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悠悠中华文明史，记载了无数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开明君主以及贤达名臣的事迹。他们的英名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光彩，他们的精神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承载和发扬。在今天，弘扬民族精神，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
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过道德修养完成的。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一方面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向所处文化环境认同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人一出生便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个体必须向一定的社会文化产生认同，才能融入社会，与社会相调适，为社会所接纳。道德规范是外在于人的，把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变成个体的自觉要求，这就是传统道德的教育任务。理想人格即道德修养的目标，这决定了道德修养过程的导向。道德修养的过程主要是把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服从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培养坚强的道德意志，由道德他律变为道德自律，使人格不断完善，逐步接近理想人格。传统的道德教育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套系统方法。这个方法的第一阶段便是“学”。
中国古代的“学”首先是一种道德认识，就是说学如何做人。明代学者朱舜水说：
“夫学者，所以学为人耳。”（《朱舜水集·典学斋记》）孔子曾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显然，孔子所说摆在首位的正是如何做人。通过学习，得到情感熏陶，学会观察社会，学会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处，学习表达政治上的意见及侍奉君父的道理。这些内容虽也涉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但强调的还是道德教育。宋代大儒朱熹曾明确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由此，古代为“学”，主要是为了修身，为了道德的完善。
道德修养的最初阶段是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把握，使受教育者把握道德规范的准则，明白其中的义理。对道德规范的把握有两种方式：一是行为模仿，环境熏陶；二是参究义理，理性认知。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教育阶段主要是弄清什么是道德规范，学习如何依照道德规范处理人际关系，把握对君主、父母、兄弟、朋友的规矩。除了道德规范的直观教育和外部灌输，使受教育者明确道德规范是什么外，儒家还强调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知，即参究义理，弄清道德规范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
把道德规范的外在灌输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建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是通过反求内省来实现的。反求内省，就是通过思索、领悟，使个人向社会认同，使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从而在道德行为方面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道德规范的遵守，道德行为的实现，不是由外界的强制约束，而是取决于内心的自觉。如“知耻”，便是对自身违反道德规范的言行所产生的一种愧疚感，这就是一种道德自律精神的呈现。又如“慎独”，“独”，即在旁人闻见之所不及的隐微之处，独处之时，在这种失去了社会监督约束的环境中，最容易放松道德要求，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这是道德修养的着力之处。只有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慎独”。以上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精神，已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要求，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
在理想人格塑造的过程中，经过学习、反思，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自觉的道德意识，经过践行过程中艰难困苦的反复磨炼砥砺，自觉的道德意识又升华为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坚强的道德意志。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就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持道德操守，富贵显达而不致壮志消磨；时乖运蹇也不屈从于环境的逼迫，始终不改其志；甚至在国破家亡、势孤力穷之时仍一秉初衷，从容赴死。这样的人格就是高尚、完整的人格。
二、人生价值的追寻和实现
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人生无常，年命有限。面对这一事实，有些人沉溺于感官的享乐；有些人逃遁于虚无，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还有一部分人却因而警醒，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更加珍视人生，从而不断思考、探寻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
孔子一生为推行儒道，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周游列国，陈说人主，屡遭挫折，矢志不移。儒家认为：鬼神及生死难明，语之无益，不如知生、敬生、重生、乐生，重在现世的努力。墨子及其门徒相信人本身具有力量，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人生的幸福只能依靠人自身的奋斗。
《左传》提出人生应追求“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说，为人处世，应当首先做到自身的道德完善，以德化民，然后建功立业，再次为立言。三者存乎身，便能名传于世，死而不朽。人生价值在此，人生的目标也在此。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价值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三不朽”说强调的是道德，道德是根基，是核心，立功须是有德之功，立言须是有德之言。所以，“三不朽”归根结底是道德精神之不朽。
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由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而生。而主体是多层次的，有社会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不同的主体对客体的需求不一致，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也不一样。中国传统道德观首重社会主体的需求，因此强调“义以为上”。“义”指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维持社会正常活动秩序的。儒家提出重义轻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个人利益妨害社会的利益，认为社会群体的需要高于个体的需要。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甚至于必要时不惜以身殉道，牺牲个体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
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指出人生价值实现的路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朱熹说的“八条目”，也是儒家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规划的八个步骤。人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指人尚未表现出来的内在品德、知识、能力等；品德、知识、能力见诸实践，从而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就表现为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必须转化为外在价值，才是一种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现实价值。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就是由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价值的过程。《大学》八条目中的前五条主要讲的是如何提高人的内在价值，后三条主要讲的是外在价值的表现。修、齐、治、平，就是由内向外推扩的过程，也是由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过程。中国古代有抱负、有作为、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把修、齐、治、平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无一不是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终身追求的人生目标。这种追求，是中国社会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绝的重要原因。 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孟子的名言。忧患意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被看作是激励人生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
“人生愁恨何能免”。面对人世间的种种忧患，就主体的态度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我出发，又回归到自我。个人受到环境的压迫，天灾人祸带来了忧患不安、焦灼痛苦，为了使痛苦的心灵得到抚慰，或寻求感官的刺激，沉湎于醇酒美人、声色歌舞之中，醉生梦死，以麻痹自己的神经，忘掉忧患，求得暂时的解脱。或徜徉于山水，寄情于诗画，游心于玄理，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脱，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人生态度，历史上典型的表现时期就是魏晋。“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是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另一种忧患则是从自我走向社会。主体所感到的忧患，既有外在环境对个体压迫造成的个人忧患，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忧患。具有这种忧患的人，通常是一些具有丰富的知识修养、锐利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敏感气质的士人。他们的忧患，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的担忧，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凭感觉，更多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知识才能使他们能明于治乱之理，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高度的敏感和锐利的眼光，又使他们能见微知著，洞察隐患于未萌之时。除了高度的理性自觉以外，这种忧患意识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超越性。这种超越，首先是超越时代，其次是超越自我。
超越时代是忧患意识的显著特征。《周易·系辞下》引孔子的话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满足于今日之安乐，就可能导致日后之倾危；满足于保存现在之所得，就可能导致日后之灭亡；满足于日前之太平，就可能导致日后之祸乱。因此置身于安乐之中，就要考虑到倾危的可能；国家社稷虽存在，要考虑到灭亡的可能；处于太平之中，要考虑到祸乱的可能。这样才能保国全身。具有这种远见卓识亦即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才是“君子”。这种“君子”是国家民族的智慧和良心，他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一己之小我，而是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常常“盛世”而作“危言”。西汉贾谊生当史称“文景之治”时期，在汉初一片升平气象中，他看到了太平景象下的忧患，他多次上书言事，向汉文帝敲响了安不忘危的警钟。唐玄宗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盛世，诗人杜甫在歌舞升平中敏锐觉察到唐皇朝已是危机四伏，安史之乱前，他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诗歌中表现出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切担忧。
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由于能见微知著，超越时代，因此也往往不被时人所认同。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因而常常是孤独的；对现实危机的揭露，又给他们招来打击迫害，以致命运坎坷。因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往往都具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品格。他们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对个人的进退出处无所萦怀，甚至置生死于度外。忧患和痛苦，不但没有使他们沉沦和颓丧，反而由此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成为激励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在克服忧患和痛苦中使生命的价值更加高扬，使人生更加自觉，人生目标更加坚定。
这种超越自我的忧患意识，以高度的理性认识为底蕴，以消除社会弊端为目的，与前一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忧患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这种忧患意识才能使士人得以自我超越，自我净化。与此同时，由这种忧患意识所升发出来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经过长期积淀，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心理。“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知不可为而为之”等中华民族精神，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赖有这些宝贵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繁衍，历经曲折而不断发展。
四、人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理想人格的确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都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选择，就是通过比较而确定价值目标。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以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面对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价值选择，对人生道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生目标的选择，对人生目标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如何选择理想人格，如何塑造理想人格，怎样去实现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有两种，一是现实价值，一是历史价值。
人的现实价值，是已经显现出来，并为社会所肯定的价值。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实际上是在进行优化选择，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出最优价值的东西，而判定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根据就是利益。花费的代价小而所获利益大，则价值高，反之则为价值低。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趋利避害，不管主观上是否承认，人的行为目的总是在追求某种利益，追求自己认为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价值是一种关系概念，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因此，人不能仅仅在自身体现自己的价值，人的价值必须在他人身上和社会中得到体现。所以，人总是期望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肯定。而社会的肯定又总是通过社会对人的回报得到体现。为了追求现实价值，使社会及时肯定自己的贡献，古人很重视“不后于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即强调扶义俶傥之士，能立功名于当代，不后于时。这就是说，要抓住时机，不失机遇，及时显现自己的价值，立功名于当代。要让自己看到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看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所肯定。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能得到社会的肯定，这是很多人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而人除了自我价值外，还有社会价值。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一致时，人的价值就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一致、背离社会价值时，就成为负价值。中国古代也有不少人只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顾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名利，可以不择手段。唐代奸相李林甫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高居相位19年，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保持功名富贵，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事，即使与国家、民族利益相冲突，也毫不犹豫地去干。而有些人则把实现自我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他们不甘于默默无闻、沉沦下位，因而积极进取，以图显于世而荣于身。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这种人则应当为历史所肯定。西汉初齐人刘敬在实现其人生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价值。司马迁评价其为：“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在他追求人生现实价值的过程中，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历史价值，对于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人来说，是一种尚待肯定的价值，是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才能逐渐得到体现的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有时是统一的，这时候现实价值兼具历史价值。但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有时又相背离，追求历史价值的个体往往不能即时甚至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回报。这样的人生价值，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持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主体因而须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按儒家的说法，就是要具备“仁”。“仁”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心范畴和最高范畴，这种仁爱之心是道德的基础，也是行事的出发点和依据。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备仁德的人，不仅要“己立”、“己达”，而且要使人“立”，使人“达”。就是说，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善他人，兼善天下，进而兼善万世。由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仁者就能坚持“义以为上”，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能放弃个人价值而追求社会价值。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也不以社会的回报为重要条件。因此，儒者认为，只有具备仁德，才能把追求历史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追求历史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坚持气节。而坚持气节，往往要“舍生”。要持身清白，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来讲，常常不是一种现实性的个人价值，它的价值是一种对社会的价值，是一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显现的价值。坚持气节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现实价值，不过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历史价值。因为名节之士常常会遭到暂时的失败，甚至杀身以成名节，他们追求的目标往往不能及其身而见之，要在历史发展中才能逐渐显现出来。这种价值目标的追求，无一时之功利可言，但能“兼善万世”。这些坚持气节的仁人志士，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苏武持节不辱，文天祥慷慨就义，史可法誓死抗清等等。无数仁人志士的光辉事迹，千百年来在普通老百姓中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楷模。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民族气节，世代相传，经过提炼和升华，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
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过道德修养完成的。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一方面是外在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向所处文化环境认同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人一出生便处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个体必须向一定的社会文化产生认同，才能融入社会，与社会相调适，为社会所接纳。道德规范是外在于人的，把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变成个体的自觉要求，这就是传统道德的教育任务。理想人格即道德修养的目标，这决定了道德修养过程的导向。道德修养的过程主要是把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服从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培养坚强的道德意志，由道德他律变为道德自律，使人格不断完善，逐步接近理想人格。传统的道德教育为这一目标设计了一套系统方法。这个方法的第一阶段便是“学”。
中国古代的“学”首先是一种道德认识，就是说学如何做人。明代学者朱舜水说：
“夫学者，所以学为人耳。”（《朱舜水集·典学斋记》）孔子曾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显然，孔子所说摆在首位的正是如何做人。通过学习，得到情感熏陶，学会观察社会，学会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处，学习表达政治上的意见及侍奉君父的道理。这些内容虽也涉及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但强调的还是道德教育。宋代大儒朱熹曾明确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由此，古代为“学”，主要是为了修身，为了道德的完善。
道德修养的最初阶段是对道德规范的认识和把握，使受教育者把握道德规范的准则，明白其中的义理。对道德规范的把握有两种方式：一是行为模仿，环境熏陶；二是参究义理，理性认知。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教育阶段主要是弄清什么是道德规范，学习如何依照道德规范处理人际关系，把握对君主、父母、兄弟、朋友的规矩。除了道德规范的直观教育和外部灌输，使受教育者明确道德规范是什么外，儒家还强调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知，即参究义理，弄清道德规范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大学”阶段的主要任务。
把道德规范的外在灌输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要求，建立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是通过反求内省来实现的。反求内省，就是通过思索、领悟，使个人向社会认同，使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从而在道德行为方面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道德规范的遵守，道德行为的实现，不是由外界的强制约束，而是取决于内心的自觉。如“知耻”，便是对自身违反道德规范的言行所产生的一种愧疚感，这就是一种道德自律精神的呈现。又如“慎独”，“独”，即在旁人闻见之所不及的隐微之处，独处之时，在这种失去了社会监督约束的环境中，最容易放松道德要求，做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这是道德修养的着力之处。只有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慎独”。以上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精神，已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要求，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必要的。
在理想人格塑造的过程中，经过学习、反思，外在于人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自觉的道德意识，经过践行过程中艰难困苦的反复磨炼砥砺，自觉的道德意识又升华为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坚强的道德意志。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就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持道德操守，富贵显达而不致壮志消磨；时乖运蹇也不屈从于环境的逼迫，始终不改其志；甚至在国破家亡、势孤力穷之时仍一秉初衷，从容赴死。这样的人格就是高尚、完整的人格。
二、人生价值的追寻和实现
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人生有什么意义？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人生无常，年命有限。面对这一事实，有些人沉溺于感官的享乐；有些人逃遁于虚无，逍遥于“无何有之乡”；还有一部分人却因而警醒，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更加珍视人生，从而不断思考、探寻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
孔子一生为推行儒道，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周游列国，陈说人主，屡遭挫折，矢志不移。儒家认为：鬼神及生死难明，语之无益，不如知生、敬生、重生、乐生，重在现世的努力。墨子及其门徒相信人本身具有力量，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人生的幸福只能依靠人自身的奋斗。
《左传》提出人生应追求“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说，为人处世，应当首先做到自身的道德完善，以德化民，然后建功立业，再次为立言。三者存乎身，便能名传于世，死而不朽。人生价值在此，人生的目标也在此。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价值可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三不朽”说强调的是道德，道德是根基，是核心，立功须是有德之功，立言须是有德之言。所以，“三不朽”归根结底是道德精神之不朽。
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由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而生。而主体是多层次的，有社会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不同的主体对客体的需求不一致，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也不一样。中国传统道德观首重社会主体的需求，因此强调“义以为上”。“义”指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维持社会正常活动秩序的。儒家提出重义轻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避免个人利益妨害社会的利益，认为社会群体的需要高于个体的需要。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甚至于必要时不惜以身殉道，牺牲个体利益以维护社会利益。
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指出人生价值实现的路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朱熹说的“八条目”，也是儒家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规划的八个步骤。人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指人尚未表现出来的内在品德、知识、能力等；品德、知识、能力见诸实践，从而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就表现为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必须转化为外在价值，才是一种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现实价值。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就是由内在价值转化为外在价值的过程。《大学》八条目中的前五条主要讲的是如何提高人的内在价值，后三条主要讲的是外在价值的表现。修、齐、治、平，就是由内向外推扩的过程，也是由内在价值向外在价值转化的过程。中国古代有抱负、有作为、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把修、齐、治、平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无一不是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终身追求的人生目标。这种追求，是中国社会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绝的重要原因。 三、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孟子的名言。忧患意识，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被看作是激励人生奋进不息的精神力量。
“人生愁恨何能免”。面对人世间的种种忧患，就主体的态度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我出发，又回归到自我。个人受到环境的压迫，天灾人祸带来了忧患不安、焦灼痛苦，为了使痛苦的心灵得到抚慰，或寻求感官的刺激，沉湎于醇酒美人、声色歌舞之中，醉生梦死，以麻痹自己的神经，忘掉忧患，求得暂时的解脱。或徜徉于山水，寄情于诗画，游心于玄理，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脱，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这种从自我到自我的人生态度，历史上典型的表现时期就是魏晋。“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是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另一种忧患则是从自我走向社会。主体所感到的忧患，既有外在环境对个体压迫造成的个人忧患，而更多的则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忧患。具有这种忧患的人，通常是一些具有丰富的知识修养、锐利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敏感气质的士人。他们的忧患，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的担忧，这种忧患不仅仅是凭感觉，更多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知识才能使他们能明于治乱之理，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高度的敏感和锐利的眼光，又使他们能见微知著，洞察隐患于未萌之时。除了高度的理性自觉以外，这种忧患意识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超越性。这种超越，首先是超越时代，其次是超越自我。
超越时代是忧患意识的显著特征。《周易·系辞下》引孔子的话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满足于今日之安乐，就可能导致日后之倾危；满足于保存现在之所得，就可能导致日后之灭亡；满足于日前之太平，就可能导致日后之祸乱。因此置身于安乐之中，就要考虑到倾危的可能；国家社稷虽存在，要考虑到灭亡的可能；处于太平之中，要考虑到祸乱的可能。这样才能保国全身。具有这种远见卓识亦即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才是“君子”。这种“君子”是国家民族的智慧和良心，他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一己之小我，而是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常常“盛世”而作“危言”。西汉贾谊生当史称“文景之治”时期，在汉初一片升平气象中，他看到了太平景象下的忧患，他多次上书言事，向汉文帝敲响了安不忘危的警钟。唐玄宗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又一个盛世，诗人杜甫在歌舞升平中敏锐觉察到唐皇朝已是危机四伏，安史之乱前，他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诗歌中表现出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切担忧。
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由于能见微知著，超越时代，因此也往往不被时人所认同。他们是先知先觉者，因而常常是孤独的；对现实危机的揭露，又给他们招来打击迫害，以致命运坎坷。因此，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往往都具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品格。他们为了国家社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对个人的进退出处无所萦怀，甚至置生死于度外。忧患和痛苦，不但没有使他们沉沦和颓丧，反而由此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成为激励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在克服忧患和痛苦中使生命的价值更加高扬，使人生更加自觉，人生目标更加坚定。
这种超越自我的忧患意识，以高度的理性认识为底蕴，以消除社会弊端为目的，与前一种从自我到自我的忧患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这种忧患意识才能使士人得以自我超越，自我净化。与此同时，由这种忧患意识所升发出来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经过长期积淀，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心理。“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知不可为而为之”等中华民族精神，都与忧患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赖有这些宝贵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才得以生存繁衍，历经曲折而不断发展。
四、人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理想人格的确立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都是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选择，就是通过比较而确定价值目标。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进行价值选择，以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面对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价值选择，对人生道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生目标的选择，对人生目标不同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如何选择理想人格，如何塑造理想人格，怎样去实现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有两种，一是现实价值，一是历史价值。
人的现实价值，是已经显现出来，并为社会所肯定的价值。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实际上是在进行优化选择，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出最优价值的东西，而判定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根据就是利益。花费的代价小而所获利益大，则价值高，反之则为价值低。人的实践活动总是趋利避害，不管主观上是否承认，人的行为目的总是在追求某种利益，追求自己认为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价值是一种关系概念，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因此，人不能仅仅在自身体现自己的价值，人的价值必须在他人身上和社会中得到体现。所以，人总是期望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肯定。而社会的肯定又总是通过社会对人的回报得到体现。为了追求现实价值，使社会及时肯定自己的贡献，古人很重视“不后于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即强调扶义俶傥之士，能立功名于当代，不后于时。这就是说，要抓住时机，不失机遇，及时显现自己的价值，立功名于当代。要让自己看到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看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所肯定。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能得到社会的肯定，这是很多人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而人除了自我价值外，还有社会价值。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一致时，人的价值就是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一致、背离社会价值时，就成为负价值。中国古代也有不少人只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顾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名利，可以不择手段。唐代奸相李林甫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高居相位19年，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保持功名富贵，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事，即使与国家、民族利益相冲突，也毫不犹豫地去干。而有些人则把实现自我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他们不甘于默默无闻、沉沦下位，因而积极进取，以图显于世而荣于身。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这种人则应当为历史所肯定。西汉初齐人刘敬在实现其人生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价值。司马迁评价其为：“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在他追求人生现实价值的过程中，体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历史价值，对于作为价值关系主体的人来说，是一种尚待肯定的价值，是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才能逐渐得到体现的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有时是统一的，这时候现实价值兼具历史价值。但现实价值与历史价值有时又相背离，追求历史价值的个体往往不能即时甚至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回报。这样的人生价值，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持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主体因而须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按儒家的说法，就是要具备“仁”。“仁”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心范畴和最高范畴，这种仁爱之心是道德的基础，也是行事的出发点和依据。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具备仁德的人，不仅要“己立”、“己达”，而且要使人“立”，使人“达”。就是说，不仅要独善其身，还要兼善他人，兼善天下，进而兼善万世。由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仁者就能坚持“义以为上”，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时，能放弃个人价值而追求社会价值。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也不以社会的回报为重要条件。因此，儒者认为，只有具备仁德，才能把追求历史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追求历史价值，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坚持气节。而坚持气节，往往要“舍生”。要持身清白，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来讲，常常不是一种现实性的个人价值，它的价值是一种对社会的价值，是一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显现的价值。坚持气节在某些情况下也具有现实价值，不过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历史价值。因为名节之士常常会遭到暂时的失败，甚至杀身以成名节，他们追求的目标往往不能及其身而见之，要在历史发展中才能逐渐显现出来。这种价值目标的追求，无一时之功利可言，但能“兼善万世”。这些坚持气节的仁人志士，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苏武持节不辱，文天祥慷慨就义，史可法誓死抗清等等。无数仁人志士的光辉事迹，千百年来在普通老百姓中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楷模。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民族气节，世代相传，经过提炼和升华，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