项目投资、投资退出等各个方面的“一站式”服务和支持。从提出建立基金想法到完成注册大概仅需一周时间，甚至还会有专职人员亲自带领基金人员去工商局等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将执行效率及优质服务落实到位。另外，从2007年起开始召开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逾千家股权投资基金及企业来参会，通过会前项目筛选、投资匹配、会中对接、快速约会及会后全程服务为投融资双方搭建资金融通的桥梁；并且还成立了中国首个PE协会，引导基金发展。
第四，组织一个集合政府、学术界、商界等专业人才的班子，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与时俱进，并源源不断地招募、吸引优秀的私募股权基金人才来天津发展。“天津市委、市政府对金融创新及私募股权的发展非常重视，多次召开大型听证会议及工作会议，集合了一批懂金融并善于运作金融的领导干部、专业人才。”陈宗胜表示，“为了办好国际融资洽谈会，市领导曾多次带队到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进行路演及宣传，并学习、借鉴优秀的国际经验，吸引更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天津参会、投资。”
构建资本“防火墙”
从解决注册，到结合每年融洽会围绕基金的呼声，再到利用协会的黏合性推动行业的发展，天津私募股权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然而在吸引国内外基金来津发展的同时，如何防范虚假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的“乘机而入”?在鼓励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鼎足而立的同时，又如何防止国外“热钱”的渗透和“搅局”?在对外开放，利用好国际资本的同时，又如何不“引狼入室”、失守自家阵地?这些都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为确保健康优良的产业环境，防范市场风险，天津对注册基金执行严格的审核标准。“不论大、中、小型的股权投资基金，我们都欢迎，不过这些基金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会有专门的小组来负责基金LP、GP的资格、资金审查，比如LP的资产、经营状况，GP的管理水平、经验及投资战略、思路等等。另外还要看基金的管理资金是否真正到位，是否实实在在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在过去，借潮流搞虚假承诺、资金不到位的假公司也出现过。天津股权投资基金服务中心会在审查、服务过程中去伪存真。”陈宗胜表示。
关于国外热钱渗透的问题，陈宗胜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开始关注并涉足中国市场。虽然目前在中国人民币与美元之间还未实现自由兑换，但考虑到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汇率存在变数、中国市场升值空间大等问题，国际资本热钱仍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国内，如果把控不利势必会对国内市场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如何从宏观上控制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比例，以及如何更好促进美元基金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与合作，也成为当前中国私募股权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天津目前的做法是，无论是纯外资的美元基金，还是中外合资的美元基金，都需要根据具体项目来一笔一笔进行投资，也就是资金必须落实在具体项目上，以防止国外热钱假借私募股权投资的形式流入股市，冲击国内资本市场。”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天津也对各种规模的基金采取了分级管控的方式。申请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规模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下的由天津发改委自行审批即可；规模在30亿至5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基金，天津发改委审批后递交国家发改委备案，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加大对基金的监控力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基金的品牌及增信；而大型产业基金则一般先由国家发改委审批后，再建立。 在天津私募股权推进、实践及发展的进程中，陈宗胜表示有几点经验值得与大家共同探讨与分享。首先，要确实组建一支专业的团队，从研究中国、世界金融的下一步发展趋势开始，结合当地的自身情况与需求，明确发展的战略及主题。“基金到一定阶段，资产证券化将是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大胆尝试，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暴露出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不过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消除美国在资产证券化发展过程中的高杠杆、过度衍生等问题，学习他们资产证券化的一些合理做法。目前天津也正在超资产证券化方向上进行研究及努力。”
其次，要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先要自己主动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在获得审批之后，还要将计划落实在具体的项目之上，有配套的执行班子和相关政策。
迎接资本“盛夏”
作为最早提出建设“全国股权投资中心”的城市，天津凭借国家对滨海新区先试先行的政策东风，在发展股权投资行业方面已经日渐成熟。然而陈宗胜坦言，虽然中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发展已过了“春天”，但仍未到“盛夏”。这同时意味着在该行业快速发展、备战冲击下一个高峰的同时，还面临一些必须解决和突破的瓶颈或问题。
陈宗胜一路来见证了天津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发展，他表示自2006年以来，虽然相继克服及解决了中小型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名称注册、免除双重征税如何落实、基金高管层补贴如何落实到位等问题，但外资参与合伙组织与外汇入境管理的限制、国内基金管理公司人才及经验的缺乏、国有企业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担心、私募基金的备案制与审批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非法集资对私募基金冲击等都是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我们既要防范资本风险，建立安全‘防火墙’，但又不能对行业发展过度限制，这些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帮助解决。”陈宗胜以国内成熟LP相对缺乏为例，他表示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推进及人们对私募股权投资认识的加深，除了社保、养老金、企业财团、政府引导基金等机构或民营老板等个人LP之外，还可以允许百姓或自然人在一定规则指导下，比较自由集合起来，形成有一定注册形式群体，作为合法、合格的LP。另外，当下人们的投资渠道相对较少，仅限于股市、房市、黄金等领域，“政府在投资渠道多样化及相关制度政策的建立及完善上，仍需要进一步开辟、引导和实践。”
在讨论政府引导型基金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指挥棒”作用时，陈宗胜亦坦率直言自己的观点，“由于政府引导基金激励机制落后，以及政府作为投资人大多都参与管理并把控、审批过程繁琐等原因，目前国内政府引导型基金实践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不过在这方面，南京、苏州等城市走在了前面，这几个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程度较高，激励机制也较为灵活，实际运营效果也比较明显。政府引导型基金市场化操作与发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和方向。”
自1997年被天津市领导从南开大学“邀至旗下”以来，陈宗胜的“研究阵地”也从高校的象牙塔转至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实战之中。从耶鲁大学博士后，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到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再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这位沉稳、谦和的学者型政府官员始终秉承的理念便是不断学习，迎接新挑战，把理论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来。从参与渤海产业基金的组织与筹备工作，到主持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从邀请吴尚志、赵令欢等业界精英共同探讨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到与《中国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进行深度的学术交流……陈宗胜全身心投入其中。而工作之余，除了散步和游泳，他笑言自己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和写书。而参与并见证天津私募股权行业“黄金发展期”的这段历程，则成为他事业生涯中最为精彩、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