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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领导派我参加了“四清” 工作队,到大兴县的罗奇营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到这个村的工作队由6人组成:队长姓刘,是大兴县粮食局局长;副队长来自密云,是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姓张;一位队员老孙,是大兴县榆垡的干部;另一位队员是公安学校的学生小毕;再加上我和女六中的一位张大洪老师。
罗奇营印象
当时罗奇营大队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全大队共有144户,589口人;其中一队70户,二队74户;土地2698亩,适合种麦子、花生、玉米等。
在那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的8个月,使我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我和张大洪老师住在烈属杨大爷家,他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因为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敌人杀害了。儿媳改嫁后,留下孙子杨振国(小名磙子)与爷爷相依为命。
杨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农居:一间堂屋,中间供奉有关公神龛;另外有两个灶台,一口大水缸,还有锄头、背篓、水桶等什物;两间厢房,爷孙俩一间,我和张老师一间。
在当地老乡的言谈中,常常有“三人行必有我师”“锄禾日当午”等只言片语,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至深。
工作中,我和张老师负责整理村史。大兴县在解放前是敌我拉锯地区,斗争非常残酷。解放后,罗奇营村成立了大队,分了两个小队。一队管理比较差。比如,收花生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地里边收边吃,只要不拿回自己家就可以。结果,这一天“出工”人数大增,男女老少全出动,吃花生成了主要内容。有位老汉因為牙不好,干脆带了把钳子。二队管理就比较好。队长毕成龙苦口婆心多次向二队的社员讲:“大家不要吃啊!那花生可是咱们大家的。都吃光了,回头咱们分什么啊?”事实证明,二队越办越好,队里积累多,社员也分得多。
那时候农村生活还相当艰苦。有一个单身汉,虽然是劳动好手,但是家里连炕席都没有。有一户人家要断顿了,只好卖掉半间房,就是把正住的一间屋子的半边墙砖、木料拆下来卖掉;剩下的半间用席子挡一挡,一家人勉强栖身。
村人之间非常了解,哪个家庭上几代的事情,彼此都了如指掌。村子里的故事、典故非常多。很多人都有外号,比如一队的高队长叫“高瞪眼”,不论是开会讲话还是聊天,他总是爱瞪眼。还有一位村民,每次开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到——慢慢腾腾,腰里挂着大大小小的钥匙、挖耳勺、小葫芦……外号叫“万人后”。
这里虽然距北京城只有50公里,语言就很不一样,他们把水桶叫“勺”,把太阳落山叫“落阳”。有一次,我在会上要求大家对某个事情“琢磨琢磨”。结果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里的“琢磨”带点“黄色”,难登大雅之堂。
吃派饭
工作队天天吃派饭——轮流到各家去吃。各家经济情况不同,但都尽量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吃饭的时候,一般由男主人上桌,盘坐在炕上陪我们吃饭。等我们吃完,其他家人才能吃。
吃派饭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在吃饭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重要的情况,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外人”。
吃派饭要按规定交钱和粮票。老乡虽然十分好客,但是在那个时期,粮票不能不给。有一次我忘记了,吃了饭就走,这家的老大娘追出来,红着脸提醒我“带粮票没有”。
还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正喝着热气腾腾的粥,突然一只绿头苍蝇落到我的碗里。当时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把粥倒掉吧,绝对不可以,这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闭着眼喝下去吧,也下不了决心。正在这时,只见另一只苍蝇“嗡”地落进刘队长的碗里,只见他眼也不眨,飞速地用指头把苍蝇和周围的粥抓出来甩在地下。于是我“照方抓药”,也在几秒钟内完成了清除苍蝇工作。
堵决口
那年夏天雨水多,几天不停,有天一大早,工作队正在开会,就听见村里有人喊“决口子啦”。刘队长刚说:“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在屋里呆着……”话音未落,转业军人出身的张检察长,抄了把铁锹就冲了出去。我们跑到了决口处一看,水势凶猛,再不堵上,大片庄稼就要被淹。有个小伙子跳进水里,大家给他扔树枝、土块,但是根本不管用,一下子就被冲走了。有个老农说:“赶紧砍棵树扔进去,不然堵不上。”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七手八脚在村东头砍倒一棵大柳树,十几个人赶紧往回抬。最沉的地方是树根部分,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扛着,我们几个扛树干。我奇怪:十几个人抬一棵树,怎么会这么沉?回头一看,好几个人只是跟着跑,嘴里喊着“加油”,唉!
柳树扔进决口处,一会儿就堵住了。大家又跑到地里,排水抢救庄稼……
总之,在农村搞“社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农村、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责 编 再 澜)
罗奇营印象
当时罗奇营大队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全大队共有144户,589口人;其中一队70户,二队74户;土地2698亩,适合种麦子、花生、玉米等。
在那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的8个月,使我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我和张大洪老师住在烈属杨大爷家,他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因为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敌人杀害了。儿媳改嫁后,留下孙子杨振国(小名磙子)与爷爷相依为命。
杨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农居:一间堂屋,中间供奉有关公神龛;另外有两个灶台,一口大水缸,还有锄头、背篓、水桶等什物;两间厢房,爷孙俩一间,我和张老师一间。
在当地老乡的言谈中,常常有“三人行必有我师”“锄禾日当午”等只言片语,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至深。
工作中,我和张老师负责整理村史。大兴县在解放前是敌我拉锯地区,斗争非常残酷。解放后,罗奇营村成立了大队,分了两个小队。一队管理比较差。比如,收花生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地里边收边吃,只要不拿回自己家就可以。结果,这一天“出工”人数大增,男女老少全出动,吃花生成了主要内容。有位老汉因為牙不好,干脆带了把钳子。二队管理就比较好。队长毕成龙苦口婆心多次向二队的社员讲:“大家不要吃啊!那花生可是咱们大家的。都吃光了,回头咱们分什么啊?”事实证明,二队越办越好,队里积累多,社员也分得多。
那时候农村生活还相当艰苦。有一个单身汉,虽然是劳动好手,但是家里连炕席都没有。有一户人家要断顿了,只好卖掉半间房,就是把正住的一间屋子的半边墙砖、木料拆下来卖掉;剩下的半间用席子挡一挡,一家人勉强栖身。
村人之间非常了解,哪个家庭上几代的事情,彼此都了如指掌。村子里的故事、典故非常多。很多人都有外号,比如一队的高队长叫“高瞪眼”,不论是开会讲话还是聊天,他总是爱瞪眼。还有一位村民,每次开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到——慢慢腾腾,腰里挂着大大小小的钥匙、挖耳勺、小葫芦……外号叫“万人后”。
这里虽然距北京城只有50公里,语言就很不一样,他们把水桶叫“勺”,把太阳落山叫“落阳”。有一次,我在会上要求大家对某个事情“琢磨琢磨”。结果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里的“琢磨”带点“黄色”,难登大雅之堂。
吃派饭
工作队天天吃派饭——轮流到各家去吃。各家经济情况不同,但都尽量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吃饭的时候,一般由男主人上桌,盘坐在炕上陪我们吃饭。等我们吃完,其他家人才能吃。
吃派饭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在吃饭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重要的情况,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外人”。
吃派饭要按规定交钱和粮票。老乡虽然十分好客,但是在那个时期,粮票不能不给。有一次我忘记了,吃了饭就走,这家的老大娘追出来,红着脸提醒我“带粮票没有”。
还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正喝着热气腾腾的粥,突然一只绿头苍蝇落到我的碗里。当时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把粥倒掉吧,绝对不可以,这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闭着眼喝下去吧,也下不了决心。正在这时,只见另一只苍蝇“嗡”地落进刘队长的碗里,只见他眼也不眨,飞速地用指头把苍蝇和周围的粥抓出来甩在地下。于是我“照方抓药”,也在几秒钟内完成了清除苍蝇工作。
堵决口
那年夏天雨水多,几天不停,有天一大早,工作队正在开会,就听见村里有人喊“决口子啦”。刘队长刚说:“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在屋里呆着……”话音未落,转业军人出身的张检察长,抄了把铁锹就冲了出去。我们跑到了决口处一看,水势凶猛,再不堵上,大片庄稼就要被淹。有个小伙子跳进水里,大家给他扔树枝、土块,但是根本不管用,一下子就被冲走了。有个老农说:“赶紧砍棵树扔进去,不然堵不上。”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七手八脚在村东头砍倒一棵大柳树,十几个人赶紧往回抬。最沉的地方是树根部分,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扛着,我们几个扛树干。我奇怪:十几个人抬一棵树,怎么会这么沉?回头一看,好几个人只是跟着跑,嘴里喊着“加油”,唉!
柳树扔进决口处,一会儿就堵住了。大家又跑到地里,排水抢救庄稼……
总之,在农村搞“社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农村、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责 编 再 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