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领导派我参加了“四清” 工作队，到大兴县的罗奇营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到这个村的工作队由6人组成：队长姓刘，是大兴县粮食局局长;副队长来自密云，是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姓张;一位队员老孙，是大兴县榆垡的干部;另一位队员是公安学校的学生小毕;再加上我和女六中的一位张大洪老师。
　　罗奇营印象
　　当时罗奇营大队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全大队共有144户，589口人;其中一队70户，二队74户;土地2698亩，适合种麦子、花生、玉米等。
　　在那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的8个月，使我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我和张大洪老师住在烈属杨大爷家，他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因为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敌人杀害了。儿媳改嫁后，留下孙子杨振国（小名磙子）与爷爷相依为命。
　　杨大爷家是一个典型的农居：一间堂屋，中间供奉有关公神龛;另外有两个灶台，一口大水缸，还有锄头、背篓、水桶等什物;两间厢房，爷孙俩一间，我和张老师一间。
　　在当地老乡的言谈中，常常有“三人行必有我师”“锄禾日当午”等只言片语，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至深。
　　工作中，我和张老师负责整理村史。大兴县在解放前是敌我拉锯地区，斗争非常残酷。解放后，罗奇营村成立了大队，分了两个小队。一队管理比较差。比如，收花生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地里边收边吃，只要不拿回自己家就可以。结果，这一天“出工”人数大增，男女老少全出动，吃花生成了主要内容。有位老汉因為牙不好，干脆带了把钳子。二队管理就比较好。队长毕成龙苦口婆心多次向二队的社员讲：“大家不要吃啊！那花生可是咱们大家的。都吃光了，回头咱们分什么啊？”事实证明，二队越办越好，队里积累多，社员也分得多。
　　那时候农村生活还相当艰苦。有一个单身汉，虽然是劳动好手，但是家里连炕席都没有。有一户人家要断顿了，只好卖掉半间房，就是把正住的一间屋子的半边墙砖、木料拆下来卖掉;剩下的半间用席子挡一挡，一家人勉强栖身。
　　村人之间非常了解，哪个家庭上几代的事情，彼此都了如指掌。村子里的故事、典故非常多。很多人都有外号，比如一队的高队长叫“高瞪眼”，不论是开会讲话还是聊天，他总是爱瞪眼。还有一位村民，每次开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到——慢慢腾腾，腰里挂着大大小小的钥匙、挖耳勺、小葫芦……外号叫“万人后”。
　　这里虽然距北京城只有50公里，语言就很不一样，他们把水桶叫“勺”，把太阳落山叫“落阳”。有一次，我在会上要求大家对某个事情“琢磨琢磨”。结果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后来才知道，他们这里的“琢磨”带点“黄色”，难登大雅之堂。
　　吃派饭
　　工作队天天吃派饭——轮流到各家去吃。各家经济情况不同，但都尽量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吃饭的时候，一般由男主人上桌，盘坐在炕上陪我们吃饭。等我们吃完，其他家人才能吃。
　　吃派饭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在吃饭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重要的情况，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外人”。
　　吃派饭要按规定交钱和粮票。老乡虽然十分好客，但是在那个时期，粮票不能不给。有一次我忘记了，吃了饭就走，这家的老大娘追出来，红着脸提醒我“带粮票没有”。
　　还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正喝着热气腾腾的粥，突然一只绿头苍蝇落到我的碗里。当时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把粥倒掉吧，绝对不可以，这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闭着眼喝下去吧，也下不了决心。正在这时，只见另一只苍蝇“嗡”地落进刘队长的碗里，只见他眼也不眨，飞速地用指头把苍蝇和周围的粥抓出来甩在地下。于是我“照方抓药”，也在几秒钟内完成了清除苍蝇工作。
　　堵决口
　　那年夏天雨水多，几天不停，有天一大早，工作队正在开会，就听见村里有人喊“决口子啦”。刘队长刚说：“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在屋里呆着……”话音未落，转业军人出身的张检察长，抄了把铁锹就冲了出去。我们跑到了决口处一看，水势凶猛，再不堵上，大片庄稼就要被淹。有个小伙子跳进水里，大家给他扔树枝、土块，但是根本不管用，一下子就被冲走了。有个老农说：“赶紧砍棵树扔进去，不然堵不上。”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七手八脚在村东头砍倒一棵大柳树，十几个人赶紧往回抬。最沉的地方是树根部分，由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扛着，我们几个扛树干。我奇怪：十几个人抬一棵树，怎么会这么沉？回头一看，好几个人只是跟着跑，嘴里喊着“加油”，唉！
　　柳树扔进决口处，一会儿就堵住了。大家又跑到地里，排水抢救庄稼……
　　总之，在农村搞“社教”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农村、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责 编 再 澜）